�17位，绝对是个巨大的成就。
事实上，前50名军事家中，只有袁晨皓一个人是在2035年登上国际舞台的。与他一起登上国际舞台，后来在五角大楼主持美军发展规划工作的史塔克仅仅排在第73位。按照《时代周刊》在评价各领域前20位名人时用的评语来说，除了协助裴承毅打赢影响与改变了17亿印度人命运的印度战争之外，袁晨皓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担任南亚战区参谋长与司令官期间，指挥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军事行动，为共和国称霸印度洋、进军中东地区、登陆非洲大陆打下了坚实基础。不管这番评论是否带有美国新闻媒体常有的偏见，袁晨皓在担任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期间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
当然，裴承毅也很关心这个老部下与好朋友。
离开北京的时候，裴承毅专门找刘晓宾索要了与袁晨皓有关的资料，以及这些年来南亚战区内的军事行动与军事部署资料。
在裴承毅的认识中，袁晨皓首先是个战术天才。
事实上，袁晨皓第一次崭露头角，就是在日本战争期间，破天荒的提出用还处于测试阶段的电磁炮对日本进行战略打击。虽然一些鲁莽举动差点葬送了他的前程，但是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异想天开的提议最终让他得到了项铤辉的重视与重用。准确的说，是在他把设想变成了现实之后，才得到了项铤辉的认可。由此看得出来，除了是战术天才之外，袁晨皓还是擅长把设想变成行动的实干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两种才能，让袁晨皓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不得不说，日本战争之后，袁晨皓时来运转，运气之神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因为军队内部斗争，裴承毅在日本战争之后离开总参谋部，先是去进修深造，然后去了巴基斯坦，导致项铤辉的身边缺少一个能够替他分忧解难的能人。就在这个时候，项铤辉想到了袁晨皓，并且给了他一次试用的机会。当时，项铤辉没有选择其他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的高级参谋、也没有选择裴承毅那样的年轻将领，与军队内部的斗争有很大关系。袁晨皓被贬到基层部队的遭遇，让他不容易受到别人的攻讦。更重要的是，袁晨皓足够年轻，不但对了项铤辉积极提拔年轻军官的胃口，还很容易让人把他跟当年的裴承毅联系起来。如此一来，不但项铤辉给了他机会，总参谋部的人员也多少会给他一点面子。不管怎么说，谁也不想得罪一个有可能取得与裴承毅同等成就的年轻军官。
真正让袁晨皓坐上晋升火箭的还是裴承毅，或者说是印度战争。
战争爆发前，裴承毅就以安排袁晨皓为前线副总指挥为名，替他争取到了一次额外晋升的机会。虽然还是上校军官，但是这次不加星的晋升、也就是上校级别认定（以往是评定为一级上校，而在袁晨皓晋升的时候，他已经是一级上校了，所以等同于获得优先晋升的资格），为后面连跳两级直接晋升为陆军少将打下了基础。
当上战区副总指挥后，袁晨皓的表现完全对得起裴承毅的赏识。
战争结果不用多言，战后裴承毅顺利成为了共和国建国之后最年轻的陆军上将，而袁晨皓也破格连升两级，成为了共和国建国之后第二年轻的陆军少将。
虽然没有能够打破裴承毅创下的最年轻陆军少将的纪录，但是这次破格晋升让袁晨皓离飞黄腾达只差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次破格晋升，让袁晨皓拥有了掌管南亚战区的可能性，因为按照第三次军事改革定下的槌矩，战区司令官最低为中将、而战区参谋长最低为少将。如果袁晨皓没能连升两极，最多就是个陆军准将，也就不可能成为战区参谋长了。
当然，运气只是一部分，没有足够的能力，就算有运气，也是白搭。
到了南亚战区之后，袁晨皓获得了更多的展示战术才华的机会，同时也获得了展现战略才能的机会。
在2037年之前，袁晨皓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击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盗。
当时，在他的安排下，共和国海军特遣舰队与总参直属特种部队联合行动，在不到一个月之内，端掉了盘踞在索马里与也门的上百个海盗据点，抓获了数百名海盗头目，并且获得了一大批某国暗中支持海盗的证据。正是如此，当共和国在2037年底提出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索马里，帮助索马里恢复局势，以及2038年底，在安理会上提出向也门派遣维和部队，并且赋予维和部队对付当地海盗组织的提议才没有遭到否决。虽然出兵索马里的行动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也门的维和行动也进行得异常艰难，但是从整个战略上讲，这两步棋的意义非同凡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兰德斯上台之后，迫不及待的想在中东地区有所作为，改变日益对美国不利的局面，与共和国控制了索马里与也门也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等于切断了美国从地中海进入阿拉伯海的通道，也等于让美国控制下的厄立特里亚与吉布提处于四面被围的窘境。如果算上也门对北面的沙特、东面的阿曼产生的影响，美国当局更得考虑共和国布下这两颗棋的战略意图。
看到军情局提供的资料前，裴承毅还以为这两次行动是由李存勋或者林啸雷授权，与袁晨皓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提出进军索马里与也门的就是喜晨皓，而且在2037年9月份就提交了第一份相关的作战计划。因为是比较完善的作战计划，考虑到制订作战计划需要的时间，所以袁晨皓很有可能是在成为战区司令官之前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并且着手进行了初期工作。也就是说，袁晨皓在没有他人影响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在战略上做出了准确判断。
这个认识让裴承毅的心情变得有点复杂。
如果他的推断没有错，那么在2037年7月，也就是袁晨皓回国参加王元庆离任前的高层会议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想法，甚至有可能向王元庆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得到了王元庆与李存勋等人的支持，从而为他后来实现该想法打下了基础。问题是，当时袁晨皓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裴承毅，也就是说，他把裴承毅挡在了外面。
不管袁晨皓的动机如何，裴承毅不得不承认，人心隔肚皮。
当然，裴承毅并没有因此而怀恨，或者妒嫉，作为新时代的军人，裴承毅在很多事情上都非常想得开。不管怎么说，军人首先是人，只有做好了本质上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优秀军人。自私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只要是人就有自私的想法，再说了，在通往陆军上将的道路上，裴承毅也有过自私之举。衡量一个军人的自私举动是好是坏，不是看他有没有向上级敞开心扉，而是看他的举动有没有违背军人的天职，有没有因此对国家造成影响，有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
显然，袁晨皓的自私举动并没造成以上三种危害。
对于裴承毅来说，在到达瓜达尔港之前，他要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
事实上，袁晨皓已经不是他当年的部下，而是与他有着共同目标的战友。
卷十二 大战前奏 第30章 战略要地
来到瓜达尔港，裴承毅的第一感受就是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化。
40多年前，瓜达尔港还是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个非常不起眼、在很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渔村，因为距离伊朗仅有70多千米，距离霍尔木兹海峡也只有大约400千米，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早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前，巴基斯坦就决定把瓜达尔港建成海军基地。受第二次印巴战争、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缓慢等因素影响，直到20世纪末，瓜达尔港仍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
直到21世纪的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共和国以提供资金、共同使用的方式参与建设工作，巴基斯坦才正式决定将瓜达尔港建设成海军基地。2002年初，共和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共同主持了瓜达尔港一期工程的开工典礼，从此开始，瓜达尔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瓜达尔港的建设工作并不顺利，到2015年的时候，第三期工程还未完工。导致工程进展缓慢的原因非常复杂，比如巴基斯坦政局动荡、地区局势发生变化、地方势力介入、当地民众反对等等。这其中，穆沙拉夫下台就导致工程进度至少推迟3年，美国先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均使建设工作受到影响，当地的族长、长老则担心一个崭新的瓜达尔港会将他们排挤出权力机构、甚至导致外来势力控制该地区，除了受到族长与长老教唆，当地民众还担心会因此丢掉赖以为生的工作。
总的说来，瓜达尔港带来的问题非常复杂。
虽然10多年间，共和国当局为了解决工程进度缓慢的问题，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在分包工程项目的时候优先考虑当地人。因为当地渔民大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共和国还安排专业工程人员对其进行培“用瓜达尔港建设工程的共和国总工程师的话来说：世界上没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即输出资金，又无偿提供技术，瓜达尔港建设项目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针对这一问题，巴基斯坦当局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向当地族长与长老做出郑重承诺，绝不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直到2015年，也就是第四次印巴战争之后，瓜达尔港的建设工作才出现转机。
众所周知，让共和国卷入第四次印巴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印度海军的西部舰队出动战斗机轰炸了瓜达尔港，导致数十名共和国工程人员伤亡。在这次轰炸中，还有上百名当地工程人员伤亡。当时巴基斯坦安全部门逮捕了一批涉嫌为印度提供军事情报的当地人，其中就有几个以往反对修建海军基地的部族成员。虽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但是根据共和国在第四次印巴战争结束20年后陆续解密的一些资料，巴基斯坦当局很有可能借此让那些反对修建海军基地的当地人闭上了嘴。
事实上，第四次印巴战争的最大贡献就是证明了瓜达尔港的重要性。
当时，共和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打不过印度，而是如何打败印度。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把共和国军队的战斗力发挥出来。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后勤保障问题。为了向巴基斯坦部署战术航空兵与支援航空兵，共和国当局动用上万台军用车辆，昼夜不停的奔波在喀什到伊斯兰堡的公路线上。共和国海军的特遣舰队夺取制海权后，海运取代陆运、船队取代车队。问题是，卡拉奇港的吞吐能力无法满足战时要求。为了确保海上运输线畅通无阻，让船队优先进港，在阿拉伯海活动的特遣舰队不得不依靠从本土赶来的远洋综合补给舰，而不能前往近在咫尺的卡拉奇港获取补给。从某和意义上讲，纪佑国没有趁机收复被印度霸占了数十年的藏南地区，而是把这个历史重任留到15年之后，由王元庆出手解决，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后勤保障能力支撑不起一场全面战争。
因为第四次印巴战争并未彻底消除印度的战略威胁，所以战后共和国与巴基斯坦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并且加大了军事合作的范围、提高了军事合作的深度，并且按照轻重缓急、对两国间的数百项军事合作项目排了个顺序。在重要的战略工程中，瓜达尔港工程建设列在第二位，仅次于修建喀伊战略铁路。
当时，裴承毅刚刚从年校毕业，在总参谋部工作了不到一年。
虽然受所学专业的影响，裴承毅没有像其他几位跟他一起进入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那样，获得前往瓜达尔港考察的机会（这些年轻军官后来都成为了总参谋部后勤装备处的高级参谋，部分还成为了将军），但是按照总参谋部的规矩，新到的参谋将花一年的时间熟悉各个部门的情况，裴承毅也因此参与了瓜达尔港的规划工作。准确的说，是有幸接触到了瓜达尔港的规划蓝图。因为以他当时的级别，根本不可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再加上他学的不是后勤类专业，连提意见的资格都没有。
毋庸置疑，瓜达尔港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共和国与巴基斯坦共用的综合型海军基地。
所谓综合型海军基地，就是具有“大本营”的性质，包含供舰队停靠的深水良港（包括配套的码头、仓库、岸上营地、通信指挥中心、情报中心等），供舰载航空兵驻扎的大型航空站（往往也是远程巡逻机的基地与空运基地），供陆战队或者远征部队驻扎的营地（包括配套的兵营、仓库、训练场地、交通站、通信中心等），专门提供给潜艇的洞库（因为很少有国家将战略核潜艇部署在海外，所以不需要具备支持战略核潜艇的能力，但是必须拥有支持攻击核潜艇的能力），连接各处军事设施与军事基地的地面交通系统（主要是货运铁路线与高等级公路网），以及各种配套设施。
由此可见，在21世纪初进行建设规划的时候，瓜达尔港的规模就异常惊人。
正是如此，瓜达尔港的建设才如此引人瞩目，并且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如此多的阻力。
半岛战争结束后不久，已经升任陆军少将的裴承毅曾经去过瓜达尔港一次，虽然只在那边呆了不到两天，但是瓜达尔港还是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时，第四期工程已经完成，整个军事基地群已经初具规模。根据巴基斯坦当局在当时公布的相关消息：第四期工程结束后，瓜达尔海军综合基地下设的瓜达尔军港、瓜达尔潜艇基地、吉吉海军航空站、伯尼斯陆战队兵营与吉沃尼战略情报站均以投入使用，形成了以瓜达尔军港为核心、东西横跨150千米、南北纵跨100千米、各营地与设施占地总面积超过5万亩、南亚地区最为庞大的海陆空联合军事基地群。
与最初的规划相比，当时的瓜达尔港已经大大超标了。
问题是，建设工作并没就此结束。
裴承毅参加的考察团提供的考察报告对瓜达尔港的重要性做了阐述，并且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做了详细说明。作为报告的起草者之一，裴承毅明确提出，瓜达尔港的交通设施仍然有待完善。
非常凑巧的是，当时已经掌权的王元庆非常重视南亚地区。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王元庆高度重视南亚地区，正是为后来的印度战争做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元庆最想打的不是日本战争，而是印度战争，因为半岛战争结束后，赵润东就提出了“日本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并且以此为由发起了第二次军事改革，在短短数年间把日本逼上了绝路，让日本战争变成了不得不打的战争，结果是王元庆上台后，不得不完成赵润东没有完成的工作。
受到王元庆的高度重视，等于为瓜达尔港扩建开了绿灯。
在众多扩建项目中，最引人瞩目的无非是从俾路支省首府奎达与信德省首府卡拉奇到瓜达尔港的两条双向铁路。因为这两条铁路不在最初规划之中（实际上，当时规划了从奎达到瓜达尔港的铁路，只不过是一条年运输能力仅有1000万吨的单线铁路），所以在共和国提出扩建计划之后，巴基斯坦当局并不买账。经过数年谈判，巴基斯坦最终同意修建这两条铁路，只是由共和国承担全部费用，并且补偿沿途民众的损失。
可以说，如果不是日本战争迅速结束，共和国的战争开支远低于预期，以及王元庆正在积极谋划收复藏南地区的军事行动，甚至已经开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