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绝对是关键性的一步。
虽然当时几乎所有西方新闻媒体都认为这是共和国当局在作祟，萨纳德与吉拉瓦尼不可能把至关重要的军事力量交给一个不太可靠的联合机构。因为叙利亚与伊拉克都有一段不太光彩的历史，所以两位总统更不可能轻易放下军事大权。甚至有部分西方新闻媒体借此机会挖苦讽刺共和国，认为共和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会以惨败告终。但是不到1年，西方新闻媒体的猜测就再次被证明完全不靠谱。
2045年11月，“叙伊联合总参谋部”在大马士革成立。
更重要的是，叙利亚与伊拉克两国政府还在这个时候就成立“联合国防部”的事情进行正式谈判。
毫无疑问，成立“联合国防部”的难度比“联合总参谋部”大得多。
不管土么说，“总参谋部”属于军事指挥机构，在和平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战争做准备，主要价值体现在战争时期或者战争行动中。也就是说，“总参谋部”实际上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机构，而不是政府相构。“国防部”就不一样了，作为军队的直接管理者，“国防部”不但是军事机构，也是政府机构。更重要的是，“国防部”直接管理军费预算，以及军队的人事工作，所以国防部有很大的权力。
问题就在这，“联合国防部”的经费与人事问题如何解决？
相对而言，人事问题还比较好解决，只需要在联合部门的人事设置上取得平衡，而两国军队的具体人事管理各自处理就行了。
关键还是经费问题。
国防预算与一个国家的财政预算有直接关系，而财政预算由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能力决定的。虽然叙利亚与伊拉克的经济水平旗鼓相当，但是两国的预算水平与预算开支都有很大的差别，自然难以在国防预算上取得一致。更重要的是，政府只负责花掉预算，而预算的审批权在国会手里，两国总统再积极，也只能代表政府，不能代表国会。如果国会不肯在预算问题上妥协，两国就别想成立“联合国防部”。
当然，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事实上，现成的办法就有很多，比如欧盟当初发行欧元的时候，推行的统一财政政策就是个比较靠谱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对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财政收入水平、与国防开支在财政开支做所占的比例做硬性规定，只能在某个区间内浮动。问题是，这个解决办法存在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2国间的合作没有谁主导谁的问题，而是相对的平等合作，因此两国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需要一个第三方担保国。说简单一点，就是叙利亚或者伊拉克违约之后，由谁来承担责任，以及由谁来惩戒违约国。
显然，这就是共和国扮演的角色。
换个角度看，萨纳德与吉拉瓦尼在北京宣布该消息，就是希望得到共和国的支持，或者说，两人就是在共和国的安排下才在北京宣布这个消息的。
2046年3月份，叙利亚与伊拉克就成立“联合国防部”的谈判取得重大突破。
当时，困扰双方的主要问题就是针对国防预算在财政预算中的比重，以及财政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的立法工作在两国的国会都遇到了麻烦，直到伊拉克国会批准了由伊拉克政府提交的相关法案，才算迈过了这道障碍。
2个月后，“联合国国防部”在巴格达开始“空转”。
当年年底，在人事安排问题的谈判结束之后，“叙伊联合国防部”的成立工作进入倒计时阶段。
2047年1月7日，“叙伊联合国防部”在巴格达正式宣告成立。
虽然两国军事力量的整合工作到2048年底才结束，但是在“联合总参谋部”与“联合国防部”相继成立之后，两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走到了一起。
更重要的是，两国的军事力量有一个现成的训练场地：库尔德斯坦。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积极支持叙利亚与伊拉克整合军事力量，与解决库尔德人问题也有关系。
中东战争后，按照停战协议规定，共和国在10年之内不会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即便在10年之后，也只能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库尔德斯坦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停战协议中说得非常明确，只有绝大多数（75％）的库尔德人赞成独立建国的情况下，才能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国家。因为美国当局不肯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所以共和国只能做出让步。
换句话说，美国在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就已经是最大限度的让步了。
因为共和国与伊朗的关系开始倒退，所以在库尔德斯坦的占领工作上，共和国当局更加希望由叙利亚与伊拉克承担重任。更重要的是，共和国不可能仿照当年对付印度的办法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划分出几块占领区，毕竟该地区的常住居民就只有库尔德人，没有理由把库尔德斯坦分成好几块。也就是说，占领工作必须由多国部队负责，让多国部队联合行动肯定是件麻烦事。
正是如此，到2047年的时候，共和国仍然在库尔德斯坦地区驻扎了一支2万人左右的部队，负责维护占领区的稳定工作。
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也在该地区部署了几万部队，其中又以伊朗与伊拉克国防军为主。为了打压伊朗，共和国肯定要在库尔德斯坦的占领问题上做手脚，也就得让伊拉克出更多的力气，让伊朗逐渐从该地区撤军。问题是，伊拉克的国力并不强大，不可能派遣太多的部队。因为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并不多，所以叙利亚当局一直没有理由向库尔德斯坦地区部署更多的部队，没有理由，就无法说服国会，也就无法向库尔德斯坦地区增兵。
随着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国防力量走向统一，叙利亚当局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向库尔德斯坦地区增兵。叙利亚国会批准了成立“联合总参谋部”与“联合国防部”的相关法案后，叙利亚当局甚至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就能向库尔德斯坦地区增派部队。
当然，从中获益的不仅是共和国。
对走向统一的两支军队来说，最需要的就是磨合，而最佳的磨合方式就是一同执行军事任务。更重要的是，作为两国军事合作的直接推动者，共和国将为两国军队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的作战行动提供包括物资在内的各种支持。不是共和国当局慷慨大方，而是共和国不能逃避责任。按照停战协议，共和国才是库尔德斯坦地区稳定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国，在10年的占领期结束前，共和国都得承担起该地区的安全工作。虽然停战协议没有规定共和国以什么方式来履行职责与义务，但是共和国也不可能借此机会摆脱责任，毕竟维持一支占领军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且需要耗费巨额经费。
万幸的是，叙利亚军队与伊拉克军队的境外部署费用均远远低于共和国军队。
根据共和国国防部在2048年初公布的国防蓝皮书，在库尔德斯坦地区支持一支10万人的叙伊联军的费用只相当于共和国陆军一支2万人的战斗单位。
也就是说，共和国可以用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
同样的，叙利亚与伊拉克当局都不需要为境外军事部署的费用发愁。
随着叙利亚与伊拉克军事力量逐步走向统一，阿拉伯世界的“向心力”开始形成。虽然在2047年的时候，叙利亚与伊拉克仍然只能算得上是阿拉伯国家中的中游水平，两国加起来都比不上埃及，但是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联合安全模式已经显现效果，并且得到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重视与支持。比如在2047年6月份，苏丹总统在访问巴格达的时候就表示，苏丹对“联合总参谋部”与“联合国防部”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有更多了解，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与叙利亚、伊拉克进行相关谈判。
因为从一开始“联合机构”就被设置为开放式，欢迎符合条件的国家加入进来，形成多方联合机构，所以苏丹的声音很快就得到了答复，伊拉克与叙利亚总统先后表示，只要苏丹得到了几个硬指标，伊拉克与叙利亚就欢迎苏丹入盟。
随着苏丹表态，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逐渐表达出了兴趣。
虽然真正愿意入盟的阿拉伯国家并不多，而且真正积极的没有几个，但是这种追求时尚般的行动很快就成了一股潮流，对众多阿拉伯国家、乃至周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防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别的不说，在2047年底之前，一向亲美的约旦与阿联酋就在两笔军火交易上选择了共和国的武器装备。
毋庸置疑，受影响最大的肯定是以色列。
早在2045年底，也就是“叙伊联合总参谋部”成立后不久，以色列就差点对叙利亚发动突然袭击。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一个叙利亚的威胁已经够大了，而一个与伊拉克合并的叙利亚肯定构成了致命威胁。如果不是中东战争的余波还没消散，勉强赢得连任的兰德斯无心关注中东局势的话，恐怕中东早就沸腾了。
事实上，美国的日子也不好过。
阿拉伯世界走向统一，对美国绝对没有任何好处。用CNN的话来说，不管最终控制中东地区的是共和国，还是一个新成立的阿拉伯国家，反正不会是美国，而在这轮斗争中受害的肯定是美国。
问题是，美国当局根本无法关注中东局势！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13章 政治风暴
2044年，美国迎来新的大选。虽然外界普遍预测，共和党将输掉大选，早已摩拳擦掌的民主党将再次入主白宫，并且在同期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大获全胜，但是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兰德斯以不到1％的优势胜出，共和党在众议院保住了微弱多数席位，只是在参议院成为少数党。
这次选举，多少可以用“戏剧”来形容。
选举开始前，共和党一如既往的在安全问题上做文章，主张以赤字开支的方式来扩大国防投入，确保美国的全球利益。虽然美国在中东战争中吃了亏，国家实力远不如前，但是在中美冷战的大背景下，共和党的“安全牌”很有市场。根据一些民间机构的调查，如果民主党仍然在经济上做文章，不能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强硬立场，满足选民的胃口，那么民主党很有可能输掉大选。事实上，民主党在进行竞选准备的时候就将经济问题放在了一边，跟共和党一样，将国家安全与国家影响力当成主要竞选口号。因为采取了正确措施，比如推选的总统候选人是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担任过联军最高司令的彼得雷乌斯将军，搭档则是当年在韦斯特伍德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布鲁德林，竞选团队中还有杜奇威、内维德、科波菲尔、谢斯菲尔德等民主党的知名政治家，所以民主党在大选开始前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70％，最低的时候也在60％以上。在美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党在大选前拥有70％民意支持率的情况下输掉过大选。
在2044年初，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民主党赢得大选需要的只是时间。
2044年3月底，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的“夜间新闻”节目披露了一条消息，民主党推举的副总统候选人布鲁德林在年轻的时候逃避兵役，并且在韦斯特伍德执政期间，为党派利益砍掉了数个军事装备项目，对美国的军事实力与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隐患，并且是美国在随后的多次战争中无所作为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候，选举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接下来的大约1个月内，虽然布鲁德林证实了当年不是逃避兵役，而是其天生患有脊柱侧曲，无法像正常人那样服兵役，但是在到国会作证的时候，布鲁德林无法解释他在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为什么要越权操控国防部的军事装备发展项目，并且在没有得到总统许可的情况下裁减项目经费。
问题是，这还没有了结。
5月初，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再次在“夜间新闻”中爆料，彼得雷乌斯在担任驻伊联军与驻阿联军最高司令官期间，涉嫌收取伊拉克与阿富汗临时政府提供的好处，并且让美军与联军官兵承担了不必要的战斗风险。
与针对布鲁德林的指控相比，如果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披露的消息属实，彼得雷乌斯不但不可能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选，还很有可能被移交给军事法庭，并且在牢狱中度过余生。
当然，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不是法院，新闻报道也不是刑事判决。
虽然在5月底的国会听证会上，彼得雷乌斯证明了他没有从伊拉克与阿富汗临时政府收受好处，只是在任职期间接受了两国总统的私人馈赠，因为收受的礼物价值均在100美元以下，所彼得雷乌斯没有在回国述职的时候汇报这一情况，按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彼得雷乌斯也不需要汇报相关情况。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违反美军的规定，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是在造谣。听证会后，彼得雷乌斯就委托一名民主党律师，以诽谤的罪名起诉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但是在听证会上，彼得雷乌斯并没有能够合理解释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提到的那几次导致联军上百名军人伤亡的作战行动，也就是无法证明他在担任联军最高司令官的时候，没有做出违反美国利益的事情来。
问题就在这里。
虽然按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彼得雷乌斯不需要为他在担任联军司令官的时候所做出的军事决策向除了总统之外的任何人做出解释，国会也不例外，因此就算彼得雷乌斯无法在国会听证会上给出能让国会议员感到满意的答复，也不会受到惩戒。但是国会听证会本身就不是法律审判，更多的是让彼得雷乌斯对其过往的行为进行解释。也就是说，彼得雷乌斯如果无法在听证会上给出答案，就无法得到选民的支持。
从这件事情就能看出美国政局有多么混乱。
要知道，当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正是共和党总统小布什，而且任命彼得雷乌斯为驻伊联军最高司令官的也是小布什总统。虽然彼得雷乌斯不是共和党人，但是共和党在这些事情上做文章，完全可以用“不要脸”来形容。
问题是，美国的选民不会在乎这些。
不管怎么说，小布什之后住进白宫的是民主党总统，而且让彼得雷乌斯去阿富汗救急的也是民主党总统。
虽然在国会听证会后，民主党竭力反击，开始揭共和党的伤痕，比如当年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而由布什家族控制的石油企业、以及与布什家族有关的能源企业从中获得了难以估量的好处，但是美国选民是向前看的，很少有人会追述历史，只要彼德雷乌斯无法证明他没有因为个人问题让联军官兵去送死，民主党就很难让选民相信，这位曾经的联军总司令能率领美国战胜更多的敌人。
正是如此，大选开始前2个月，民主党的支持率急剧下滑。
虽然民主党在大选开始前的绝地反击赢回了一些支持，但是在投票的时候，仍然有不少“骑墙派”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兰德斯。结果就是，兰德斯仅以271张选举人票当选（美国大选是间接选举，50个州与华盛顿特区总共有538张选举人票，只要获得半数以上的选举人票就能当选），而在近4亿张有效选票中，兰德斯只获得了大约49。7％的选票，与小布什在2000年的大选中的情况一样，成为没有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当选总统。
这场大选，在美国的历史上绝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共和党来说，赢了大选，不等于赢了一切。因为在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