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战争计划相比，战争准备计划更加注重“非军事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所谓的“非军事因素”，专门指那些能够影响战争进程，甚至能够决定战争结果的社会因素，比如经济状况、工业实力、民心民意、文化因素等等。虽然袁晨皓在担任战区司令期间，有足够多的机会接触到“非军事因素”，甚至在某些时候需要顶替政府官员处理涉外事件，但是作为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袁晨皓没有权力插手行政事务。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工作，袁晨皓必须注意影响，不像在战区司令部那样随心所欲。如此一来，在制订战争准备计划的时候，袁晨皓就会受到很多制约。
可以说，这就是袁晨皓为什么要求获得“绝对权”的根本原因。
裴承毅离开后，袁晨皓就召集作战处的主要参谋，开了一个简短会议，介绍了相关情况，并且让参谋做好长期加班的思想准备。
实际上，袁晨皓在当天晚上就开始加班。
因为没有掌握其他方面的情况，所以袁晨皓只能从军事问题着手。实际上，不管是不是为战争做准备的计划，只要与战争相关，就得首先考虑军事问题。
对共和国来说，2041年的中东战争绝对算得上是自2015年以来打得最惨的一场战争。
用某些共和国新闻媒体的话来说，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共和国第一次没有能够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也是共和国在21世纪中打得最糟糕的一场战争。虽然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都接受了这个结果，并不认为战果不利与共和国军队有直接关系，而是相信了共和国官方新闻媒体的宣传，认为与战场情况、以及国际局势有很大关系，但是对共和国军队来说，一场不算圆满的战争足以让所有人反思，也足以让共和国的领导人对国防建设进行深入思考。
事实也确实如此。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顾卫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个不那么重视国防建设的领导人，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整个执政期间，顾卫民并没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特别是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国防开支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7％，基本上恢复到了王元庆执政时期的水平，并且超过了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由此可见，中东战争对共和国高层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当然，中东战争的直接影响就是改变了共和国国防建设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中东战争前，受第三次军事改革影响，共和国一直奉行战略收缩政策，国防力量整体萎缩，只有天军得到了长足发展。中东战争前，共和国军队的兵力跌到了120万左右，为建国以来最低。虽然没人将中东战争的结果与第三次军事改革联系起来，因为没有第三次军事改革的话，以共和国军队的战略投送能力，别说派遣足足8个战斗单位前往数千千米外的战场执行作战任务，能否抢在美军之前完成战前部署都是个问题，也就不可能在中东地区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但是中东战争之后，很多人都根据战争结果，认为第三次军事改革搞过了头，对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可否认，这种认识带有偏见，并没认识到第三次军事改革的重大意义。要知道，中东战争是在共和国整体实力有所下滑，大量国力用在了印度战后重建与国内建设上的时候爆发的，如果不是第三次军事改革，锻造了一支精悍的军事力量，共和国根本不可能在库尔德斯坦地区扶持一个亲华政权，更不可能通过一场大规模战争来改变中东的区的战略格局。重要的是，同样不能否认，第三次军事改革远不如想像的那么大，或者说，受政府换届影响，第三次军事改革并没有达到预先制订的全部目的。
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顾卫民没有搞军事改革的魄力。
归根结底，中东战争与顾卫民的关系并不大，而且不是策划者，所以顾卫民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好处非常有限。按照某些西方国家“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2042年换届选举的时候，叶致胜敢于发起挑战就是因为顾卫民没有得到军队的绝对支持。由此可见，顾卫民与军队的关系并不紧密，既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大搞军事改革。
可以说，顾卫民的这种政治倾向对共和国国防建设的影响更加重大。
万幸的是，中东战争后不久，裴承毅出任国防部长，加上林啸雷也希望通过推动国防建设来推进海军建设，所以从2042年开始，共和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在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的联合推动下，终于走上了正轨。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共和国的国防建设才有了起色。
从这个角度看，称裴承毅为共和国军队的“再造者”一点也不为过。虽然在2042年到2047年间，共和国军事力量处于“恢复期”，主要就是消除中东战争与国内现代化对国防建设的影响，确保国防建设能够正常开展。更重要的是，裴承毅在这5年间理顺了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为国防建设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谁也不能否认，裴承毅在这5年间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制订了一份长达20年，详细到了各个军兵种的长期发展规划。
随着裴承毅在2047年出任安全副总理，共和国的国防建设终于进入了快速车道。
当然，这里还得考虑裴承毅在共和国中央政府中的特殊地位。
在2042年到2047年间，因为裴承毅没有完全表明政治立场，所以顾卫民不敢对这位影响力不亚于林啸雷的现役陆军上将怎么样，甚至在某些时候还得照顾裴承毅的感受，可以说，在这5年间，共和国的国防预算能够以7％的速度增长，与裴承毅出任国防部长，并且积极争取有很大关系。2047年之后，因为颜靖宇没有半点军功，加上继承了王元庆与少壮派的同盟关系，所以裴承毅的话语权不但没有因为失去了利用价值而被削弱，反而增强了许多，让他出任安全副总理就是直接体现。
不管怎么说，2042年之后，裴承毅从军队指挥官转变成了军队建设者。
事实证明，裴承毅在“建设者”的位置上要比在“指挥官”的位置上更加出色。
这种全方位的才能，不但让其他人敬佩不已，就连袁晨皓都自叹弗如。
正是这5年的表现，让袁晨皓认识到，与裴承毅相比，他差的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火候，以及对战略大局的把握能力，还有政治上的才能。
也正是如此，回到总参谋部之后，袁晨皓比以往老实了许多。
准确的说，是开始脚踏实地的从基础做起。
转变态度之后，袁晨皓很快就在总参谋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047年，能够从后勤处处长调任作战处处长，除了与裴承毅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之外，还与袁晨皓在总参谋部的表现有关。
毋庸置疑，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人事调动。
前面介绍过，作战处处长基本上就是总参谋部的头号人物。
当然，早在2042年，也就是担任总参谋部后勤处处长的时候，袁晨皓就参与了共和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并且借用后勤处处长的身份，参与了共和国军队在中东战争之后的所有武器装备发展项目的研制与采购工作。调任作战处处长之后，袁晨皓根据在战区司令部与后勤处的工作经验，开始整合作战处的资源，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与“世界大战”有关的所有作战计划结合起来，形成十多份相对完善的战争计划。因为由他整合的好几份战争计划得到元首高度重视，所以在短短2年间，袁晨皓不但成为了总参谋部的头号人物，还很有可能成为进入共和国决策层的第二位陆军上将。
不管怎么说，袁晨皓非常清楚共和国国防力量的现状。
正是如此，裴承毅才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他，并且将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虽然到2049年的时候，再也没人认为袁晨皓是第二个裴承毅，因为两人身上的差别太明显了。用单独采访过裴承毅与袁晨皓的半鸟电视台记者阿拉丁的话来说，裴承毅是雄才伟略的统帅，而袁晨皓是精明能干的领袖。这个评价就足以看出两人的差别，也足以将两人区分开来。实际上，印度战争之后，袁晨皓就在想方设法的摆脱裴承毅的影响，希望成为真正的军事统帅，而且运气也很不错，在40岁之前就成为了南亚战区司令官，而且是该战区历史上最年轻的司令官，也是共和国在和平时期最年轻的战区司令官。更重要的是，袁晨皓从此获得了独立发展空间，并且最终摆脱了裴承毅的影响，成为了在共和国、乃至在全世界都家喻户晓的将军。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袁晨皓身上仍然有很多裴承毅的影子，特别是在面对重大事务的时候，袁晨皓与裴承毅非常相似。当然，也有人认为，处事果断这种作风在任何优秀军人身上都能看到，不是某个人的特点。
不管怎么说，袁晨皓就是这么一个处事果断的军人。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29章 幕后推手
前面已经提到，在2035年之后，共和国的国防建设就遇到了难题。
不管把问题归咎在谁、或者哪种治国理念之上，对共和国的国防建设来说，中东战争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冲击。
2042年到2047年间，因为顾卫民的国家战略方针上并不重视国防建设，所以就算有裴承毅的全力争取，共和国的国防建设仍然以“恢复”为主，即弥补中东战争对共和国军队造成的影响，并且针对军队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非常有限的编制调整。虽然这5年间发生的事情经常遭到诟病，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如果能够抓住这5年的机会，共和国完全有能力在2050年之前，趁美国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发动世界大战，迫使美国当局在进行全面战争动员之前承认战败，但是谁都得承认，这5年的恢复建设为接下来的大规模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共和国在世界大战中走得更远提供了动力。更重要的是，在这5年间，共和国的国情决定了任何国防现代化建设都不现实，哪怕在任的是王元庆，也不可能在国防建设上投入太多的国力。要知道，在王元庆执政期间，日本战争之后，共和国当局花了7年时间为印度战争做准备！
到2047年，准确的说，应该是2047财年度，共和国的国防建设开始加速。
当年，共和国的国防预算比2046财年度增长了10。2％，增长速度自2035年以来，第一次突破10％。更重要的是，2047年底，颜靖宇批准了裴承毅提交的《国防力量二十年建设规划》，次年年初，该规划在全体代表大会上以84％的支持率获得通过，成为了共和国第一部由国防部长发起的，具有军事改革意义的国防力量长远建设规划。事实上，后来很多人都将与这份国防建设规划有关的改革行动称为共和国的“第四次军事改革”，并且由此认定在2047年的时候，颜靖宇就有意让裴承毅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为，因为推行这次军事改革的不是颜靖宇，而是裴承毅。
袁晨皓也是这次军事改革的发起者与参与者。
事实上，这也是共和国第一份将周期设为20年，而不是10年的军事改革。虽然将改革周期设为20年，主要依据是军事力量发展周期，主要就是为了降低政府换届选举对国防力量建设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明显针对顾卫民执政期间的某些过激政策），确保关系到国家安危与民族存亡的重大战略政策具有持续性与延续性，但是很多人都因此认为，如果裴承毅没有得到颜靖宇的暗示，或者名正言顺的支持，不可能在2047年的时候出台这么一份需要依靠继任者才能完成的军事改革方案。也有人认为，正是这份军事改革方案的建设周期为20年，所以颜靖宇在考虑接班人的时候，把裴承毅放在了首要位置上。或者说，裴承毅通过这份军事改革方案奠定了政治基础。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份意义深远，非同寻常的军事改革方案。
作为陆军上将，加上主要参与者袁晨皓也是陆军上将，所以该军事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针对陆军编制与装备改革。
如果在10多年前，编制改革的难度肯定超过了装备改革。
不得不承认，第三次军事改革从根本上端正了共和国军队的风气，明确了军队的职责与军队在共和国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正是如此，在裴承毅推行改革的时候，反而是装备改革的难度大得多。
编制改革方面，主要就是针对战斗单位在中东战争期间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调整。
严格说来，战斗单位在中东战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远超过了最初预料。
2042年初，“简氏防务周刊”对中东战争中各参战国地面作战部队的战斗力做了横向对比，以共和国陆军的战斗力为100，排第二位的以色列陆军为71，排第三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为68，排第四位的美国陆军为54，然后依次是伊拉克陆军、伊朗陆军、土耳其陆军与叙利亚陆军。虽然“简氏防务周刊”是民营性质的防务杂志，但是在国际军事力量领域有很高的权威。照此计算，共和国陆军的战斗力几乎是美国陆军的2倍！毫无疑问，共和国陆军主战装备的作战性能肯定达到不到美国陆军2倍，因此战斗单位的编制体系是提高共和国陆军战斗力的关键。
当然，战斗单位的编制体系肯定不够完善。
在主要的北方战线上，参战的5支战斗单位就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支援旅常常需要执行战斗任务，而且是进攻作战任务。显然，这已经超出了组建战斗单位时的初衷，而且支援旅的编制体系与装备体系也不太适合执行进攻作战任务。根据共和国陆军在战后提交给总参谋部与元首府的伤亡调查报告中，超过七成战斗伤亡来自支援旅，其中又有七成左右出现在进攻行动中。也就是说，共和国陆军在中东战争中半数以上的伤亡都与支援旅没有适合进攻的编制与装备、却又不得不参与进攻作战行动有关。
换句话说、在战斗单位中单独组建支援旅肯定有问题。当然，这不是说支援旅这种编制方式不好，根据陆军的另外一份报告，能在北方战线上用不到10万兵力击溃9个美军师的近20万美军，并且取得毙俘美军11万的骄人战绩（其中大约3万在谈判期间的拉锯战中取得），与战斗单位的职能化编制体系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支援旅提供的强有力的作战支持，战斗旅才能在战斗中有惊人表现。
战后总结的时候，很多人都将战斗单位支援旅的巨大伤亡归咎于不太理想的主战装备。
除了装备上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编制不合理。准确的说，是前线指挥官在调度部队的时候，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将支援旅与战斗旅指配使用，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指挥，让某部队单独承担某一作战任务。这根本就不是战斗单位这种编制体系存在的主要特点。将野战军改编成战斗单位，就是要废除传统战术，让前线指挥官充分利用各种作战力量的特点，降低战斗伤亡。表现最突出的第十战斗单位的相对伤亡率（伤亡人数与执行作战任务总时间的比值）远低于其他战斗单位，就是因为第十战斗单位更加合理的运用了各作战力量，尽量避免单独使用某一作战部队。问题是，第十战斗单位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不够好，特别是在炮火支援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编制进行调整。
事实上，早在2042年年底，也就是裴承毅回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