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不希望让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军控协议变成废纸。
如同前面提到的，在共和国负责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工作的不是颜靖宇，而是裴承毅。
10月底，裴承毅就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参加了由军事委员会主持、邀请了其他多个委员会的上百名代表组成的听证会，详细阐述了《斯德哥尔摩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协议》与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有多大的关系，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以此来说服那些反对该协议的代表。
可以说，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与军事有关的听证会。
在此之前，只有王元庆在推动政治改革的时候，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向全体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做了详细说明，而那次特别会议，也是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听证会的雏形，并且由此形成传统，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以听证会的方式进行辩论，国家领导人必须明确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问题是，在此之前，军事决策都是元首府的特权，即便是全体代表大会的军事委员会，也只有权过问国防预算、军费开支、军队人事变动等一些次要问题，而关系到国家战略决策的大事，都不会走这道程序。可以说，这是共和国政治体制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毕竟军权是国家权力中最有分量的一个。
在这次听证会上，裴承毅给出的理由非常明确，即不能错过制止战争的最后机会。
作为国家领导人，在阑述常规军控的重要性之外，裴承毅还明确表示，军控协议本身就是一份多边国际协议，即便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批准了该协议，只要没有获得美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该协议也不会生效，所以谁先批准没有任何影响。
当然，这次听证会上，裴承毅还对共和国的国防开支做了明确解释。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听证会。虽然在共和国的新闻媒体看来，裴承毅积极推动军控协议在全体代表大会获得批准，是共和国积极制止战争爆发的直接表现，但是在很多西方新闻媒体眼里，裴承毅在听证会上做的国防开支说明，足以证明共和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军控协议对共和国没有任何约束力，不然那些代表也不会在这次听证会之后，对已经耽搁了几个月的《斯德哥尔摩协议》放行。
别说西方新闻媒体，就连半岛电视台都认为，裴承毅以军控为名，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2054年的国防预算。要知道，在当年7月底通过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防预算的增幅又在20％以上，而在10月初，国防部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总额相当于该财年度国防预算25％的追加预算。如果这份追加预算获得通过，那么共和国在该财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幅将高达50％，为历年之最。更重要的是，《斯德哥尔摩协议》中对天军军费的约束是以条约生效当年的国防预算为准。
也就是说，共和国当局通过在1年之内将国防预算增加50％的方式，钻了协议的空子。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几个主要缔约国中也存在，比如以色列在2054年的国防预算增幅就高达125％，为各缔约国之最。美国的国防预算增幅也在50％左右。问题是，裴承毅在全听证会上挑明这个问题，表明共和国当局并不打算遏制战争。
换个角度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别的不说，如果共和国当局不提前加大国防开支，《斯德哥尔摩协议》就无法生效。
当然，对裴承毅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
正如前面提到的，变了味的《斯德哥尔摩协议》对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具备约束力，战争又逼近了一步。对共和国的领导人来说，更加需要考虑的不是军控协议的现实意义，而是应该在什么时候点燃战火。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77章 迁都
2054年12月13日，经过10天讨论，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对《斯德哥尔摩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协议》进行投票表决，最终以68。3％的支持率获得通过。
因为此前一天，全体代表大会军事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加里宁中美俄法四国常规军事力量控制核查方式实施方法补充协议》因为签订地点在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所以又被称为《加里宁军控补充协议》，加上美国联邦参议院与众议院先后在12月4日与12月9日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协议》，其他缔约国则在此之前陆续通过该协议，所以12月13日被认为是该协议正式生效的纪念日。
事实上，这个日子并不值得纪念。
当天下午，裴承毅在参加了全体代表大会的表决工作之后，没有返回副元首官邸，而是去了元首府。
虽然颜靖宇也是代表，但是他没有参加下午的表决工作。
在去元首府的路上，裴承毅显得非常平静。
在外人看来，自从裴承毅成为国家副元首之后，颜靖宇就很少过问国防安全事务，似乎把所有相关工作都丢给了裴承毅，自己去安心发展经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2052年之后，颜靖宇把精力放在了两件事情上，一是前面提到的政治改革，另外一件就是备受全国民众关注的迁都问题。
相对而言，后者更加紧迫。
众所周知，在2049年的时候，共和国就订下了积极备战的基本战略。
制订这个战略的时候，共和国的领导人必须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作为首都的北京有没有能力在全面战争期间承担起首都的职责。不是说北京的地理位置不够好，毕竟在众多战略武器面前，地理位置对安全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也不是说北京的战略防御力度不够，共和国的国家战略防御系统最初就是围绕着北京修建的，部署在东北、华北与河套地区的三个拦截指挥中心都在保护北京。影响北京作为战时首都的不是别的因素，而是北京过于庞大的人口基数。
要知道，在全面战争中，交战双方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暂且不说美国有没有制订专门针对共和国国内矛盾的战争计划，早在2037年，也就是第二次英阿马岛战争爆发前，时任国家元首的王元庆就指示当时的军情局长李存勋，制定一份专门针对美国国内矛盾的秘密战争计划，即在全面战争期间，以各种非常规手段削弱美国的战争力量。虽然军情局从未承认有过这样的战争计划，但是根据西方新闻媒体陆续披露的一些消息，该计划确实存在。而且在2038年的叙以战争之后就被当成军情局头号任务，进入了实战部署阶段。也就是说，到2054年的时候，军情局肯定有能力在美国、以及其他潜在的敌对国家制造动乱，削弱敌国的战争力量。
毋庸置疑，美国肯定有类似的战争计划。
早在2047年，一位CIA叛逃的地区级情报机构负责人就向军情局披露，在印度战争结束之前，美国当局就以CIA为核心，对情报资源进行整合，并且在这个时候制订了一份专门针对共和国国内矛盾的战争计划。按照此人透露的消息，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情报机构将利用共和国不算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利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制造动荡，使共和国当局不得不在国内问题上花费更多的精力，无法将全部力量用在对外作战上。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确实不是首都的理想之地。
别的不说，在特殊时期让一座拥有4000万人口的城市正常运转，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2043年，在迁都工作小组成立之前的论证中，国务院就委托军情局，对特殊情况下首都安全工作与社会秩序做了计算机模拟测试，结果表明，只要爆发全面战争，国家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即以配给的方式分配生活物资，取缔市场交易，即便没有发生针对社会秩序的蓄意袭击，使北京维持正常状态的代价都十分高昂。
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北京才存在的问题，而是全国都存在的问题。
要知道，在上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同纽约、伦敦、巴黎、拍林、莫斯科、东京等国际大都会的人口也就100万左右，当时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屈指可数。
即便如此，像莫斯科、拍林、伦敦、东京等城市，都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出现了严重恐慌，大量城市人口涌向郊外的农村。
如果再次发生世界大战，那些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都将崩溃。
按照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全面战争期间，光是向一座千万人口级的城市运送维持最低标准的食物所需要投入的力量，比向10座百万人口级的城市运送同样的食物所需要的力量多得多。虽然在和平时期，城市的人口效应能够产生更大的回报，但是在战争时期，这就意味着浪费宝贵的战争资源
事实上，在此之前，共和国当局就有这种认识。
在2019年通过的《国家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法》中就明确规定，任何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在规划阶段就得以百年发展为标准，即按照使用一百年的要求进行规划，并且由此制订新的工程质量标准。2020年，共和国国务院联合中科院、社科院与100多家企业与民间团体对国家发展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预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100年之后，即2120年的时候，共和国的人口总量将超过25亿，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而城市数量只会增加2成，城市规模（以市区面积计算）总体增加100％。照此计算，在2020年的时候还是一座只有2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到2120年的时候，将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且城市人口密度将提高1倍以上。如此一来，在2020年规划城市基础设施的时候，就得留出足够多的余量。以城市地下管网系统来说，供100万人生活与生产的管网系统的容量至少是供20万人的10倍，而不是5倍。更重要的是，到2054年的时候，因为共和国的老龄化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所以共和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并不比2020年的时候多多少，所以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都有足够的余量。换句话说，如果战争爆发，共和国的1000多座中小城市将承担起“分流”的重任。
正是如此，在迁都问题上，共和国内部存在两种声音。
在很多人看来，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战争而迁都。不管怎么说，战争爆发后，共和国当局完全可以设置陪都，或者利用战时的便利条件，将北京等待大城市的人口疏散到周边的中小城市，就能减轻大城市的压力，而这么做的最大好处就是成本低廉，不会对平时的经济建设产生影响。
当然，主张迁都的还是占多数。
关键就是，战争会不会一下进入最高状态？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只要共和国与美国直接开战，肯定是世界大战。但是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共和国与美国直接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特别是2041年的中东战争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渐进发展的战争。如此一来，在战争初期，共和国当局就没有理由让国家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也就没有理由疏散大城市的居民。说严重点，在没有战争授权的情况下，政府没有权力采取强制疏散大城市的居民。
问题是，不疏散不等于大城市的问题不存在了，毕竟在战争期间，军事消耗加大，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无法继续维持平时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必须降低物资损耗。从物资利用角度看，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大城市的损耗问题非常严重，对战争非常不利。
当然，在迁都问题上，还存在看不见的影响。
用颜靖宇的话来说，如果在战时设置陪都，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军心士气，而不是这么做能够节约多少资源。不管怎么说，绝大部分军人与国民是不会从成本角度来考虑迁都问题的，只要设置陪都就会让大部分人认为，共和国的战争潜力发挥到了极限，无法承担庞大的战争消耗，也就不大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从这个角度出发，与其到战争爆发后才来考虑迁都问题，还不如在战争爆发前动手。
正是如此，2052年的大选之后，颜靖宇加大了对迁都工作的重视程度。
2052年8月初，颜靖宇就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宣布直接领导“迁都协调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并且要求国务院在年底之前拿出一套详细的迁都计划。到了年底，国务院按照计划提交了迁都计划，其中明确提到，迁都工作必须分步骤进行，在选定了新都地址、完成第一期建设工作之后，首先把行政部门转移过去，然后再是元首府、副元首官邸、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各国使领馆、民间机构等等。2053年1月，经过内部讨论，并且得到“迁都协调委员会”所有委员的支持之后，颜靖宇正式让出任国务院总理的焦魃山负责新首都的选址与首期工程规划工作。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顶替阎尚隆出任国务院总理的焦魃山。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王元庆能够出人头地，与他担任纪佑国秘书的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没有人认为，作为王元庆首席助理的焦魃山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就。事实上，焦魃山就是一个行政管理型的人才，并不具备成为国家统帅的能力。因为在2047年的换届选举之后，焦魃山就获得了表现机会，加上他与颜靖宇的特别关系，所以当颜靖宇在2052年提名由他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并没受到反对。到2052年的时候，70多岁的阎尚隆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了。早在2047年，阎尚隆就提出让叶致胜或者帅永康出任国务院总理，而他则退居二线或者担任政治协商大会委员长。因为当时颜靖宇的根基还不够牢固，所以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仍然坚持由阎尚隆出任国务院总理。事实上，颜靖宇能够在2047年的时候出任国家元首，与阎尚隆的支持密不可分。
总的来说，焦魃山算得上是颜靖宇身边的一员干将。
按照外界的评论，除了裴承毅之外，焦魃山是颜靖宇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而且很有可能是颜靖宇最器重的助手，毕竟裴承毅来自军队，而颜靖宇与军队没有太多瓜葛，在重用裴承毅的时候，他必须留上一手。
不管怎么说，焦魃山是个做实事的人，其行政能力毋庸置疑。
2053年4月份，焦魃山就向“迁都协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新首都选址方案。
因为迁都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所以仅仅1周之后，颜靖宇就把这份方案提交给了全体代表大会。2053年6月底，经过2个多月的讨论与审议，全体代表大会最终批准了第二号方案，即新首都将设在鄂渝陕交界的神农地区，重点考虑长江北岸与汉江南岸，以建设一座人口在20万左右，生态环境优越的现代化中等规模城市为准。
到此，迁都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当年年底，地质考察工作结束，焦魃山亲自向“迁都协调委员会”递交了首期工程规划书，其中既提到了工程进度安排，又提到了工程预算。按照焦魃山提交的计划，以中央行政部门搬迁为目的的首期工程将耗时5年，耗资7800亿元。只是颜靖宇觉得这个进度太慢了，而且规划中的一些细节要求显得过于保守，比如在城市道路建设上就没有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即立体交通，仍然以传统道路为主。如此一来，在批准该规划的时候，颜靖宇做了大幅度修改，将投资增加到了12500亿元，工程时间则缩短到3年（最终由“迁都协调委员会”批准的时候又延长到了4年，而第一批迁移的不但有中央政府行政单位，还有元首府与副元首官邸。
因为全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