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小说精选《狼祸》及作者简介
这是一组沉重的、直现人生的作品。这是有奇特的大漠风光、呼这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扑面的生活气息、丰厚的生活底蕴；有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小说告诉你，曾经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
简介：雪漠，原名陈开红，男，甘肃凉州人，生于1963年，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文联专业作家，鲁院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首届高研班”学员。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被授予“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
为创作出好作品，雪漠历时十多年，跑遍了整个凉州，多次前往草原和大漠，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农民、猎人和牧人，收集了大量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创作素材。他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均是中国文坛其他作家很少涉猎的。正如“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的“雪漠评语”称：“西部风景的粗砺与苍茫，西部文化的源远流长，西部生活的原始与纯朴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特有的西部性格、西部情感和它们的表达方式，都意味着中国文学还有着广阔而丰富的资源有待开发。”
雪漠发表作品及获奖情况简介
1991年，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飞天》1988年第8期）荣获“甘肃省第三届优秀作品奖”。
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江湖内幕黑话考》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三等奖。
1999年，小说《新疆爷》获“华浦杯”甘肃作家小说大奖赛二等奖。
2000年，《大漠祭》获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0年度优秀图书奖”。2001年9月，《大漠祭》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00年度中国最优秀的五部长篇小说之一，荣登“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同年8月，《大漠祭》成为“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书目。同年11月，《大漠祭》荣获“第十四届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文艺图书一等奖”。2002年，《大漠祭》荣获“1999…2001年度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2003年《大漠祭》入选“中国文学年鉴”，荣获“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荣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敦煌文艺奖”一等奖，被江苏省委宣传部和甘肃省委宣传部联合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大漠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上百家媒体进行评介，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2002年4月，雪漠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2003年，被授予“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同年，小说《掘坟》入选人民文学出版《2002年短篇小说》。
2003年，长篇小说《猎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首印三万册，被评为2003年北京市重点项目，《文学报》、《文艺报》、《文汇读书报》等媒体进行了评价，《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先生等专家给予了很高评价，同《大漠祭》一起，多次荣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的专家推荐排行榜。同年，散文《凉州与凉州人》在《收获》（2003年第2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2003年第6期）转载，荣获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好百年”全国散文大奖；中篇小说《莹儿的轮回》在《中国作家》发表，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专号）转载；小说《老顺和偷鹰的‘疤鸡’们》、《鼠神》等发表在《芙蓉》、《上海文学》等刊物上，获得好评。
2004年，长篇小说《猪肚井里的狼祸》在《中国作家》2004年第2期发表，《小说选刊》进行了评价；同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雪漠小说精选：狼祸》，引起反响。
此外，还多次荣获省级以上文学奖。
目录
谈作家的人格修炼（代序） 狼祸 莹儿的轮回 长烟落日处 黄昏 新疆爷 丈夫 掘坟 文学：流淌的灵魂（代跋）
谈作家的人格修炼（代 序）
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锁呐声、嚎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讯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侍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寻找意义，但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 这种幻灭感的改变是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 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 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 为了实践我的感悟，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进入文坛。但我可悲地发现，时下的文学，早已丧失了我所向往的“意义”。 老有圈外人问我：文坛究竟咋样？我答：有善有恶。善者，可比菩萨；恶者，欺世盗名。 他又问：善恶之比如何？整体评价咋样？ 我默然。 但私下里，我对文坛还是有评估的。我之标准，是《佛子行三十七颂》，其中有一颂如是说： 伴彼若是三毒长，并坏闻思修作业， 能转慈悲令丧失，远恶友是佛子行。 可见，“恶友”的标志是：一旦与之接触，则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长，慈悲心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进入文坛。不久，我吃惊地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开始堕落。 我多了贪，开始在乎文坛的排名；多了嗔，当你的作品被人恶意糟踏时；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复归到西部小城后，我竟然失却了先前的那份宁静和超然。 按《佛子行》的说法，我显然遇到了“恶友”，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显然又不恶。粗看来，那一个个单个的个体，分明都不坏，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好人。可奇怪的是，当我再一次进入文学圈子，仍会不知不觉间向下滑落。 这是很怪的现象。当一个群体不能使与之接触者渐趋高尚，反倒使贪嗔痴“三毒”增长时，说明它定然出了问题。 《佛子行三十七颂》还提到了应该接触的“善知识”： 伴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敬，依善知识佛子行。 显然，这种“善知识”，在文坛上也不少。但无异，他们并不占主流地位。否则，文坛是不会增长人的“贪嗔痴”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哪是善知识？哪是恶友？但我吃惊地发现，当我面对个体时，我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但综观文坛整体时，仍觉有一种令我增长“三毒”的浓浓的氛围。换句话说，时下的中国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许多“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那风气“腌”透，进而繁衍出一种“恶”来。更可怕的是，被腌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异化，反倒乐此不疲地趋之若鹜。 当这种不好的风气占主流地位时，就会形成一种有利于这风气运行的潜规则。进入这规则的任何一个外物，其命运只有两种：你要保持清醒独立，远离规则，那规则就会忽视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300万言，至死都得不到评论界的关注；要么，你由遭遇“恶友”而潜移默化，终而成为“恶”的来源，除非，你遇到了能发出巨大声音的“善知识”。 我曾虔诚地想进入文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文坛之后，却又想决然地远离它。因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诉我：所有滋长“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恶”的，是必须要远离的。我逃离时的那份急切，如脱了枪口的小鹿，只想找个密林深处，静静地舔舐伤口。 但同时，我发现，千千万万个人仍在拚命地涌向那个被佛子们视为“恶友”的所在。 我很可惜一些作家，花费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去制造大量的垃圾，浪费自己生命，浪费别人的生命。有好些人，在他的肉体消失之前，作品便已消亡。更有甚者，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以自己的才华，宣扬一种罪恶。这世上，没有他（她）的书，比有他（她）的书好。 我常说，没有才华的婊子（人格意义上的），仅仅是一个婊子，而有才华的婊子，则会依托自己的才华，将那婊子气扩散到整个社会，而使这世界相对恶化。 有本小书，叫《艺术的未来》，书中写道：“当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他们是鄙视公众的。反过来，公众则以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了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便由江湖骗子似的冒牌艺术家做了填充。” 信然。时下的文学杂志、网络或是图书市场，除偶现寥若晨星般的“艺术”外，大多只写了两个字——“无聊”。名作家写着有名的“无聊”，无名者也不敢落后，绞尽脑汁地炮制“无聊”。生活的惨白，人格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思想的缺少钙质，使本该塑造灵魂的文学，堕落为颓废者的自慰。 我常常私自发问：我们这个民族，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混混群体？难道他们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只配用来炮制垃圾？每念及，便不由得扼腕长叹。 无异，这虚假的“文学”繁荣背后，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哀。 我曾参加过一次文学聚会，当作家们津津乐道地编织“蛋白质女孩”和“巧克力男孩”之类的爱情时，窗外有个老太婆正在痛哭，因为她当民工的儿子才死在建筑工地上。作家们懒得去安慰她，他们甚至嫌那哭声打断了自己的文思。这画面，充满象征意味，几乎可以看成中国当代文坛的缩影。 在另一次会议上，作家们纷纷抱怨时代对自己的挤压，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自己已沦为“边缘人”，其慷慨激昂，充满了文天祥似的正气。发牢骚时，作家们正免费住着高级宾馆，腹内盛着国家供给的山珍海味。而同一时刻，西部还有许多人饿着肚子牛一样劳作，还有许多哭泣的失学儿童，还有无数贫病交加的农民。最该关注的他们，却很少有人关注。 无数的作家和所谓作家们边发牢骚，边编织连自己也不信的惨白故事，以填充网络和杂志。他们散发出迷醉的萎靡之气，并将这萎靡传递给更年轻一代，影响或污染着他们的灵魂。大家一齐制造喧嚣，创造“繁荣”，营造颓废。试问，在这样一个“气场”中，谁又爱听弱势者的哭声？谁又爱看农民们的愁脸？谁又会把那种叫“忧患”的意识，塞入自己心中？ 作家们背对着大千世界，背对着应该关注的弱势群体，无视一个民族可悲的颓废和无聊，浸淫在自我营造的氛围之中，自我宣泄，自我陶醉，自我堕落，除了浪费生命，“图财害命”之外，并无丝毫益处。在这样一个萎靡颓废的群体中，诞生出的，一定是颓废的个体。这群体，像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思想，吞噬着灵魂，吞噬着人的主体性，不知不觉间，人的个性就消失了，变成一个庸碌的细胞。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学应该拒绝虚假，拒绝起哄，拒绝鼓噪。文学应该需要一种品格，需要一份真诚，更需要生命的投入。一群老鼠，只能生下老鼠。无论它们如何鼓噪，如何叫喊，如何自命不凡，如何制造繁荣的虚假，都改变不了其老鼠的本质。而欲生下狮子，作家母体必须首先变成狮子，再和另一个异性狮子——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 试想，俄罗斯大地上为何能产生那么多大作家和文化巨人？原因很简单：他们有肥沃的土壤，有适宜的气候，有干净的空气，有奋发向上的群体，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一言概括之：他们有伟大的文学传统。生活在那块土地上，一个侏儒，也会在巨人的熏陶下逐渐高大起来。 而时下，我们面对的，是满天的浮躁，遍地的颓废，啸卷的懒散和无聊。在所谓的“文学”中，我们很难发现一点高贵的，能守住自己灵魂净土的文字。文学赝品泛滥成灾，所谓“文学”遍布市场，数以万计者以肉欲文字自愉、自慰、自恋、终而自阉。他们已经失去了投身理想的执着，不见了灵魂塑造的谨严，看不到自我完善的道德，大气和高贵了无踪迹。触目皆见的，是被贪欲烧红的面孔。他们像发情的袋鼠一样，翕动着鼻翼，瞪圆了因久视而发涩的眼睛，搜寻或炮制着所谓“文学”。试问，这样的土壤里，能诞生巨人吗？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人格修炼。如果不使自己的心灵，像这个世界一样丰富和博大，而仅仅是进行文学本身的训练的话，他不会成大气候。不少作家充当了一种卖水的角色：从生活之海中要来一瓢水，就吆喝个不停，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兜售的货色。——这样的作家，已经是真“作家”了——但却忘了，作家更应该注重的，是灵魂的修炼。当心灵的丰富和博大成为一个世界的时候，写出的东西自然会有一种“大气”。 托尔斯泰无论大作品和小作品，都有他独有的“大气”。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一些很小的随笔，都有一种浓浓的托尔斯泰“味道”。那“味道”，别的作家没有，也模仿不来。那是隐在文字背后的作家人格的体现。他必须经过灵魂的历炼，达到大真大善大美时，才可能有那种“大气”。 托尔斯泰经历了无数次的精神危机和自我超越。他的精神危机是时代的困惑，他的痛苦是时代的痛苦。他的人格，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被称为十九世纪的“良心”。所以，他才能傲立于世界文学的顶端。 人格，决定了他的成就。 文学训练是必要的，但这种训练不难完成。最难的，是人格修炼。如果他是大海的话，即使绽出一小朵浪花，也会有大海的气息。要是他是个猴子的话，无论他翻出多少个叫人眼花缭乱的跟头，并赢得了千万人叫好，但他仍然是个猴子。 所以，一个作家，要是不注重人格修炼，仅仅在文学技巧上玩弄花样，无论他玩得多么出色，他仍然掩饰不住人格的小气和卑琐。老百姓对这样的作家很反感。这也是文学受到冷落的真正原因。 一部作品，最终是作家人格的反映。艺术手法，仅仅是手段而已。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做到的不多。像张承志、杨显惠等，就这样做了。我没有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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