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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情人节，一位在四川执业的私家侦探上凤凰卫视畅谈其侦探人生，并播出了他在某次偷情调查案中用非专业摄相机拍下的几个现场片断：一对偷情男女，男的送女的回外地，先是企图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开房，结果证件不齐而被拒，已经够狼狈，够猥琐的了。下一场，这两人在候车室里从执手相看泪眼到相拥而泣，难分难舍。私家侦探说，当时他也有点感动。我的意思是，偷情者、偷拍者以及观众在那一刻都有机会迅速进入猥琐状态，不过恰恰也正是在这一刻，我们情感上不一定崇高，道德上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们至少摆脱了猥琐——除了此案的女性委托人及其亲友团成员之外。《手机》里的武月、李燕和于文娟并不是冯小钢的委托人，而冯小钢就是这个故事的导演。但是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发现现任老公偷情”的情境拍得跟“发现前男友嫖妓”同样猥琐，即便不算是一门硬功夫，也应以天赋异秉视之。
流氓无赖，俗的脏的，拳头、枕头、无俚头，拍好了，多少都有点看头，亦不无审美价值。“猥琐”所能唤起的除了另一轮技术以及现实性的猥琐——《手机》引发的公众话题以及崔永元的发难——之外，在审美或审丑、娱乐及学习之间实在难以归档。意大利学者艾柯在1989年提出过一个辨别色情电影的标准：“若角色从A点到B点的耗时超出你愿意接受的程度，那幺你看的那部电影就是一部色情片。”我本来想补充的是：若从A片的公映到B片的上画耗时超出导演、演员、观众、制片人或其中任意一方愿意接受的程度——不是以分钟计，而是整整一年，那幺“贺岁片”也不失为一种色情片。看了《手机》之后，我已决定放弃这一想法，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猥琐片”有望成为中国电影人独创的一个新片种。
云雨一番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此事与天不要下雨，娘不要嫁人一样令人无奈。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此丧失了所有的发挥空间。未雨绸缪，何不能为雨筹谋？
文字记载的筹谋活动始于殷商，“天人感应”做为祈雨的基础理论兴于春秋，全盛于汉，滥觞千年。我发现，从原始《九歌》到汉代的“天人感应”理论，天是同一个，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人”的方面亦大致以男女关系为主流（董仲书《春秋繁露》请雨止雨篇：“令吏民夫妇皆偶处，月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臧、女子欲和而乐神。”＝汉以降，天人感应出现向“男男关系”转变的显著迹象：宋神宗七年春，大旱，民不聊生。神宗损膳未果。时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遂“（废新法）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是日，果雨。”（《续资治通鉴》）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天降大任，独不降大雨于斯人，一代名臣，竟“以旱引去”。
史书和方志通常有所选择地记载祈雨结果，未遂者大多避而不谈，偶有“立雨”、“果雨”之验，则以“祈祷雨晹，无不感应”之祥异记录在案。其实久旱不雨和久旱必雨都是自然现象，故祈雨而“雨立注”也只是概率问题，至少谈不上灵异。《履园丛话》云：“余谓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虽帝王之尊，人心之灵，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术，如画符遣将、呼风唤雨诸法，亦不过尽人事以待天耳。”做为一种高度仪式化的行为，祈雨的心理作用似乎更值得重视。天不下雨，求雨仪式至少可以让人自酿一锅心灵鸡汤，聊以济民瘼。
人工降雨是无神论者的祈雨，或曰科学有效但严重缺乏内省精神一种祈雨方式。以飞机、大炮、火箭对天空展开热火朝天的“武器的批判”，使古之祈雨形同儿戏，简直就像一群人仰着脖子对天上那一片被“锁住水份”的云齐做“嘘嘘”之声。以“应验”而论，人工降雨虽则有效并及时（如扑灭大兴安岭山火），但即使放下性价比不谈，人工降雨也未见得一定优于“人心祈雨”。
同样是八分天意，二分人力，只是从怨天尤人改做怨天尤云。人工降雨让我们坚信，活人既不会给胯下的尿给憋死，自然也不甘坐视头顶上那一朵饱含水份的云活活憋死它自个儿。区别在于，相信不下雨是因为没做爱，是迷信；相信不下雨是因为没有云，是科学——“人工影响天气”专家目前急于向公众解释的是，“人工”并不能直接“降雨”，必需以“有云”并且是“水份充足的云”这个天意为必要前题。个人的理解是，有条件，大可云雨一番；没有条件，便不能创造条件，道理和“伟哥”相似，即药物本身并不能“创造”性欲，惟在性冲动出现时方能助ED患者“自然”勃起。对于“人工”迷恋和依赖，可能还会降低人工降雨的心理抚慰功能。近来上海酷热不霖，当局“为雨筹谋”了3000枚碘化银焰弹，飞机、飞行员、技术人员及催化设备24小时待命。7月24日下午突降雷雨，当气象台报告致雨者非“人工”而系“雷公”时，像我这样对人工降雨翘首以待者于快慰之际却平添了几分失落。
人工降雨的真正神奇之处，在于促成“截断巫山云雨”变成真正自然的超自然现象。此前的“截雨”只见于神怪小说。孙悟空和虎力大仙在车迟国赌胜祈雨，对手登坛做法时，悟空“真身出了元神”，将奉召而来的风婆婆、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雷公电母四海龙王等一一劝退。佛门截了道家的雨，比的是上面有人，以人工降雨之法“劫雨”，比的是下面有人。7月9日，气象台侦测到一片饱含水气的云将依次飘过久旱的平顶山、驻马店、漯河、许昌、周口五市上空，于是沿途各市争相炮击，最后到达周口市上空时，云已榨干。我本来相信人工降雨尚有另一不足，即缺乏人工止雨（退出机制），而董仲舒则“请雨止雨”两法俱全，以概律论，两者应验的机会也是均等。但在上述众说纷纭的“抢云事件”之后，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偏见，因为一个地区以人工降雨局之法至少是能为一个地区实行人工止雨的。
人云我亦云，没性格；人云亦我云，有道理。我想象不出立法如何能制止“抢云截雨”。其实无论是天人感应还是男女关系，慰藉解脱之道，莫过于写诗：“我是天空里一片云，偶尔投映在你的波心，你无须讶异更不必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新月同志陈梦家谓此写出了“微妙的灵魂的秘密”。微妙者，无非“谁之波心”也。从林徽音，陈衡哲到陆小曼甚至巴黎咖啡馆邂逅的黑纱女郎，文人史家狗仔队聚讼不休。就象征主义而言，“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心中的小气候，天上的大气候，不妨以“谈天气”之作视之，也就是说，云之有无由概由当时大气环流形势决定，一片云是以降水的方式“投映”在你的“波心”还是“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皆属偶然，必然的态度是“无须讶异更不必欢喜”。得之，我幸；不得，尔命。如此而已。
午夜的收音机
春天到了，江南的油菜花就要开了，恼人的春心动了，西湖边上的“伊甸园”夜间热线，在这些最难将息的春夜里，想必也快要被打爆了吧。
每次到杭州，如果是夜里十点来钟，如果坐在车上，我一定不会错过“伊甸园”。这个Call in电台节目，由主持人在线解答听众在“性、健康和情感方面的困扰”。倒不是说主持人万峰在解答上述问题时提供了多么有益的知识，再说我本人在这些问题上早就过了不惑之年，节目之所以娱乐爆棚，盖因主持人与来电者之间的互动。来电者提出的，无论是性、健康还是情感方面的问题，大都是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的解答者则通常以不变应万变，一概地予以道德上的回答——准确地说，是抨击。比如，有听众问长了阴虱怎么办，主持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穷追猛打地质问对方“有没有不洁性行？”“有没有乱搞？”事实上，我觉得此类技术性的问题或问题的技术性总是让主持人很不耐烦，有的时候，万峰干脆就叫人“到书店里去翻翻书”、“买碟片学习学习”，或者直接上医院。当然他的理由也很实在——“我又不是大夫”。
在主持人和听众、嘉宾或Call in者的关系中，一般情况下占绝对主动和绝对上风的总是主持人（最近的一个例外是央视“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惨遭嘉宾“调戏”）。另一方面，在一般的情况下，Call in节目中的来电者又多少有点受虐倾向，找抽，找不自在。这种既定的关系，再加上主动抢占了道德的绝对至高点（绝对不可能是刘德华或梁朝伟的嘉宾/来电者及其在陈述上述技术问题时难以避免的闪烁其词），使万峰在节目中往往气不打一处来，越说越生气，直至怒不可遏。
答非所问以及厉声呼喝固然能撞击提问者的思维，使其顿悟“性、健康和情感方面”的般若性空不二之法，然而，对于大部份像我这样慧根短浅的庸俗听众而言，不仅完全无法契入情境，而且彻底地将“伊甸园”当成一个娱乐节目来听。每有妙语出，杭州的出租车司机往往乐不可支，驾驶几乎失控，这是我多次亲历之情景。据说杭州的寄宿生也多有这种经验，即全宿舍的人在听，而且全楼的人都在听，全楼的人都在爆笑，把整座宿舍楼都震得山响。“伊甸园”的人气也不仅限于杭州，据说节目还远销东北等地。
2001年夏天，我和李杭育在杭州办过一本杂志，在我的积极提议下，创刊号即以万峰和他的节目为封面故事，题曰：《大龄愤青——万峰》。当时我以为自己发掘了中国最具娱乐性的电台主持人，可是万峰本人却因把他的严肃工作“娱乐化”而严重不爽，非但不领情，刊物上街后，万峰在节目里一连声讨了三天，他的粉丝也纷纷透过热线表示了道义上的声援，声势令人胆寒，更令人感动。我估计，那应该是“伊甸园”历史上主持人和听众间道德立场以及问答一致性程度最高的三天，当然，也可能是娱乐性最低的三天。对于这场误会，至今想来尤感可惜，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对那份杂志后来（因别的事情）停刊的遗憾。
值得庆幸的是，近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又发现了一种娱乐程度丝毫不让“伊甸园”的夜间电台节目，并且还在不同波段不同时段里选出了若干脱口秀名星。或曰，跟万峰比，流派不同而已。此类节目的致电者除了有病之外身份不详，但负责解答的主持人却一律是医生——准确地说，都是教授或主任级的医生——更准确地说，都是操粤语但带有粤语方言区内某一地区之同一accent的医生，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专攻下三路。万峰说：“我又不是大夫”，这些教授和主任们则亦口同声地高呼：“我就是大夫，而且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大夫”——这一点，不仅区别出两个节目在流派上的各异，而且造就了两者在娱乐性方面的各自精彩。
与杭派风格相比，粤派主持们毫不卫道，有一说一，直奔主题，没半句废话，把广东人的务实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至于其娱乐性，也并非完全系因他们的口音能把细菌说成“西芹”，使“睪丸”听起来像是“狗丸”，或者把“麻烦你关了你的收音机”说成“麻烦你奸了你的收音机”，亦不是因为这些主持人有时会心血来潮，幽鬼鬼祟祟的来电者一默：“喔，你患了前列腺肥大，那就先减减肥吧”——这些当然都很好玩，但娱乐之本质所在，乃在于他们高度一致的基本理论：以前列腺疾病为例，凡是偷看黄色录相、手淫、骑车、开车、开车、正常或不正常之性行为——一句话，凡是会勃起的，都有患前列腺疾病的危险，而所有的前列腺疾病又都有向癌症方向恶化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不到他那里求医，通常都会死人，若往到别处求医，治也能治，不过复发的可能性极高。
每到子夜时分，珠江三角洲的空气里都是这样的声音。在这种温暖而湿润的春夜里，自以为娱乐的声音正在不自觉地沉淀为说教，以说教自居的声音却在不经意间蒸发为娱乐——为了励志，我不得不把后者引为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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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乎文哉
据报导，鉴于一些父母为了显得有“文化”，为孩子起名时用字日趋生僻，给“城市信息化”管理造成不便国家语委即将出台《人名规范用字表》，限制生僻字在人名中的滥用。
此事在网上招来骂声一片。大意是，按民法通则第99条，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生僻字虽为信息化管理惹了一些麻烦，如电脑字库以及其他各种成本，但技术问题不可高于人类尊严。更有刻薄者说，与其这般，干脆学《唐伯虎点秋香》，每人发一个号，或者直接用身份证号码，甚至网上的ID给大家当名字，不就更省心了。
虽然“说不”乃中国网络言论的一惯精神，但是在这件事上感觉就有点反常，因为国家语委的意思，这一次其实非常顺应电脑化、网络化的世界潮流，说白了，无非是进一步落实黄仁宇先生耿耿于怀的中国历史上始终无法推行的“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照理，网民因该是得此风气之先者，最起码已奋不顾身地注册了字母化和数字化的ID，今对此事竟如此反感，看来中国的网络人口除了购买力不高，还存在着“反网络化”的潜在倾向，风格相当飘忽。
对即将出台《人名规范用字表》，我举双手赞同——左手，代表一个经常用电脑写字的人；右手，代表一个识字数量“中等”的读写人。尽管我只是“城市信息化”的一个被管理者，但这绝不表示我已自动放弃了与中国新出生人###往的权力。也就是说，如果我读不出对方的名字，或者在电脑里码不入对方的名字，凡此种种，都会被我视为社交上的严重失礼，常识上的自取其辱，进而对我所受的全部中文教育产生强烈的怀疑。
个人尚且如此，政府的不便更不待言。身为人父，在命名下一代这件大事上我当然也极其理解普天下父母的苦衷。与其说什么“为了显得有文化”，不如说僧多粥少，竞争残酷才是生僻字入名的真正肇因。“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中国父母们的共同心声和共同心病。起名就是起跑的一部份，因此，起一个“有文化”或“个性化”的好名字，就相当在200米或400米开跑前占据了第4第5跑道。从《康熙字典》里检出来的生僻字，有没有文化另说，至少能够在遍地的张三李四Plain JANE里先声夺人，脱颖而出。再至少，可以避免同名同姓带来的不便，也算是为政府减负。
人父人母的共同心愿，无非是后代们能混个人五人六。然而既成功又出名的“名人”之名，却几乎都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之辈。因而既要避免因与他人同名同姓而造成的个性流失，又要效法名人之通俗易懂，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曾有一名叫张国立的台湾同事，偏偏他的太太姓赵名薇。有一次两口子要去南京玩，通过旅行社订酒店，旅行社在火速发来订房确认传真的同时另有密电一通相告：酒店总经理再三叮嘱，务请二位贵宾届时直接到楼上的某某号房间办理check in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