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老先生们认为，青年演员身上毛火之气太盛，抽烟可以使之变得老成持重，与所演老生角色的身份相接近。抽“大烟”又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交际活动之一，世人均难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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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海沉浮（2）
戏班行话说，“梨园行是不养小不养老”。演员的一生全靠自己谋划，人们常说：“生意（卖艺）钱，当天完；买卖钱，管十年；庄稼钱，万万年。”大多数艺人都是性情中人，年轻时挣了钱，不知积蓄防老，把包银花费一空。到老来连生计都有问题，更谈不上有闲钱“过瘾”了。许多老艺人已经积习难返烟瘾极大，顾得了抽烟就顾不了吃饭，因此时常有人贫病饥饿而死。马连良每想到此，就记起了几年前他去看望言菊朋的事。言派艺术虽已形成，但是曲高和寡，是行内人所说的“打内不打外”的艺术，不被多数观众接受。言先生后来体弱多病，淡出舞台，郁郁寡欢，颇不得志。马连良到言宅之后，见言菊朋躺在床上，面色难堪，眉头紧蹙，问明原委才知他正在戒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硬扛。马连良一听就急了，说：“三哥，戒烟要进医院，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能马上就断。自己硬来，会出事的！”言菊朋面有难色地不停点头，表示明白，没有说一句话。马连良眼圈含泪地离开了言家，回家后封了一百大洋交给弟子言少朋。心想一代名伶言菊朋都落得如此下场，何况别人呀！
没过多久，政府方面有了回音，决定帮助梨园界集体戒烟。可政府拿不出钱来办这件事。马连良当即表示：“我拿出一部分钱来，我再找我的朋友帮忙，请有能力的捐出一些款子，相信能够解决大部分人的难题。”于是，由政府出面，男艺人由马连良组织，女艺人由孟小冬组织，在宽街的“大公主府”集体戒烟，也就是现在的宽街中医院。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宋德珠、王和霖等等都参加了，杨小楼的二路武生、老前辈迟月亭逢人就说：“马连良积德积大了，救了多少人呢！”马连良自掏腰包为梨园界的同仁戒烟，自己也觉得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他希望能够如戏文中所说的那样，“向阳门第春光暖，积善之家庆有余”。可“胜利”之后的日子，却与马连良的预料正好相反。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在料理“公务”的同时，开始大把大把地为自己捞取好处。其中一些慕名前来马宅拜访的官员，见到“南宽街”这所深宅大院，见到摆放明清家具的客厅，见到拥有法式雕花桌椅的餐厅，见到倒映人影的地板，见到墙上的名人字画，不由得露出了垂涎的口水和贪婪的目光，这不正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挖空心思所要寻找得对象吗？！敲诈名伶是历朝历代的官员最简单、最省事的敛财方法，可算得上是“弹无虚发，一击中的”。敲诈得方式与方法则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这段时期里，最流行、最有效的招数就是把敲诈的对象打成“汉奸”，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清算“汉奸”的财产，把它作为“敌产”和“逆产”，明目张胆地“充公”到他们的腰包里。于是“大员”们开始搜寻马连良的把柄，然后再治他于死地。马连良南宽街的大宅第，又一次给他招来了影响他后半生命运的“是是非非”。
这出“马连良汉奸案”的大戏，由国民党高官做后台老板，负责全盘策划。由位于东华门东兴楼饭庄附近的“稽查处”为前台班底，特务李国章唱主角，出面搜集1942年冬季马连良扶风社去东北演出的“材料”。在伪满宣传的基础上再添油加醋，把这次以捐资助学为目的的巡演，说成是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官方派出的使节团，专程为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而去演出的。把日伪强加在马连良扶风社头上的“华北演艺使节团”的帽子，巧妙地偷换成“华北政务委员会演艺使节团”，这样马连良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官方”的代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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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海沉浮（3）
1946年6月，马连良在北京参加了多次纪念抗战胜利义演之后，被上海天蟾舞台方面约请前去献艺。一天他与梅兰芳、谭富英、周信芳、李少春等人合作《四郎探母》，为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募捐义演。突然后台来了一帮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把天蟾舞台围得水泄不通，为首的人向马连良递交了一份由“北平地方法院”发出的传票，让他速回北京接受“讯问”。特务、宪兵站满了后台，一个个虎视眈眈，横眉立目，要把马连良立马“拿下”。这种阵势不但把马连良个人，而且把所有戏班的同仁都惊呆了。马连良、梅兰芳合演的《探母回令》向来是大义务戏的“墩底”，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他沉默片刻，说：“戏还没完，唱完以后，我自己走，我要对得起今天来的观众！”马连良出场了，台下不知实情观众兴奋地向马连良不断喝彩，马只好强颜欢笑，心中却愤懑以极，直到把戏圆满地完成。
马连良决定连夜乘火车回京。当他走出天蟾大舞台之后，只见马路边的电线杆上贴满了布告，上写“通缉马连良”等字，他心中明白，这回的动静看来不小，京、沪两边都“勾”上了。萧先生当年对“南宽街”房子的评价一而再、再而三地应验了，如此之大的塌天大祸自己能“压得住吗”？
马连良回家以后，与出外之前恍若隔世。以往门前车水马龙，冠盖相望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只见门庭冷落，世态炎凉。如同马连良在《春秋笔》中头段西皮流水所唱的那样，“狂风日落乌鸦噪，孤灯明灭人寂寥。吹来愁绪知多少，一齐攒聚在心梢。”
敢于上门来的国民党官员，多数怀有乘机敲诈或落井下石之心。有人说能在北平手眼通天，有人说可去南京打通关节，其目的就是索要“活动经费”，然后一去不归。有些更加寡廉鲜耻的人，直接指明要某一套家具或某件首饰，贪婪的嘴脸暴露无遗。马家这边开始倾家荡产般地变卖家财并换成金条，由夫人陈慧琏出面，施展她的“外交”才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川梭不停，直接找到了蒋夫人宋美龄和全国回教协会会长白崇禧等官员，要求还马连良一个清白。“妆敬、文仪、门包、润笔”等自然也花费不菲。梨园界的同仁也上疏政府，联保马连良，证明他是无辜遭人陷害。
马连良以“保外就医”的身份整天软禁在家中，不能自由活动，等候案件的审理结果。闲来无事时，给侄子马荣祥说说戏，聊以排遣心中的郁闷。正逢荣祥从尚小云的“荣春社”出科，其唱、念、做、打等方面都颇有“马派”之风，血缘关系对继承流派艺术又有帮助，于是马连良苦中作乐，培养荣祥也成了他相对欣慰的事情。爷儿俩非常投契，马连良也非常喜欢这个侄子，给他说了不少“真东西”，并对荣祥说：“赶明儿咱们家闯过了这一关，咱们爷儿俩好好唱戏。”当时马连良始终幼稚地认为，自己的这次劫难与家宅的风水有关。也可能是因为侄子崇永和荣祥的名字里占有“永祥”两个字，冲撞了自己的祖父马永祥的名讳。于是要求崇永改名崇禧，荣祥改用家名崇信。
自从打“官司”以来，马连良停止了一切演出活动，家中几十口人等着吃饭，没有进项。长子崇仁每天在外搭班唱戏，所得不多的收入都要交给家里过日子，甚至儿媳满羡懿的首饰都要拿出来变卖，帮补家用，景象十分凄惨。崇仁在“中华戏校”时的许多同学，为了生计都加入了“新一军”的演剧队，据说收入、待遇比搭班唱戏强，他们就劝说马崇仁加入“新一军”。为了使父亲减少负担，帮补家用，崇仁决定与同学们一起干。
第五章 艺海沉浮（4）
烈火见真金，患难见真情。马连良的老朋友伍啸安远道从济南赶来北京，特意前来慰问。他是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的代理商，当地有名望的士绅，极其热爱马派艺术，家中的大门口就悬挂着一幅他本人的大幅剧照，是马派名剧《四进士》中的宋士杰，痴迷程度可见一斑。老哥儿俩彻夜畅谈不知倦怠。伍啸安交游广阔，洞察世事，帮助马连良分析时局，给不谙政治的马连良上了生动的一课。当得知天亮之后崇仁就要离家参加“新一军”时，伍啸安当即反对。他说“新一军”马上要开赴东北，与共产党打内战，此去凶多吉少，咱们不能让崇仁替他们卖命，去当“炮灰”。马连良闻之###恍然大悟，连忙起身亲自跑到崇仁的房间外面敲玻璃窗，告诉崇仁，明天早上“新一军”那边不去了，崇仁也算逃过一劫。后来伍啸安家道中落，儿子又是国民党军队的飞行员，解放之后处境非常艰难。马连良把他们老两口接到北京住在报子街马家，让他帮助自己做秘书工作，后又把他介绍到“梨园公会”任职，以尽朋友之谊。
没过两天，保甲长们也来乘机滋事，非要把马崇仁抓去当壮丁，实际上又是变相敲诈。马崇仁只好躲到李宗义家里住了几天，花钱了事。家里事情没消停，外面又有事，马家的世交花市“大生记”牛家又被抄了。牛家老太爷与马西园都是花市清真寺的“乡佬”（回族人语，###教信众），他家开了一间“大生记”清真糕点铺，在花市一带很有名气。特务队说他们家是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站，把牛家的人能抓的全都抓走了，东西抄得片瓦无存，穷凶极恶到了极点。“共产党”这个词儿马连良以前听说过，可没想到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对牛家是非常了解的，是忠肝义胆的正派人家。根本不是国民党政府宣传的“赤面獠牙，共产共妻”之辈，这种言行的政府还有谁敢相信呀？日本人来了，你们把百姓一扔，不管不顾，哪里尽过一点儿“父母官”的责任？如今鬼子走了，你们回来劫财劫色，横征暴敛，哪有一点儿“衙门口”的气度？这样的政府除了欺负百姓以外还能干点儿别的吗？！在打官司的过程中，马连良对国民党政府的怀疑和顾虑越来越增加了。
“官司”打了近一年左右，马家除了剩下一所空空的南宽街大宅院外，财产荡然无存，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最后北平地方法院的结案陈词是：经查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执政时期并没有官方派出过“使节团”的底案，查无实据，不予起诉。这一天是1947年8月16日，在家中软禁了一年多的马连良终于得到了解脱。当天还有一桩真正的喜讯，他的夫人陈慧琏为他生下幼女马小曼。此时此刻，马连良的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有兴奋，又有悲伤；有畅快，又有委屈；有愤怒，又有无奈。他不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宣泄积压在自己心头的重负，望着家徒四壁的宅院，真是“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马连良仰天长叹，在院子当中重重地叩了三个响头。他扪心自问，难道这一切都是老天爷注定的安排吗？！难道真像老家儿说的那样，“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吗？！难道自己的余生将在如此的环境下延续吗？！为了沈阳的回民教育事业，自己竭尽所能、罄尽所有地办了一桩有生以来最大的善事，却换来了国民党政府“汉奸罪”的回报，使自己蒙受了莫大的侮辱。这种颠倒黑白、以怨报德的把戏，以前只在戏里见过，现在却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唱了半辈子的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好像今天才领悟其中的玄机。只有亲身体验过了，才能对戏和人生有更深刻地认识。
第五章 艺海沉浮（5）
一年来不知去向的许多国民党官员又都“冒”出来了，一个个以道喜为名，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强迫马连良为他们唱“道谢戏”。让马连良白尽义务，他们好从中渔利。各种名目的义务戏排山倒海般地向他涌来，唱了二十多场还无尽无休，马连良强打精神，心中愤恨，恨自己不能像《打鱼杀家》中的萧恩一样，“插双翅，飞过江去，杀了贼的满门，方消我心头之恨！”
另一桩比家败更让人痛心的事，也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就是马连良艺术上的合作伙伴、被行内尊称乔三爷的著名鼓师乔玉泉的去世。乔三爷与马连良合作了近二十年，堪称马派艺术的缔造者之一，二人亲密无间，心有灵犀。马连良在台上的一个眼神、一个亮相、一个手势、一个台步都与乔三的鼓点配合得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一对鼓楗子即打出了人物的情绪，又渲染了舞台气氛。他常说：“打鼓的首先要会唱，不但会还得熟，如果等着角儿在台上‘叫起’（戏班行话，对乐队示意），打鼓的才开始打，那就算误了。”乔三爷与杭子和、魏希云并称“鼓界三杰”，名副其实。马连良本身最喜欢掌板击鼓，有时常在自己的戏前面为别人打一两出，过过鼓瘾，台底下都非常认可。只要他一见乔三爷到，立马让位，对乔三肃然起敬。
乔家以前生活非常贫困，乔三爷养成了知勤识俭、省吃俭用的习惯，可以说是不懂得花钱。加入扶风社后，日子越来越好，在琉璃街置了一所不错的四合院，平时依然不舍得花钱。在上海天蟾舞台散戏后，他就在路边吃一碗阳春面，马连良见后心痛地劝说：“三哥，打完一出《一捧雪》多累呀，您吃点儿、喝点儿，别吃阳春面了！”他也不往心里去。戏班的人在开戏之前都有吃鸡蛋的习惯，认为补身体而且不上痰。马连良知道乔三省惯了，不舍得吃鸡蛋的，就让人买了一筐鸡蛋给他送去，乔三不舍得吃，让人卖了。他的病逝与他清贫的生活不无关系。
为了尊重乔三爷的习惯，马连良在家产倾尽的日子里，决定亲自出资为亡友办理丧事。在广安门内长春寺开吊的那天，马连良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从山门以外一路跌跌撞撞，踉跄而行，亲自为他的玉泉三兄盖上了最后一床被，抚棺痛哭，捶胸顿足。他不断哽咽地说：“三哥、三哥，您别走啊，以后谁帮我呀？！”如此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令马连良心灰意懒、意兴阑珊，无心于氍毹之上。他深知道，艺术是人创造的，乔三走了，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他，舞台上没了默契，这戏还唱什么劲儿啊？他心中明白，一个马连良艺术的鼎盛时代结束了，我还会东山再起吗？
1947年8月30日是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六十大寿，他约请南北名伶前来上海，要办一次大汇演，杜多次派人来京约马。袁世海见马连良心情郁闷就前来相劝，他说：“三叔，咱们还是赶快去上海吧，您还没看出来这阵势，咱们一天不走，这义务戏就永远的没完！谁受得了啊？！”马连良心想世海说得有理，只有唱戏才是自己目前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寄情于舞台上的每一场演出，才能暂时忘记那场混帐“官司”带给自己的屈辱，以及失去艺术伙伴给自己的精神上打击。加上自己身上还欠着一屁股账，必须强打精神挣钱还债。就像《打鱼杀家》里萧恩唱的那样，“我本当不打鱼关门闲坐，怎奈我的家贫穷无计奈何！”李华亭是扶风社的经励科，问道：“三爷，咱们请谁打鼓呀？”马连良无可奈何地说：“乔三爷在，谁都不行；乔三爷不在，谁都行。”
第五章 艺海沉浮（6）
“官司”以后，马连良痛定思痛，看透了当局者的本来面目。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马连良伤透了心。俗话说的好，“官字两个口，怎么说他都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