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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兰克林和斯蒂文森家的关系中，他和波莉的交往值得一提。那是一种介乎父女之间和忘年之交之间的友情。
在威廉·谭波尔出生之前的1759年5月，不知道是由于富兰克林对威廉和波莉居间作伐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波莉离开了克雷文街的家，去和在埃塞克斯的万斯特德的一位姨妈住在一起。后来，波莉请求和富兰克林以自然哲学为话题定期通信。富兰克林在他1760年5月1日的信中答应了，但他也写道：“可为什么你要在决定（如我所听说的）独自生活的时候，借修心养性使自己成为对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来说更为亲切，更为合意的伴侣呢？如果我们如你所提议的研讨伦理和自然哲学，我想在我充分树立我作为导师的权威之时，我要先教给你一星半点‘责任’这一问题。”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建议她阅读他推荐的书，然后把她的思考和问题写信告诉他。
那年夏天，波莉从布利斯特尔写了信来，问那儿的水在春天还很凉，而在抽水的过程中，水却变暖了。对这个问题，富兰克林没有冒险去回答，他在复信中引用了他在谢尔登的书中读到的一个妇女所说的话，“在弄清事实之前勿作解释”。但他的下一封信却是他给波莉的信中最长、也最专业化的了，信中谈到的是河水的潮汐问题。写完了信，富兰克林才想到读信人对信中所写真的会有兴趣吗？于是，他用一句巧妙的道歉作为信的结尾：“在给一位年轻姑娘写了6大页对开纸的哲学问题以后，还有必要在最后致礼吗？这样一封信本身不就是致礼吗？”的确，并不是每一个姑娘都有机会读到这样一封信的。
富兰克林对波莉谈论得最为详尽的是关于“衣料上的日光热”问题，那是他多年实验得出的结论。他在信中写道：
“由于我找不到我的实验笔记来寄给你，我只得凭我的记忆来告诉你。……我从一个裁缝的图样卡上取下了一些各种颜色的小块宽幅布，其中有黑色、深蓝色、浅蓝色、绿色、紫色、红色、黄色和白色以及其他颜色和深浅不同的各种颜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把它们拿出去，铺在雪地上。几个小时以后（现在我已不能说出精确的时间了），那块黑布由于在阳光下变得最热，陷进雪里很多，仿佛是被光线按下去了似的；深蓝布也陷得差不多深，而浅蓝布则不如深蓝布陷得深。其他的由于颜色更淡，也就陷下去更浅；白布停留在雪面上，一点也没有下陷。
“在哲学上有意义的难道在实际中就没有什么用途吗？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知，黑布不如白布宜于在炎热的阳光逼人的气候或季节里穿用吗？必须在阳光下行军或工作的士兵和水手应当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穿白色制服吗？夏天的帽子，男式或女式的，应该是白色的，因为白色可以把热量反射回去，那热量会使人头痛，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有致命的危害。”就这样，富兰克林用最简单的实验证明自己的看法，比欧洲人普遍知道在热带应穿淡色衣服早一个世纪，提出了浅色衣料这一明显的优点。
在伦敦期间，富兰克林还研制了一种称为“玻璃琴”的乐器。那是他根据理查德·波克里奇1743年发明的“音杯”的原理研制而成的。音杯是在一些不同大小的玻璃杯里盛上水，排在桌子上，每只玻璃杯音调的高低可以用增减杯中之水来调整。然后用手指敲击杯的边缘便可奏出曲调来。富兰克林从皇家学会得知了这样的乐器，他为“音杯”音质的甜美所倾倒，同时也感到它使用起来颇为不便。于是他便动手来改制。他订制了一套半球形的玻璃器皿，一共37个——刚好够3个8度音阶及其所需的半音之用——每一个的中央有一个孔。这些半球形的玻璃器皿大小不一样，最大的直径为9英寸，其他的直径依次缩小，最小的直径是3英寸。这些“音杯”被按大小依次穿在一根长轴上，相互重迭，但互不接触。穿上了“音杯”的长轴被水平地装在一只长匣里，长匣下面有4条腿放在地上，有些像大键琴，演奏者演奏时坐在这木匣前，用一块踏板带动，转动那根轴，就像带动一只纺车转动一样。同时用手指敲击动着的“音杯”的边缘。手指用力大小不同使得奏出的音有强有弱，也可任意使每一个音持续多久。富兰克林将这种乐器称为“阿莫尼卡”（玻璃琴）。
阿莫尼卡问世后，骤然流行于世，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在伦敦，一架按富兰克林的规格复制的阿莫尼卡卖到40畿尼一台。玛丽安·戴维斯于1762年初在英国公开演奏阿莫尼卡，然后带着它到意大利去旅行，并把它引进到维也纳的帝国宫廷，后来的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公主跟她学习过弹奏阿莫尼卡。琴音之优美悦耳使它风靡一时。在一次皇家婚典上，玛丽安用这个“富兰克林创制的琴”为歌唱家谢西利亚·戴维斯演唱的作曲家梅塔斯塔西奥谱写的歌曲伴奏。1764年，这种琴传回了费城，并在议会大厅公开演奏。在音乐之乡德国和奥地利，这种琴制作得最多，在很长的时期里，由于他发明的阿莫尼卡和避雷针，富兰克林在德国的乐坛和电学之苑中同样地享有盛名。阿莫尼卡在那里被人效仿、加以机械学方面的改进、调整。包括莫扎特和贝多芬在内的音乐大师为它谱写乐曲。到了1800年，阿莫尼卡忽然不再流行，原因据说是玻璃杯的震动对演奏者的神经有影响。
由于阿莫尼卡不再流行，后世一般不大提及富兰克林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但他对音乐的确十分喜爱，也有很深的理解力。他在共读社的聚会上和同伴们轮流唱歌，创作歌词，还抽时间学习弹奏竖琴、吉他、提琴，也弹他的阿莫尼卡。不论是在费城、在伦敦还是后来在巴黎，他以此自娱并使朋友们开心。而在1757—1762年这段时间里，在工作之余，比起其他的各种写作和实验，他更加投入于他在音乐方面的发明创造，为之着迷。
1762年1月，富兰克林决定返回费域，由于英法正在交战，他得等待军舰护航。就在等待期间，牛津大学授予他民法博士学位。4月底他去了牛津。在30日举行的典礼上，宾夕法尼亚省在英王陛下朝中的代理人、北美邮政总代理、皇家学会会员、声名卓著的富兰克林被授予了这一学位。威廉·富兰克林在同日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其后便是朋友的挽留和离别。
斯特拉汉一直想让富兰克林留居伦敦，不再返回美洲。他曾经写信给黛博勒·富兰克林，劝她到伦敦来。但富兰克林知道自己的妻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远涉大洋到英格兰来生活，他也不会坚持要她来。后来他又认真地向富兰克林谈到自己的儿子和萨拉的婚事（在富兰克林到伦敦来之前，两位朋友曾在信中戏言此事，当时萨拉才六七岁，那男孩也只比她年长三岁）。富兰克林把这事转告了妻子。可黛博勒自己不肯到英国来，又不愿意萨拉离开自己，使得这件事只得作罢。其后，斯特拉汉仍不断劝说富兰克林留下来，但富兰克林的回答是：“你的劝说很有力量，可以说服我做任何事。但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必须回去”。并说他此去可能是永远地离开英国了。但是，在富兰克林内心深处，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和斯特拉汉的劝说相应和。8月23日，富兰克林在即将登船之际从朴茨茅斯写信给斯特拉汉说：“目前，理智将我拉向大洋的彼岸，而意愿却叫我留在这里。两者中通常何者占上风，你是知道的。……倘若我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说服富兰克林夫人前来伴我，那就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船终于驶离了朴茨茅斯港。对富兰克林来说，那是一次长而愉快的海上旅行。“因为在一艘军舰的护卫下，我们有10艘船同行。天气宜人，风向也顺，不同船上的旅客不时地互访和共餐；我们还在令人赏心悦目的马德拉岛上游览，在途中小客栈中休息。在那里，我们补充了我们的食物储备，购进了许多点心。其时，正值岛上的葡萄收获季节，我们在客舱的天花板上挂起了一串一串的葡萄，在后来的好几个星期中，葡萄成了我们的餐后甜食”。那次航行的时间特别长，是因为10艘船必须齐头并进，只能以最慢的船的航速航行。快船只得缩短每天的航程，有时还需要停下来等待后面的船跟上。“这是我们结伴前行的唯一美中不足，但它为更大的安全感、平时船之间的相互关照和其他令人愉快的交往所大大地弥补。”
这一次返回费城，威廉·富兰克林没有和父亲同往。他在船队启碇之前，被任命为纽泽西州州长。这项任命是乔治三世的国务大臣也是宠臣布特勋爵一手促成的，意在以此影响富兰克林对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当然还有业主的立场。托马斯·宾们相信，这一定会使富兰克林的立场有所改变。
9月，新任纽泽西州长威廉·富兰克林在伦敦同西印度群岛出生的伊丽莎白·道恩斯举行了婚礼。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海上，向着宾夕法尼亚的费城航行。
★民军领袖
11月1日回到费城的富兰克林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家里，从他踏进家门，和亲人短短地相见之后，家中便从早到晚挤满了前来看望他、庆贺他的归来的朋友们。这使他感到欣慰。因为他在伦敦时曾听说朋友们不再忠实于他，这时看来，那不过是没有根据的传闻。
而他的乡人们已在一年一度的州议会选举中把他选入了议会，正如在他出使英格兰的5年中每年所做的那样。人们埋怨富兰克林不该那样悄悄地回到城里，不然的话，他们要派出500骑把他迎入城来。1763年2月19日，议会的议长代表议会发言，“为他特别为本省尽心尽力完成使命，也为他一样地报效美利坚而做的大量而重要的工作”而向这位代理人致谢。
富兰克林受到的欢迎也来自他的朋友凯瑟琳，现在是格林夫人。她从罗德艾兰写来了信，恳请他去看她。1月里，富兰克林答应她，如果那年夏天去新英格兰（他已计划要去），他一定在途中顺访沃里克。
2月，威廉·富兰克林从英国回到美洲就任纽泽西州长之职。他将州长所在地设在伯林顿——当年他父亲从波士顿出逃，在此偶然找到一只去费城的船的地方。富兰克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儿子的治下巡视了一番，最后满意而归。他看到儿子轻易地平息了一些对自己的不满，不仅结交了一些朋友，甚至还能化敌为友，将当地政务处理得颇为妥贴，不觉从儿子的这些方面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3月28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大西洋彼岸的斯特拉汉，“我刚从他的辖区旅行归来，我高兴地看到他在所到之处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极大尊敬甚至爱戴”。毕竟，当州长本身很难说是一桩不幸的事。
富兰克林将归美后第一年的很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邮政事务。当时，加拿大已在英国手中，纽约和蒙特利尔及魁北克之间必须建立某种通讯联系。富兰克林视察了从南部弗吉尼亚到东部新英格兰的地方邮政局。1763年4到5月，他在弗吉尼亚逗留了三四个星期同他的新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会晤。6月，他在纽约和那里的新州长卡德瓦拉德·科尔登及驻美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晤谈。
在纽约，已经20岁的萨拉·富兰克林同他的父亲会合，然后两人一同前往新英格兰。再到沃里克去拜访格林夫妇。在沃里克期间，富兰克林不慎从马上摔下跌伤，受到了格林夫人凯瑟琳的悉心照料。当父女二人出发往普罗维登斯和波士顿去时，格林夫妇送了他们一程又一程。凯瑟琳依依不舍，希望他们从波士顿返回时，再到沃里克来作客。然而，事与愿违，在从朴次茅斯返回时，富兰克林再一次坠马摔伤，肩骨错位。那时已是9月初了。3个星期以后，他们还耽搁在波士顿，富兰克林的胳膊还在痛。一直到11月1日，他们才在旅行了2千余公里之后回到了费城的家，当然是直接回去的。富兰克林和凯瑟琳此生只剩下一次见面的机会了。
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和约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暂时告一段落，北美的英法对抗也停止了。然而，它并没有带来北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和平。印第安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殖民者的所为，预计到在军队退去后，接踵而至的必将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夺去他们的土地，剥夺他们在故土打猎的权利。因此，印第安人，包括一向同英国殖民者友好相处的“六族”印第安人都在骚动不安起来。1763年夏季，在亲法的印第安人中爆发了一场被称为“旁提亚克阴谋”的大范围暴动。旁提亚克是渥太华族印第安人的首领。西部的印第安人向从底特律到皮特堡的长长的边境线上的英国人发起进攻。底特律和皮特堡的守军总算保住了这两处边防要塞，但是在5—6月期间，尼亚加拉以西的其他每处边防军队全都遭到突袭和屠杀。
其后，俄亥俄的各处堡垒也陷落了，像在数年前布雷多克的英军战败以后一样，一股一股的印第安作战人员蹂躏了东至坎伯兰县的宾夕法尼亚全境。一些边地的英国殖民者开始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兰卡斯特县，一些帕克斯顿和多内戈尔城的苏格兰——爱尔兰籍移民组织起来，自称“帕克斯顿之子”，却将怒火发泄到和平居住在宾州境内安分守己的印第安人身上。一些这样的印第安人，如在莫拉维亚派教徒保护下的伯利恒附近的印第安人，已安全迁徙到费城。但在12月里，50多名“帕克斯顿之子”突然闯入兰卡斯特附近康内斯多哥族印第安人的和平村庄，杀死了全部村民。11月起，州长约翰·潘两次发布公告悬赏捉拿这伙罪犯，可是毫无结果。
对“帕克斯顿之子”屠杀和平的印第安居民一事，宾州居民持有不同看法。边境各县一向认为州政府抛弃了自己，州府之人对边境安全既冷淡又自私，他们只好自己来处理边防，而此时此刻则将这股宿怨用来同州府唱反调。如兰卡斯特人就支持或谅解这些杀戮，使得这伙嗜血的暴徒从团伙发展为数百人的军队，窜犯到费城，叫嚣要将莫拉维亚教派的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并口念圣经经文以为他们残暴行径涂上几分正义的色彩；东部的长老会派教徒也倾向于赞同他们，还有那些正直的国教徒、仇视印第安人的暴民，而且有人怀疑到因产业所有权问题而仇视教友会教徒的宾及其参事会也有这种倾向。宾夕法尼亚境内的印第安人眼看要大难临头。
在这种情势下，富兰克林认为，无论“帕克斯顿之子”的行径还可以是别的什么，它首先是彻头彻尾的暴行和残杀。1764年1月，他用热烈的感情和动人的笔调写下了《近来兰卡斯特县屠杀印第安人的实录》一文，在文中，他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淋漓尽致地叙述了屠杀的经过，然后写道：
“有些人想为这种重大的罪行开脱，说是‘边疆的居民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最近的这次战争中被敌对的印第安人杀害而激怒了’。这很可能。然而，尽管这可以给他们以正当理由进入丛林中去搜寻那些杀人者，并向他们复仇，但却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