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印刷业的富兰克林认识了几个书店的学徒和藏书爱好者，他常在晚间向人借书，彻夜阅读，第二天一早便送还，并且留心保持书的清洁，从不污损，因此，有书的人都乐于借书给他。他就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期间，他曾尝试过写诗，还在哥哥的怂恿下写了两言诗，一首题为“灯塔的悲剧”，叙述一位名叫华萨雷的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沉船遇难的真实故事；另一首是水手之歌，讲述的是海盗提奇（又叫黑胡子）就擒的事。詹姆士将这两首诗印了出来，叫弟弟去沿街兜售。结果，“灯塔的悲剧”销路很好。正当小富兰克林沾沾自喜的时候，他的父亲却出来阻止他了。父亲挖苦了儿子的诗句，并告诉儿子说，作诗的人一般都是乞丐。多年以后，富兰克林承认自己那两首诗的格调低下，若真的去写诗，一定会是个“十分拙劣的诗人”。不过，对富兰克林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散文写作也始于这时期，恰恰又大大得益于父亲的指点和鼓励。
那是从富兰克林和约翰·柯林斯的交往开始的。柯林斯是波士顿城内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富兰克林和他交往很密切。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对一些问题进行争论。有一次，两人对于妇女应否接受高深教育和妇女有否从事研究工作能力的问题辩论起来。柯林斯认为妇女天赋低劣，不应受高深教育，也不能胜任研究工作。或许有几分是为了争辩而争辩，富兰克林持相反的观点。到了分手的时候，柯林斯在辩论中占了上风，然而富兰克林认为柯林斯不是靠强有力的论据，而是以善辩、流畅的口才压倒了自己。于是，他便把自己的论点写在纸上，然后寄给柯林斯，以便在没有机会见面的随后几天中继续那场争论。柯林斯也用书面争辩来回答他。如此这般，双方都寄出了三四封信时，富兰克林的父亲无意中看到了儿子的信稿。他对孩子们争论的问题未加评论，只是借机谈起双方文章的体裁来。父亲告诉儿子说，他的正确拼法和标点胜过了对方，但在修辞和条理方面却相形见绌，并以文中几处论证当作实例。富兰克林信服了，决心要努力改进自己的写作。
在此前后，富兰克林买到一本杂志——《旁观者》的第三卷，读了之后，认为其中的文章“写得极好”，便想当作样板来摹仿。他选出其中的几篇，将每句的大意摘要记录下来，搁置几天后，再用自己的话把文章复原出来，然后将它和《旁观者》中的原文作比较，以便发现自己的缺点，加以修正。在此基础上，富兰克林又将这些散文改写成诗，一直到自己忘记了原文的结构时，再来设法将诗中的意思用散文表达出来，然后也和原文作比较，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一步是为了学习如何整理思想，使文章具有条理性。就这样，富兰克林的写作进步了。
富兰克林的自学只能在晚上下班后或早晨上工之前，或是在星期日。为了更多地进行学习，富兰克林尽量减少用在其他活动上的时间。当时，他尽管认为做礼拜是人们应尽的义务，但还是常常设法从父亲的催督下躲避参加，独自一人留在印刷所，在练习写作和读书中自得其乐。在16岁那年，富兰克林偶然读到一个名叫特莱昂的人写的一本宣传素食的书，打算实行素食。当时，詹姆士尚未结婚，他和印刷所的学徒们都在另外一家包饭，富兰克林的素食使得那家人为他们备餐起来很不方便，并因此而受到哥哥的责怪。终于有一天，富兰克林向哥哥提出，把每月伙食费的一半交给他，由他自己来办理伙食，詹姆士马上就同意了。这样，富兰克林每顿饭以一块饼干或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清水充饥，由此从伙食费中省出钱来买书。而且，每到吃饭的时间，詹姆士和其他人离开印刷所以后，富兰克林草草吃过东西，便可以利用剩下来的时间读书。素食使富兰克林获得了买书的钱和看书的时间，他的学习进度加快了。
就是在当学徒的这段时期里，富兰克林把在写算学校曾两度考试不及格的算术学了一遍，用的是柯克的算术书，又读了赛勒和舍尔梅的关于航海的书，从这些航海的书里，他接触到了几何学知识。他还读了洛克的《人类的悟性》和波尔洛亚尔派的作者们写的《思维的艺术》。富兰克林的学习日渐深入。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里，富兰克林在改进自己文体的同时，注意到了论证方式的改进。一次他偶然在一本英语语法书的后面发现了两篇关于修辞法和逻辑的简短介绍，其中关于逻辑的那篇在结尾时举了一个用苏格拉底对话法进行论辩的实例，他立即发生了兴趣。此后不久，他买了一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加以研读。书中记载的苏格拉底运用对话法进行论辩的实例，吸引了他。从此，富兰克林放弃了自己生硬反驳和武断立论的辩论方式，而效法苏格拉底，用一个谦逊的、对事物抱有怀疑的人的口吻发问。他发现这种方法常常使自己的对手，即令是“很有学识的人”，也不得不让步，直到陷入窘境，而使自己和自己的论点获得往往是不应得的胜利。但几年以后，富兰克林又逐渐放弃了这种辩论术，而只保留了用谦虚的语句表达个人意见的习惯。在那以后，每当提出什么可能引起争论的意见时，富兰克林从不用“一定”、“无疑”等表示肯定语气的字眼，而宁愿用“我猜想”、“我料想”、为了什么理由，“在我看来这件事好像是”等等。后来，在富兰克林漫长的一生中，有许多场合他需要说服他人接受他的意见，而大多都如愿以偿，这恐怕是大大得益于他的论辩技巧上的研究改进。
就这样，仅仅上过两年学的少年富兰克林在早早地当起了学徒去挣自己的面包的同时，以非凡的求知欲和刻苦精神，吸取着文化知识的养分，不自觉地为未来作为科学家、思想家和外交家的生涯架设了最初的牢固的梯级。
★离兄出走
1721年，詹姆士不顾朋友中一些人的反对，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新英格兰报》，富兰克林则把印出来的报纸送到城里各处的订户家中。詹姆士的朋友中有人为报纸写些短文作为消遣，而这些文章使得报纸的声誉提高，销路更广。这些朋友常到印刷所来，在谈话中提到他们的报纸受到居民的欢迎。听到这些，富兰克林不禁砰然心动：何不也在报纸上一试自己的身手呢？
当然，他不能像其他撰稿人那样公开署名，因为哥哥不会允许他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在他眼中，弟弟始终不过是一个学徒，一个孩子。于是，他以一个名叫“赛伦斯·杜古德”①的女子的身份用第一人称给报纸写稿。他给《新英格兰报》的第一篇文稿写于1722年4月2日。在他的笔下，杜古德出生在到新英格兰去的船上，父亲在旅途中丧命。到了新英格兰后，她和母亲住在离城不远的乡下，“我不得不出去当学徒工，因为我不能再靠我贫穷的母亲生活，她也在苦苦地挣扎求生。”她的教师是一位牧师，他让她学习针线活、书写和算术，并“让我随意使用他的藏书，那藏书量虽不大，却是经过精选、适合于启迪理解力并使头脑形成伟大而高尚的思想的。”过了一段日子，那位牧师开始物色一位妻子。在几次向上层社会的女子求婚不成功后，“他选择了他的学生”。这里，富兰克林显然是以他的外祖父当年娶了他的女佣——富兰克林的外祖母——为原型加以虚构的。“由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并待我犹如一位父亲，我不能坚决拒绝他的求婚”。于是，杜古德结了婚，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又成了寡妇，平静地住在乡村——
①原文是SilenceDogood，意为沉默做好事。
按富兰克林的眼光，他杜撰的这位杜古德夫人具有讽喻意味地梦想进入哈佛学院学习。那所学院的门由富裕和贫困把守着。凡是未经富裕推荐的求学者，一概由贫困拒之门外。而在那所殿堂之内，学识高踞在宝座之上，从地面到宝座是难以攀爬的阶梯。大多数的进香者先是满足于同爱德尔尼丝夫人和伊格诺伦丝①夫人两姐妹一道，呆在那宝座脚下，到他们不得不攀登时，又“千方百计求助于已经攀登到他们前面去了的人的帮助。那些人则为了一品脱牛奶或一块果馅饼的代价，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后进者拉到和他们同等的高度上……。每一个木鱼脑袋看起来都因为分享了一份学问而心满意足，尽管他们还和先前一样愚蠢。一旦来到那座殿堂的外面，我觉察到，他们之中，一些经营商业，一些去旅行，有的干这行，有的干那行，有的什么也不干；许多人在那以后由于没有世袭财业而一贫如洗，就像教堂的耗子，因为他们种不了地，也羞于乞讨，靠机智度日又不可能。我暗自思忖，那些傻到极点的父母们看不到他们子女脑瓜的迟钝和不开窍，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钱袋足以将儿女送进知识的殿堂，在那里，由于缺乏所应有的天份，他们学到的难以超出举止漂亮大方、优雅地进入一个房间——而这在一所舞蹈学校就可以学到。在支付了大量的烦恼和费用之后，他们就这样返回来了，还像先前一样是个木头脑瓜，只是多了一些傲慢和自满。”——
①是英文单词idleness和ignorance的译音，意为“懒惰”和“愚昧”。
富兰克林的文章内容正是他自己思想状况的写照。少年时代的富兰克林就曾想过到哈佛学院念书，也曾向往过牧师的职务，但既然当了手艺人，他便将当年的理想付之一笑，自慰并没有失去太多，而且有了一份更好的职业。富兰克林还用他懂得的一点拉丁语，在文章结尾时加上一句拉丁语箴言，给全文增添了几分幽默感。
这些文章全都是用化名写成，也不敢公开投稿。富兰克林用伪装了的笔迹誊写后，在夜间将稿子塞进印刷所的大门。第二天早晨詹姆士开门时发现后，把它拿给自己的朋友看，文章居然得到了大家的赞许。詹姆士和朋友们猜测文章的作者，纷纷举出他们中的佼佼者的姓名。这样的评价使富兰克林在一旁听了喜出望外。对文章加以好评的这些人或许称不上什么专家名士，但正是这些赞许增强了16岁的富兰克林在写作方面的自信心。富兰克林还撰写诗文讽刺当时在新英格兰的诗人中写得最多的挽诗，因为挽诗的作者常常将莫须有的美德和业绩加到死者身上来加以赞美和哀悼，使得挽诗具有一种虚伪的、套话连篇的格式。
这一系列署名杜古德、在挽诗问题上大发议论的作品到1722年6月25日停止发表了，因为从这个月起，富兰克林兄弟及其朋友们不得不全力应付一场严重的事端。
詹姆士的《新英格兰报》自1721年8月7日创刊以来，屡屡刊登代表当地激烈思想的文章向保守势力挑战，已经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为了除掉这个与众不同的新的声音，他们在等候时机。1722年6月，这个机会出现了。6月11日，《新英格兰报》登出一篇虚构的从新港寄出的信，信中说有人看到海盗在那一带海岸出没，“我们从波士顿得到通知说，麻萨诸塞政府正在装备一艘船（“飞马号”）去尾随海盗，由彼得·巴比伦船长带领，人们认为，只要风和天气许可，他将在本月的某个时候出航。”文章刊出后，麻萨诸塞参事会借口这是蔑视当局，下令逮捕了詹姆士，审讯以后将他关押在波士顿的石筑监狱里。一个星期后，詹姆士告诉参事会说他“确实感到衷心地抱歉”。又过了一个月，波伊尔斯顿医生为詹姆士出具证明说，犯人的健康因监禁受到损害，詹姆士获释了。
在哥哥被捕的日子里，富兰克林独自继续出版报纸。他的第8篇署名为杜古德的文章标题是《一篇伦敦杂志的摘要》，文中写出了他的心声，“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智慧这类东西；而没有公众自由这类东西就没有言论自由；这是每个人的权利，正如由于这权利，他不能损害或控制他人的这一权利……。谁要颠覆一个国家的自由，必先压制言论自由。”他又写道，“一段日子以来，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对一州来说，危害更多的是虚伪地声称忠实于宗教还是公开地亵渎神圣。但最近的一些这种性质的思想使我倾向于认为两者中伪君子更为危险，特别是假如这个人还占据着政府的职位的话。……如果在新英格兰我们有了或像是有了这样的例子，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最好地证明我们对宗教和国家的爱，那就是，把欺骗者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受骗者不再受骗……”富兰克林在支持自己的哥哥。
詹姆士一出狱，他的悔罪的心情也就无影无踪了。《新英格兰报》在舆论界独树一帜的面貌依然故我。1723年1月14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严厉地写道：“有许多人看上去比一般人更信教，但在几件事情中却比那些声称一点也不信教的人恶劣得多。”这一下，参事会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下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或任何其他这类性质的小册子或文件，除非事先经过本省秘书的检查。”
在这种形势下，詹姆士和他的朋友们在印刷所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决定对策。有人提议改变报纸的名称来避开法令的规定，但詹姆士认为变换报名会带来许多麻烦。最后，大家决定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继续办报。为此他们又商定将当初签订的师徒合同还给小富兰克林，并在合同背后注明解除合同规定的一切业务，意在不引起州议会的非难，指责詹姆士仍在通过自己的学徒出版这份报纸。同时，为了保障詹姆士作为老板和师傅的权益，双方另外签订一份新的适用于未到期的师徒关系的合同，这份合同将不予公开。立即，弟兄俩将这些办妥了。这样，《新英格兰报》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继续发行。
然而，几个月过去，富兰克林兄弟俩之间的不和日益表面化，终于达到不能相容的地步。
从富兰克林跟随兄长学艺以来，詹姆士就视弟弟为普通学徒，认为弟弟应当像其他学徒一样为他服务。小富兰克林则认为两人毕竟是弟兄，詹姆士对待自己应有别于其他学徒，所以常常感到哥哥的某些要求过分地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有时候，两人在父亲面前为此发生争执，小富兰克林一般都能得到父亲的支持。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在印刷所冲突起来，詹姆士的脾气急躁，常常对弟弟拳脚相加，伤害了两人的手足之情。富兰克林一直觉得学徒生活令人生厌，渴望能早日结束它。前一年，当富兰克林用化名为报纸写稿的事被发觉后，一向拿他当孩子看待的詹姆士的朋友们不禁对他刮目相看，而詹姆士当初虽然也曾赞赏过那些文章，一旦知道它们是弟弟所写并因之受到朋友们的器重，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唯恐弟弟会过分自负，更加不服管教。弟兄俩的隔阂加深了。
哥哥被捕的事件发生后，富兰克林站在哥哥一边，对当局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慨。在他独自主持报务期间，他撰文对当地统治者冷嘲热讽来支持哥哥。但是他希望摆脱学徒地位的心愿没有变。这次詹姆士表面解除与他的师徒关系无疑是一次机会。尽管暗中有另一份合同，但富兰克林料定哥哥在当时的情势下是不敢将它公开的。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富兰克林常常利用旧合同已被作废的事实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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