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用极少的文字把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重现出来。她们在哪里过的夜？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睡在一张长椅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科科睡在20点后当班的流动警卫的床上。
“一位先生提供我一张床，条件是我和他同睡。这个旅馆里的人都认识我，我说服了老板，于是被安排在一个屋顶室里。我睡在那里热得透不过气来，不时地起来，到厕所里去喘喘气”
在维希有一封信等着她。这封信使她对离开已有一段时间的巴黎隐隐地有了一些了解。邮局还在运转。
“我惊奇地获悉德国人没有占领我在里兹饭店的房间，他们甚至连放在门口用大字写着我的名字的箱子也没有打开。一位将军看到了这些箱子，他说：制造服装和香水的夏奈尔小姐她可以留下来。德国人并不都是流氓。乔治和热夫·凯塞尔有时和我疏远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不在那里。但他们却愿意对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我没有看见过德国人、看看莫里斯·萨克斯是怎么写的吧。他说他有几位德国朋友，他想以他的名义上演一出戏。人们对他说，不行，不能用这个名字，但并没有对他怎么样。后来他去了德国，因为他自己要去。在汉堡，他遇到了可怕的事。他因为告发了所有的人而被一些法国人暗杀了。我对热夫和乔治说了，他们认为事情还要微妙得多。”
夏奈尔小姐对被占领时期的黑暗年代谈得很少。有关这方面的谈话也不能为她增添光彩。‘战争与她无关，奇妙的自我主义比马奇诺防线保卫法国还要好地保护了她。在这方面，她和萨夏·吉特里见解相同。萨夏说：
“我看到的德国人不如看着我的德国人多。”
科科说：“战争总是会有的，因为发明了那么多的药品，人都快死不了了。”
在维希，她靠了一位省长，把油箱装得满满的。在回巴黎的路上，“机械师”驾车，同行的还是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和那位女博士。路上她们曾经被拦下，让坐着牛车重返家园的比利时难民通过。
“我们拿出床垫在树林里睡觉。”
她们还带着床垫？……
科科说，如果不是天好的话，人们也就只得呆在家里无法逃难了。我饿极了，清新的空气使我胃口大开，但是我们只有糖果和果酱。玛丽一路易丝看见有人在火上煮什么东西，希望他们请我们共享他们的食物。我要“机械师”走小路，但到处都找不到食物，什么也没有。在波旁一阿尔尚博海水浴疗养地我们又碰了壁：旅馆老板抱歉地说：整个季节房间全被预订了，但是没有人来住。总而言之，预订房间的人都没有来。我们找到了三间带浴室的房间，这真是一个奇迹。我想看看周围环境，没有立即进房间。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爬在墙上，心想他肯定会掉下来的。他真的失去了平衡，跌了下来，头先着地。我立刻奔了过去，我对大家说，先别扶他起来，看看有没有骨折。小孩哭了，她的母亲也哭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100法郎的钞票。小孩看见钞票后就不哭了，说起来真令人难过。他把钱给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今天晚上有得吃了。这位母亲还有一个孩子，而且还怀着孕。她让我看了她的钱包，里面只有5法郎。她靠别人的施舍活命，而别人却不愿给她钱。真是太惨了。我回到了旅馆，玛丽一路易丝问我去了哪里，她说：
——和你在一起就总会遇到任事，你又去做了些什么？
——亲爱的，一个小男孩从墙上跌了下来，我给了他100法郎，他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我们谈着许多事……不可能全记住，不是吗？当时的情况很特殊。
难道她看出我对她的这段回忆是有保留的？她是否意识到这件事太没有意义了？给一个受了伤、饥饿的小男孩100法郎，这就是她为使国家免遭灾难作出的贡献，并且感觉良好！她还记得在波旁一阿尔尚博的海水浴，多么幸福啊！
水是黑色的，我们好几次提着鞋在地里走，我的长统袜弄破了。晚饭时我们吃了色拉和港心蛋。老板娘问我是不是真是夏奈尔小姐。我做过许多生意：首饰、香水等等，开始成了一个知名人物。这位夫人对我说，她的父母是织布工，他们会以认识我为荣。我们去看了他们，他们请我们喝了苗香酒，还抚摸了我的手。老太太拿出一张上面登着我照片的旧报纸，低声说，您真是夏奈尔小姐？她们显然是在另一个世界上。那么德国人呢？
他们给我们汽油。布告牌上写着：法国汽油，取用自便。
她回到了巴黎。还没有到大门，里兹饭店的一位经理就看到她了，做着手势示意她不要再靠前了。
我看到了哨兵。我对经理做着手势，示意他，既然我不能过来，那么您就过来吧。他说我应该先去司令部。我很脏吗？应该换一身衣服。我的女佣人在上面吗？她还没有回来。我对经理说，您先去一下司令部，对他们说夏奈尔小姐来了。我呢，等我换了干净衣服再去。我知道对人有什么要求时，最好衣着整洁。
她凭什么如此地自信？在一次三个人吃饭的时候，我记下了科科和塞尔日·利法尔的谈话。
——我，利法尔说，由于工作的缘故（他是歌剧院的芭蕾舞大师）看到过许多德国人，从戈林到戈培尔，所有的人都见过。而科科，她呢，什么人也没见过，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德国人，因为她从不出门。
——我觉得出门是不礼貌的，科科说。
——她真了不起，利法尔说，真有胆量！一天她被盖世太保叫了去，我陪着她。
这位舞蹈家低下了头，好像听到子弹在他耳边呼啸。
——她把知道的东西都讲了出来，我竭力想让她住口：听着，科科，该往回了，这里不是幼儿园。利法尔接着说，如果她去的是戴高乐将军那里，她也一样会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的。
——他也许会要我在这几天里去看他，科科说，他知道在美国时我叫他阿飞将军。喜欢我的美国人觉得很好笑，英国人也很喜欢我，但法国人却不。
——有些法国人确实不喜欢你，利法尔说。
——我不太喜欢美国人，但我最讨美国人喜欢。和法国人在一起就完了。他们看不起我，认定“有狗跟在我后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很粗野，不是吗？是不是说我不漂亮，是不是说我像条狗？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有一点别致的韵味，而这恰恰是我所没有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韵，我知道什么叫特别的韵味，这也是一个可。怕的字眼。说女人和时装时用这个字眼真使法国人丢脸。有狗跟在她后面，她有别致的韵味，还有一些字眼在骚扰我。这些字一说出来就让我恶心。我最后明白了，所谓后面有狗的女人就是在马路上扭着屁股走路的女人。
只要有几块骨头化石就可以使恐龙骨骼复原。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黑暗时期的夏奈尔重现。当然作些努力，多些想象也是需要的。科科回到巴黎是1940年7月底或8月初，其后发生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好在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回家了，气氛变得宽松了起来。德国人呢？标语牌呢？还有里兹饭店和其他旅馆门前的障碍物呢？是的，这些人和东西都还在，这太奇怪了，但是生活却已重新开始。商店里出售的东西虽然越来越少，但还没有立即显出疲乏，饭店里供应还算充裕，物价也没有马上疯涨，人们都对和平充满幻想。当美国人弗洛伦斯·古尔德在里兹饭店举行盛大的文学晚会时，尽管被邀请的人中还有一些德国人，尤其是控制当时出版物、名垂法国文学史、赫然有名的海勒中尉，最令人瞩目的作家们还是应邀出席了晚会。
政治上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纳粹德国用飞机和坦克在4天内就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占领了整个欧洲。德国和红色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按照苏维埃茨克和平条约退回到瓦格拉姆）。英国人能干些什么呢？美国还在向英国提供武器，由海军的潜艇运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11月，美国选出了新总统：罗斯福。他在竞选时保证不派士兵到海外去作战，那么英国一个国家能有什么作为呢？
法国就是在这种气氛中缓过气来的。在这种气氛中产生附敌政策有什么奇怪呢？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种政策目的是什么？生存。大部分法国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对科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德国人来了？别让他们进来，当人们指责阿尔莱蒂爱上了一个德国人时，她这么说道。应当指出的是，科科在这时没有重振她的事业，尽管对于她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战争期间，”她说，“夏奈尔公司每天只能卖出20来瓶香水。开门时门口排着队，主要是德国士兵。看到他们我笑了。可怜的笨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空手回去。我想，如果美国人来了情况也会是一样的。”
如果美国人来了…在她重新住进里兹饭店的小套间时，还没有迹象可以看出他们会在4年后出现在巴黎。一次，在与塞尔日·利法尔一起午餐时，我们谈到了一位服装设计师。
——这个家伙！利法尔激动地说，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投靠敌人。恩泰尔和他，都是德国方面的人，但解放了，他们却以抵抗运动战士的面貌出现！4年来，我看见他们一直和德国人打得火热。这两个人是抵抗运动战士！没有人会像科科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
——我对两人中的一个说，亲爱的，抵抗运动唯一的女战士是我。
——利法尔说，是的，你的公司关了门，而别人还在营业，德国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德国人付钱，听说他们是用我们的钱付的。停战协定要我们把这些钱吐出来，这些钱是他们的。
她讲了当时大家都这么说的一个故事。一天戈林元帅走进她的一家大首饰店，她让一位负责人接待他。
——元帅先生，我们已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您看了，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
——没关系。现在是战争时期，没有人买贵重首饰。我来这里是为了让年轻人（随行军官）开开眼界，看看法国人的高超手艺，让他们学会欣赏你们的手表。
这时，科科匆忙拿出一些豪华手表。对这些手表我毫无印象，不想让它们占据我的回忆，我只对戈林感兴趣。
——元帅先生，您真的不想买什么吗？
——如果你们有不太贵的纪念品，我也许会买一件让我的夫人高兴高兴。
一只手表呈在戈林眼前。
——这是一只镶绿宝石的手表，科科说，不太贵。
戈林没有带钱。
——我叫人明天来取。
——没关系，元帅先生，拿着，钱您方便时付吧。
——他拿走了手表，科科说，但是5分钟后，钱就来了。
——当然聘，利法尔说，戈林怎么会不付钱呢？他连半个欧洲都能买下来。
科科讲的这些话中最先使人震惊的是什么？是可怕的头脑胡涂。什么东西最重要？是钱！戈林有钱，是德国人拿走了我们的钱？不，钱是他们的，我们战败了，应当付钱。四分之一世纪后，她原封不动、毫不修改地重提了当年的反响。她没有变，并不认为有必要把阴影抹去。她从来不觉得她在黑暗的年代里的行为会受人贬低。受谁的贬低？她该向谁说清这些事呢？
“我是世界上最时髦的女人。”
她不无自负地对我说，她有一个证明：路易十四曾经说过他是靠神权统治国家的，如果他的军队打了败仗，太阳王也会立刻和战胜者谈判的。科科就是有这种品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害怕。面对头戴钢盔的哨兵和里兹饭店前的障碍，她还是夏奈尔小姐。她的才华、荣誉还有金钱保护了她。那时她已有许多钱了。
“我眼中没有德国人。一个木太丑的女人居然对他们视而不见，真使他们有点不好受。”
她乘坐地铁。
“地铁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气味难闻。德国人怕瘟疫，叫人在地铁里撒玻璃屑。”
她对德国人的秩序、纪律十分欣赏。对德国人的工作又是如何呢？
“德国人比法国人有教养，”她说，“他们对科克托的作品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作品都是装腔作势吓唬人的。”
她有一位德国情人：丁克拉格男爵。她认识他已经好久了。这位多维尔的马球运动员比快60岁的科科小10岁。里宾特洛甫为了改善人们因为希特勒的大喊大叫和纳粹的暴行而形成的对德国的印象，向巴黎和伦敦派遣了亲善使团，丁克拉格就是其中一员。他曾经使一位极其富有、美貌无比而且百分之百非雅里安血统的巴黎女人对他十分倾心。这个巴黎女人在1940年和她的丈夫一起离开了法国。朋友们给男爵起了个绰号：麻雀。他们住进了自己的寓所。1918年德国战败，斯巴达克同盟①叫嚷要在柏林点燃红色革命之火，引起了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协约国的巨大恐慌。丁克拉格为了保住这套房子，与斯巴达克同盟奋勇作战，时年20岁。这段回忆已经很遥远，男爵已经改变了生活，他变得喜欢舒适，喜欢能安享舒适生活的女人。
在巴黎时，丁克拉格在监督纺织品生产的政府部门任职。皮埃尔·巴尔曼对我说，德国人为他们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他们有许多计划，其中有一项是要把柏林变成新欧洲的时装之都。他们为什么要在巴黎从衰退、奴化、受犹太人影响很深的法国人那里寻找灵感呢？当然，巴黎有不少机会主义者赞同这项计划，并且愿意为实现这一计划出力。但是，如果能把当时乘北方特快在巴黎和柏林之间穿梭往来的人的名字找出来，那么人们也许在惊奇之余还会感到一点不愉快。
巴尔曼和克里斯汀·迪奥当时都在服装设计师勒隆手下工作。勒隆大战后重新雇用他们时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为法国作出了牺牲。应当挺住才能拯救法国的时装业。生意做得很好，而且好上加好。服装设计师们对削减面料生产根本不予理会，时装展示会像过去一样每年依然举办两次。谈到这点时，巴尔曼露出十分滑稽的神态。阿贝茨大使的夫人居中而坐，周围大部分人都是我在巴尔曼或科科公司看见过的女士。
科科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出强烈的好斗精神。她深切地意识到夏奈尔公司对法国的重要性。如果关闭公司，离它而去。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祸。但她还是在1939年9月这么做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她每月支付给两个哥哥很少的薪水。1939年她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完了，我不能再给你们什么了，我和你们一样穷。”这封信是眼下我保存的她的亲笔信中的一封。当然保存在家里。科科有一个小侄女夏奈尔。人们为了哄她，也叫她加布里埃尔。但科科不为这种亲近所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一位当兵的哥哥到她的店里来，她没有接待。科科去世时，她那遥远的，不为人注意的家庭在一位惹事生＊的律师的指使下，关心起她的后继问题来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令人难以猜测。
她在提到丁克拉格时从不提他的名字。别人劝她要留点神，谨慎些，她说：他不是德国人，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他们之间用英语说话。施帕获喜欢抽雪茄，经常出入社交界。在吻科科的手时喜欢用英语问好。人们可以想象这对夫妇在占领时期是怎样生活的。继英国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