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笑着对我说，克洛德·德莱曾经建议大小姐让他的父亲德莱教授为她作精神分析，她还说：
——我对神甫也从来没有说过真话！
我做完了忏悔，觉得十分注重。我相信神甫在忏悔室里根本不知道是我在跟他说话，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我查了一下字典，发现“读神”这个词对我的这一举前似乎较为合适。我是这样对他说的：
—一神甫，我承认曾经有过读神的念头。
他安详地回答说：
——我认为你比别人聪明。
这时我已经忏悔完毕，神甫也已知道是我在作忏悔。我有点火了，讨厌神甫。可怜的神甫弄不清我什么地方亵渎神灵了。他常到我家用午餐，但对我的姨妈极为害怕，我对他说：
——她们请您吃饭，但是并不爱您。
——我不许你这样说。
我们相处得很好，有时他会装出训斥我的样子：
——你不该随便说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第一次领圣餐时，姨妈们要我戴软帽，穿白色长裙，因为农家小姑娘都是这样打扮的。可我却要戴纸做的玫瑰花冠，我觉得这种花冠最美妙。我说，如果硬要我戴农妇的软帽，我就不领圣餐了。
——领不领圣餐对我都一样！
我还是戴上了纸做的玫瑰花冠！
那几位严肃的姨妈们难道就此屈服了？显然这些回忆也是虚构的。在奥巴齐纳，初领圣餐是怎样安排的，很容易想象。眼前这位老妇想为自己的童年增添几分光彩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些生动的细节为她假想的漂泊不定的生活增添几分可信度。
几个修士前来布道：……几个真正的修士，光着脚，腰里束着一根绳子。他们住在神甫家里，饮食由神甫提供。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吃饭。晚祷后，他们就对孩子们讲一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故事，中国小孩饿死啦等等。每年新年，外祖父都给我5个法郎作为礼物。买什么好呢？我只喜欢薄荷糖，我买了1个法郎的薄荷糖，把剩下的4个法郎放进储蓄罐，为中国孩子打破储蓄罐我可不干。我没有关心孩子的优秀品格，虽然我为人们的冷酷感到震惊，但中国孩子与我无关，我不愿把储蓄罐里的东西给他们。
如果我对自己作一番分析的话，我发现，还是在小姑娘时，我的独立意识就已经有了发展。我不愿说我是不幸的，也不愿说我得不到很好的照顾。不！我常常听到姨妈们的女佣们谈钱，她们说，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她们就进城去。
过去，乡下的大户人家，佣人必须像奴隶般地干活。现在当然不用了。女佣们的苦楚很难想象，说起来也真叫人吃惊。学烫围裙和软帽的，学做……的，三年后才能成为贴身女佣。所以，一旦能够安身立命就要离开人
姨妈们的这些女佣一心只想离开。正是由于她们，我很早就明白了必须获得自己的独立。金钱只给我留下一个声音，那就是自由。
在外省的生活是奢华的，但我并不知道，反而觉得姨妈家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说里的靠垫和家具是白色的，我也喜欢把各种东西漆成白色。我不喜欢睡在暗室里，那里的一切多么陈旧，多么肮脏！凡是能拿到的，譬如一块木头，我都拿来把它毁了。人们什么时候想过一个女孩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哦，我不想像家人教育我那样教育别人，我只想给他们读些最罗曼蒂克的书，我喜欢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肺腑的书籍。
她喜欢看什么书？只要听她怎么谈她的第一条“真正”的裙子就可以知道了。
16岁以前，我穿的都是当时姑娘什1穿的衣服：色泽深暗、裁剪马虎的衣服，也就是说，16岁前我一直像在戴孝。乡下女孩们穿的就是这样。在寄宿学校上学的姑娘穿的是学校的制服，不上寄宿学校，在家读书的姑娘就穿有两排纽扣的套装，所以我也只得穿这种套装。我讨厌这种衣服，但是别的衣服不能穿。春天总是穿黑色羊驼毛的，冬天是啥味呢的，夏天戴一顶边上有一块丝绒，镶一枝玫瑰的草帽，难看死了。冬天戴钟形圆帽，插一根山鹰的羽毛，或者是上过胶的火鸡毛。我觉得这些服饰难看极了，不过这并不重要，我穿的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服装。
我羡慕那些农妇们，她们可以穿红着绿，很漂亮，比我穿的好看多了。哦！要是让我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该多好！我叫人做的第一条裙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一条紫色的高领紧腰宽摆连衣裙。那时我14岁，也许16岁，但看上去只有12岁。姨妈们答应让裁缝照我的意思做一条裙子，她们不加干预。于是我选了紫色紧身裙。但那时我没有什么线条可以突出。裁缝照我的想法，在裙子下摆上镶了一块塔夫绸，还做了一条边饰。我的这一想法来自一本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穿的就是这样的裙子。我觉得这种紫色的边饰很赏心悦目。女主人公的帽子上镶有一支紫色棕榈叶状的饰物，我也要裁缝给我的帽子上镶一支紫藤枝。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姨妈们一无所知。
星期日早上，我仔细地洗了脸，激动地穿上新衣，要漂亮就应该整洁。
——耳朵洗干净了没有？
——是的，姨妈。
——头颈擦干净了吗？
——是的，姨妈。
姨妈没有要我把新衣服脱下来。我擦呀，洗呀，擦得脸色比平时更加红润。这一天我显得真够漂亮。姨妈们等在楼梯下面，走到楼梯口时，我只听到：“科科，把衣服换了，快些，我们做弥撒快迟到了。”
我知道我成了牺牲品。姨妈们把裙子退给了裁缝，以后再也不叫她做衣服了。裁缝对我很怨恨，我只好反复说，这一切都是姨妈们的意思。
——内衣也要换吗？
——是的，都要换。
裙摆上镶边饰，那时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女人们走路要撩起裙子，当时的裙子都是这么难看。
看到姨妈们的这种反应，我哭了。我觉得她们生性刻薄，心眼很坏，瞧不起我……“科科，快把裙子脱下来。”在一个喜欢孩子的正常家庭里本应是欢声笑语满堂，但是我的姨妈们就从来没有笑过。这场风波使我痛苦万分。我不敢出门，怕遇到裁缝。插紫藤枝的帽子也还给她了。这个裁缝也有点傻，她应当明白我还只是一个小不点儿。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大的失望！
我是在读了皮埃尔·德库塞尔的一部小说后才想要这条裙子的。后来我认识了他，这时他已是一位老先生了。我对他说：
——哦，亲爱的，您让我经历了痛苦的一天，甚至痛苦的几个星期、难熬的几个月。
裙子退掉了，姨妈们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裙子的事。“大家默不作声，这是乡间最严酷难熬的时刻，”科科这样评论道。尽管在裁缝问题上、细节上和乡下姑娘的穿着方式上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真实东西。
科科在20岁不到的那年曾经想当一名咖啡一音乐厅的歌女。一位服饰华丽、正在走红的巴黎女人阿尔玛夫人（大家叫她“锦葵”）对科科的影响是确实的。当时皮埃尔·德库塞尔常为一些日报撰写《两个小家伙》、《爱情来到时》等通俗小说，刊载在版面下端，要仔细读报才能发现。人们把文章剪下来，交换着看。皮埃尔·德库塞尔大量购买锦葵、白色漆器、靠垫和科科姑娘喜欢的其他一切东西。因此，浏览一下德库塞尔散文的样张，想象一下科科16岁那年是怎样贪婪地读这些文章的，也许有些好处。
《两个小家伙》的女主人公埃莱娜·德蒙洛尔是“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她那蓝色的眼睛饱含着天真无邪的表情，她那粉红的嘴唇里吐出的是如此清新的童年气息”。
经过一连串恼人的隔阂、误会后，埃莱娜·德蒙洛尔的丈夫深信她生下的男孩不是他的。就在他思考着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可怜又残暴的盗墓贼潜进了他的房间，拉蒙·德蒙洛尔想到了要利用这个盗贼。
德蒙洛尔手里握着枪，他在想怎样报复。管他呢！他自己木是已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吗？
——你想到这里来偷东西？我给你一个建议，即使你偷盗成功了，这个建议还是比偷盗的好处多得多。
——我听您的，老爷，只要您的命令不会造成流血事件。
——什么意思？
——我说的可是法语呀！
险入教养院
1900年，科科17岁。她的祖母靠了和修女们的良好关系在科科离开孤儿院后把她送进了穆兰的一所学校。许多出身良家的年轻姑娘在这里学习家政。大部分姑娘是付费来受教育的，科科的祖母维吉妮·夏奈尔无力解决科科的食宿费用，科科就只好帮人做家务：整理床铺、拣蔬菜、她从不对人提起童年时期最困难、最动荡木安的几年生活。人们只好旁敲侧击或臆想猜测。姨妈的女佣们只想“挣足了钱就进城”，显然这也是科科的梦想。她的希望是什么呢？最好是婚姻美满。维吉妮曾经为最小的女儿，科科的姑姑阿德里安娜物色了一位已有相当年岁的公证人，但被阿德里安娜拒绝了。科科的姐姐朱莉妮一贝尔特好像是被一位小贵族看上了、透过这些佐证可见科科处境的一斑。她能依靠什么，指望谁才能摆脱困境？她私下对我说，她曾经险些进了教养院。这就为我提供了弄清这个问题的入门手段，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穆兰是阿利埃的首府，居民22000人，离巴黎313公里，木器业、制帽业、酿醋业很发达，是维拉尔、兰让德、泰奥多尔·德邦维尔的故乡、1566年，米歇尔·德洛斯皮塔尔曾在这里制订司法改革穆兰法令。我父亲的拉罗斯词典里是这么说的。穆兰也是一座骑兵驻防城市，一座古老的城市，教堂里收藏着穆兰领主的诞生图。波旁时代城堡外的护城沟已经填平，人们可以在那儿散步。1903年，艾蒂安·巴尔桑曾在那里结束军营生活的骑兵营地就在拉马德莱娜。
请注意这1903年，当时科科已经或快满20岁了。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科科，推倒了曾经被人喜欢的东西，另搞一套，这样的女人一个世纪才出现二三回。科科难道不知道自己正在使妇女改变面貌吗？她似乎已经有所预料。
“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她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大家说我的眼睛是黑的。”
她耸了耸肩说：
“其实说什么颜色都行，只是不要黑的。”
她的眼珠黑中带金黄，还有些紫绿。
“我的脖子很长，与众不同，比什么人都长，尤其在照片上。所以吃东西时，我总是昂着头，当心不要伤着了颈椎。我的瑞士医生说颈椎周围最易受损伤，于是我就经常做按摩，活动一下筋骨。医生说行了，您现在已经改不了了，这种事是很难办的。
她的体型：
她曾经对特律芒·卡博特说：“我比20岁时只重了2公斤。”
关于她的故事有许多传闻。特律芒·卡博特能记起的是一则在巴斯克听到的故事。一位骑马人在一家打铁铺前停了下来，要为他的马钉掌。掌柜不在，他的女儿科科生起铁炉，拉起风箱，提起马蹄为它钉掌。
——您真美！骑马人说。
他就是威斯敏斯特公爵。另外一种说法是科科的姨妈们负责军马补充：部队把疲惫不堪的马匹交给她们照料，恢复体力。科科就这样认识了骑兵军官巴尔桑。
巴尔桑兄弟在上流社会与勒博迪、萨伊、埃纳西等齐名。巴尔桑家的长子雅克·巴尔桑过去一直只用姓不用名，后来成了飞行员。弟弟艾蒂安比他小十来岁，对科科很有意思。他们的一个侄子路易（我认识他时，他也是只用姓不用名的）是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曾经给我一本家族历史的油印小册子。他对叔叔艾蒂安深怀敬意，认为他慷慨大度，讨人喜欢，精力充沛，尤其酷爱自由。他说他的叔父是一名受人崇敬的骑手，“凭着双腿的力量”可以使普通的马在比赛中获胜；说他叔父是一名有绅士风度的骑手，别的骑手被飞扬的尘埃迷糊了眼睛时，他仍可眯着眼照样飞奔。这位侄子还说，因为他从来不会让别的骑手占便宜，别的骑手都怕和他赛马。
一则历史性的小故事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巴尔桑一家的声望。他们家是呢绒制造商。1914年主要生产前红色的士兵裤呢料。他们家在夏托鲁附近有几座工厂和一座供接待参谋人员用的城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后几批数量较大的呢料就是在夏托鲁生产的。艾蒂安的哥哥雅克对飞机情有独钟。大战开始之初的一天，他驾驶着飞机在德国军队上空飞翔。德国人从沙勒罗瓦不断向前推进，突然他发现有一支部队偏离了中心，暴露了它的侧翼，可以对它反击，于是这位普通的一位飞行员飞回基地，向中队长作了汇报，中队长又向将军报告，将军又让雅克·巴尔桑赶到残老军人院参见了巴黎总督加利埃尼将军。加利埃尼是巴尔桑饭店的常客，他只动用巴尔桑饭店的车辆就取得了马恩的胜利，于是巴尔桑就出了名。
艾蒂安在1903年结束了骑兵生活。退伍时是中士，连军官也不是。此前他曾被派往驻非洲骑兵部队，人们希望他能学些东西，但是后来他们几乎懊悔莫及：艾蒂安在阿尔及利亚尽干蠢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幸亏他会医治骑兵队马匹的马蹄病，他才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家族的保护下回到了穆兰。
1900年时的穆兰景色非常美丽！紧闭的百叶窗、大弥撒的钟声在街上荡漾，骑兵们在大街上开着音乐会，公证人穿着大礼服在匆忙赶路，妇女们戴着露指的绢丝手套去做弥撒，上校夫人每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接待客人来访…一切都是那么静温又那么生机勃勃、富有情趣！
这位巴尔桑家的儿子、骑兵中土是怎样揣着零花钱在穆兰遇到科科的？这是一个谜。每当我提起穆兰时，科科就装聋作哑。我们还记得1903年巴尔桑来穆兰时，科科已经离开了那些好心的修女。一家商店雇用了她和她的姑姑阿德里安娜。这位姑姑只比科科大2岁，性情温顺，和科科大不相同。她从不像科科那样冒犯别人，从不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地得到一切。她们在城里有一间住房，还有一辆华丽的双套两轮马车。她们俩只要一人被邀请就会带上另一人。有时安托瓦内特来看科科和阿德里安娜，那么她们三人就成了美惠三女神——穆兰人是这么说她们的！
科科原本也许会去一家低档咖啡馆唱歌的。我们还记得那位穿紫色裙子，打扮妖艳的女人。她说科科有一副好嗓子。也许科科曾经希望成为卡拉斯而不是夏奈尔。
在一次晚餐时，塞尔日·利法尔说：“在穆兰时你就是马德隆。”
如果在那段军营里的浪漫史之后，她真的托着放有几个小钱的盘子，一张桌子挨着一涨桌子地对客人们说“先生们，女士们，请留几个钱给女演员吧”，情况将会变得怎样呢？
根据科科对这段历史看上去毫无反应的表情和私下流传的话作出的分析，我可以勾画出科科少年时期的形象。她很崇敬和爱戴一位导演——布勒松。
她刚看了布勒松新拍的影片《穆歇特》。一个长相漂亮的12岁姑娘被一个老家伙强奸了。影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她说：“我对布勒松说，你的‘穆歇特’不是被人强奸的，她去老家伙家里就是这个目的。12岁的女孩子最容易受这种事情诱惑。真可怕啊！12岁的女孩子，不论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