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张爱玲此举，也令他无话可说，毕竟是等到他“灾星退了”，她才来信绝交的。
张爱玲随信还附了30万元，是她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费。在胡兰成逃亡的两年当中，张爱玲一直都给他寄钱。现在是最后一次，还寄得这样多，这显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他放下信，心有些乱，就到屋后菜田边，在路上走了走，以平息自己。他想，张爱玲的这种“清坚决绝”也有道理，她是不能忍受自己落到了“雾数”里，也算是一种自卫吧。
此后，胡兰成虽还是如常写他的《山河岁月》，却免不了常常要唉声叹气。
他当然不会去找张爱玲，也不想再写信给她，但是又想，人之常情总还是要有，于是写了信给炎樱，有些话请炎樱转告。
这封信当然是有去无回——炎樱接到信，是一定要给张爱玲看的，而张爱玲也一定是不会理睬的，炎樱本人则不好有什么话说，因此也就无回音。
张爱玲毅然斩断关系，玩世不恭惯了的胡兰成也莫可奈何。他后来说张爱玲“临事心狠手辣”，大概就缘于此。
其实，张爱玲处理这个问题，既有原则，也有分寸，是无可挑剔的。当然，以那些习惯于“大词”思维的人来看，她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胡兰成立刻拽去衙门“报官”，让他蹲入大牢。
——但这是脱离了具体情境来谈问题了，假如张爱玲真的那样做了，我们对她倒真的不好评价了！
她不是个有泪轻弹的人，但在与胡兰成分手前后，哭了3次，这是因为被伤害得太深。
她一旦决心下定，就不再给对方以回旋的余地，这是为了维护尊严。
胡兰成，渐行渐远了……
而这段乱世情缘，给张爱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真是一言难尽！
1947年后，她不再有任何的意态飞扬。她变得沉默，埋头独行，甚至连文风也开始转变——昔日的丰瞻华丽全收敛起来了，先转向平实，又转向枯瘦。
就个人际遇而言，她自小就向往的“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与她永远告别了。
她与胡兰成的交往，此后还有无法断绝的余音。
1949年，大江南北天翻地覆，胡兰成亲眼见解放军进入温州。此后，他仍在中学做他的教务长。
据他自己讲，1950年代初，他化名张嘉仪议论国事的信函甚至“直达天听”，由梁漱溟送抵毛泽东手中，梁漱溟还正式致函“张嘉仪”，邀他进京共襄国事。
回首看他形同陌路（5）
胡兰成竟然又做起了大梦，束装就命。在赴京途中，路过杭州、上海，都有停留。在上海时就住在熊剑东家。
他对张爱玲还是不能释怀，起了念头想去看看，“几次三番思想，想去又不想去”。犹豫再三，觉得还是要尽到世俗人情，便最后一次登上了爱丁顿公寓六楼。
可是，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陌生女人——张爱玲早就搬走了！
后来他改变了北上的主意，于3月底与当年在武汉共事的“司令”邹平凡等人离开上海，取道广州前往香港。
火车经过杭州时，他与范秀美匆匆见了最后一面。后来，胡兰成跑到日本，还给范秀美去过信。
到了香港后，胡兰成恢复本名。立刻打听到了小周的消息，原来小周已移居四川。他写了信去，得回信方知：小周当初被捕，仅两月就被释放，当时为情势所迫，一气之下嫁了原《大楚报》的一个李姓年轻编辑，两人同去了他四川老家。不想李编辑家中早有了正妻，小周大感沮丧，但已经生了孩子，是走是留，正在踌躇间。
接到胡兰成信后，小周大哭一场，回信说：“这回我是决意出走了。”胡兰成又写信并汇路费去，让她来香港相聚，但邮件都被退回，想是已经离开了四川。二人就此断了音信。
50年代初，胡兰成逃亡到日本，张爱玲也到了香港。其时，池田笃纪有事要去香港，胡兰成便托他去看望一下张爱玲，然而池田到港后，访而未遇，只好在张的寓所留下了胡的地址。
半年后，胡兰成忽然收到张爱玲的一张明信片，上无抬头，下无署名，只写着：“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此时张爱玲已去了美国，明信片是从美国寄出的。
《战难和亦不易》是胡兰成最早的一部文集，收进了他在1939年为《南华日报》写的社论，而《文明的传统》则是他在武汉主持《大楚报》时写的社论汇编，两书的出版已有十多年之久。而胡兰成自己最看重的《山河岁月》在日本出版。，张爱玲却是根本不要看。
胡兰成此前已知，香港小报上说，有人曾问张爱玲对《山河岁月》的评价，张爱玲不置一词。对张爱玲的学问及文笔，他一直认为自己不及。现在看到张爱玲居然郑重其事地索书，喜出望外。
逃亡日本的胡兰成，改不了滥情的老毛病，在日本曾与他的房东太太一枝发生过一段暧昧恋情。后来，又与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婚。这次他在给张爱玲的回信中，仍如情人间的老套，附上了一帧自己新近的照片。信中说：
爱玲：
《战难和亦不易》与《文明的传统》二书手边没有，惟《今生今世》大约于下月底可付印，出版后寄与你。《今生今世》是来日本后所写。收到你的信已旬日，我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来比并着又看了一遍，所以回信迟了。
胡兰成自认识张爱玲后，就一直在暗中“较劲”，与张爱玲比文章的高下，但往往心虚。张爱玲到香港后，写了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他看后，不得不服。原以为《山河岁月》出来，自己写得要比张爱玲好了，可是将这两部小说对比着读，仍觉得不可及。
待到1959年9月，《今生今世》上卷在日本出版，胡兰成想，此书总算可以超越张爱玲了，便急急地寄书去美国，又写了信，“在信里写了夹七夹八的话去撩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回首看他形同陌路（6）
胡兰成侥幸逃脱了历史惩罚，在日本乖张狂妄一如往昔，他这时对张爱玲态度的判断，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张爱玲显然厌恶他的这种不知好歹，没有立即作答，过了许久，才回了一个短笺，叫胡兰成还是把胡思乱想“打住”为好：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十二月廿七
寥寥数语，如同陌路。对胡兰成为之得意的《今生今世》，仍是没有评语。胡兰成接到回信后，只能徒唤奈何！
1960年9月，《今生今世》下卷出版，胡兰成马上给张爱玲寄去，但未获任何回音。
早在抗美援朝时期，胡兰成就设法与台湾的国民党方面缓和了关系，曾受嘱写了一份关于“韩战”的意见书转呈蒋介石，颇受蒋的欣赏。
1974年，经蒋介石同意，胡兰成应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之邀赴台，受聘为终身教授，登台开讲。
同年5月，他的《山河岁月》由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引起诗人余光中的愤怒，写了一篇文章《山河岁月话渔樵》予以驳斥，从而引发台湾文化界的“批胡”浪潮。到11月，台湾警总在舆论压力下，查禁了该书。胡兰成在台湾的教职，也不得不黯然收场，于次年返回日本。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台湾作家朱西宁、朱天心、朱天文父女。从文化学院离职后，曾有半年时间暂住在朱家隔壁，埋头写《禅是一枝花》，同时也成了朱西宁两个女儿的“精神导师”。
朱西宁是台湾的“首席张迷”，认识了胡兰成后，对胡兰成也推崇备至。他早年在南京读书时，就是个铁杆张迷，这时便起了念头，要为张爱玲写传。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张爱玲，表示了写传的意思，同时也为胡兰成曲意辩解，试图令二人重修旧好。
朱西宁的这一动作，使胡兰成也有所心动，便将他新出的《华学、科学与哲学》一书立即寄去美国。但张爱玲在复朱西宁的信中，只是请朱不要写她的传记，对胡兰成则一字不提，而后也再没有与朱联络。至于胡兰成寄去的书，连拆也没拆开，就原封退回了。
——“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鲁迅语。
这就是胡、张之间数十年恩怨的大结局。
对于张爱玲的“无言”，胡兰成大约是深受刺激。他可能认为，张爱玲的轻蔑，是因为她在学识上仍压了他一头。
于是，他越发刻苦读书，与日本的数学家冈洁、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村秀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频繁交往，以增进自己的“品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他又有《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在台湾“三三书坊”相继出版。这个书坊，就是他的崇拜者、女作家朱天文开办的。
许是写书写得太辛苦了吧，1981年7月25日胡兰成在东京，参加完一个活动回到家，晚上因天热洗了个冷水澡，之后在灯下继续写作，突然心脏衰竭，倒了下去。
尘埃至此全部落下——他再也无法和张爱玲继续“较量”了。
中年之后的张爱玲，只有两次对友人提起过胡兰成。一次是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这已是在《今生今世》出版9年之后：
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1966年11月4日致夏志清信）
1970年代某一年过年前后，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再次提及：
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按说在《今生今世》里，提到姑姑张茂渊的地方只有4处，比如“与姑姑分房同居，二人锱铢必较”、“爱玲说祖父好，姑姑却不喜”之类，似并无不敬之处。但张爱玲反应如此之激烈，怕意不是指此，而是想申明全书的不可靠。
很多张迷也据此认为，《今生今世》是掺了许多水分的。而待到2009年2月《小团圆》出版，人们才大吃一惊：原来《今生今世》基本是纪实！
——作家的声明，有时是靠不住的，连张爱玲也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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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1）
1949年的张爱玲，平静地迎接了巨变。
姑姑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爱玲就常和姑姑一起去看电影，见了熟人就点头微笑，但仍如过去那样不应酬、不抛头露面。
只是她和“燕山”的一段情缘，不知为何，无疾而终了。
从《小团圆》提供的线索看，两个人并没有闹翻，一直友好相处，可是燕山却要娶一个女演员为妻了。
看样子爱玲是和燕山有过协议的，不想再拖累燕山。那个女孩长得很漂亮，被母亲管得很严，要是在解放前，一定是会嫁给开戏院的大老板，轮不到燕山这样的年轻人。
燕山结婚后，爱玲还不知道，有一次问他：“预备什么时候结婚？”
燕山说：“已经结了婚了。”
她怔住了，“立刻觉得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地流着”。
他的脸色也变了——他也听见了那河水声！
在当时上海惟一剩下的一份小报上，张爱玲看到了一则报道——《燕山、雪艳秋小夫妻俩来报社拜客》。
后来燕山考虑到，张爱玲看了一定会受刺激，就托人去说了，今后报社不要再登他私生活的事。
爱玲曾经看过雪艳秋的戏装照片，没什么印象，只能看出相当瘦小。
她恍惚看见，他的头，现在是依偎在另一个女人的胸前了。那个女人就像是自己，那个女人的身体，也就像是自己的。
她感到心里像火烧一样！
《小团圆》里对这件事，是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的：“但是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俱往矣！
新的时代降临了，新的命运在等待着张爱玲。
应该特别提一句的是，张爱玲在这一时期还很用心地看了一批“革命电影”，有《小二黑结婚》、《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等，感观还不错，特地向弟弟张子静做了推荐。
有时，她和姑姑也到书店去淘旧书。有一次，淘到一本英文原版的《大卫？科伯菲尔》，她们看完了，就拿去给几个朋友传阅。
那一时期，很严酷的东西还没有出现，张爱玲对于前景的一点担忧也渐渐消散，开始想写一点什么东西，记录下社会的变化。
这里，就要再次提到她与左翼文艺的关系。
她对左翼文艺，向来不感冒，很早就曾说过：“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
她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左翼文艺观里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她不能接受。再一个，她也不大相信，人一旦信仰了什么就真能超凡入圣。她认为，唱意识形态高调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只知道怎么说，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左翼文艺从1920年代发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到1950年代已经蔚为大观，登上了至尊地位。
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了争取、利用的对象。
1949年6月，以往领导上海进步戏剧界的*地下党文化负责人、戏剧家夏衍，也戴着解放军的臂章，随军进入上海，出任了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负责全盘接管上海原国民党的文教系统。
夏公当然很关注上海文艺界的现状，柯灵就在此时，向他推荐了几篇张爱玲的小说。夏公读后，显然是十分欣赏，认为人才难得。他是个爱才若命的人，从此记住了张爱玲。
那时的上海，百废待兴。还是在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小报就纷纷自动关张，报馆老板和主持人也大都离沪赴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2）
夏公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不妥，他认为上海不能成为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于是，找来了龚之方，让龚之方和唐大郎一道，办一个格调健康的小报，不要像过去的小报那样专事散布流言蜚语。
龚之方当然来了劲头，当年7月，就和唐大郎办起了一份《亦报》。此外，还有陈蝶衣等人主办的《大报》也于此时创刊。
这两份小报，与旧上海的小报相比，确有很大区别，风格较为清新。沪上的文化名流也都纷纷向它们投稿。
此时，龚之方、唐大郎自然要想起老朋友张爱玲。
两位报人便兴冲冲地跑去找张爱玲，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在《亦报》上连载。张爱玲欣然允诺，但要求用笔名发表。
龚之方没料到她会有这样的请求，但也只得随她。
据龚之方后来推测，张爱玲这次之所以要使用笔名，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当初她曾在杂志上连载过长篇小说《连环套》，效果不理想，因此，这次在小报上连载就要谨慎，先用一个笔名去探路；二是，胡兰成的问题虽已是旧账，但读者们对此是否能淡忘，她没有把握，所以还是用笔名保险一些。
这次在小报上连载的小说，叫做《十八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