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是每一个不屈服的卑微者都有可能得到的报偿！
与皇冠的合作，张爱玲本人很少出面，都是由宋淇做代理人。平鑫涛对她极为尊重，多年后曾回忆道：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选择写作选择孤独》）
虽然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平鑫涛与张爱玲却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平日平鑫涛去信，都是通过张爱玲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代为接收，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拿到。
再说《怨女》出版后，它的英文母本《北地胭脂》也时来运转，尘封多年后，终于在1967年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了，可惜销路还是不畅。
可叹张爱玲奋斗十余年，想的就是打进英语文学圈，到此所有的努力完全付之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皇冠出版的《半生缘》，其实就是《十八春》的修改本。因为原作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出现了叔惠赴延安投奔革命、众人向往解放区、参加东北建设等等极富“新中国文学”色彩的情节，在台湾出版将会“有碍”，所以必须动手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3）
在《半生缘》中，叔惠赴延安变成了去美国留学。至于众人向往解放区、解放后的上海世态、赴东北参加建设等等情节，一概删去，其他情节也相应做了改动。
这样，原来类似“大团圆”的结局，就变为留有余味的诸多遗憾。
对于这些改动，专家们赞弹不一。从艺术角度讲，也许《半生缘》的结局更有力度，但改后的文本，失去了当初的时代印迹，总让人觉得不是“真本”。
原作的那个“光明的尾巴”，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讲，它对前面大篇幅的悲剧起到的是一个缓释作用；而现在一刀切去，整篇的气氛就不免过于沉重。
台湾读者最初接触这个文本，当然只能是《半生缘》，等到后来得知还有个《十八春》的“原本”，都感觉受到强烈冲击。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张爱玲，是以《秧歌》树立起偶像地位的，再看到《十八春》里居然有赞美“光明”云云，简直觉得张爱玲是“变节”了。
赖雅走后的一年多，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也有变动。1969年，在加州伯克莱大学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她发函，请她去担任高级研究员。
这个职务，早先是夏济安教授担任的。1965年，夏济安病逝在任上，年仅49岁。一个春秋正盛的人，就这么走了，朋辈们内心都不免悲凉。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到过她对此感到的哀伤。
她和夏济安的交往，可算是有年头了。张爱玲的《五四遗事》，是1957年最初发表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的。夏济安早年在台湾教大学时，就是张迷，极力向弟子们推荐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他们一干后生，之所以拜服张爱玲，就与这位导师有关。
接替夏济安留下来的空缺的，就是夏在台湾大学的弟子庄信正。到1969年7月，庄信正的任期满了，他和夏志清便顺理成章向陈世骧推荐了张爱玲。
说来陈世骧也算是老朋友，在那次“打翻一杯酒”的聚会中，与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据夏志清说，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即使他不推荐，陈世骧也会乐得聘用的。
庄信正一向自称对张爱玲“执弟子礼”，这次更是跑前跑后，帮张爱玲办完了填履历表之类的手续。
张爱玲到这里来，接受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术语”，进行意义解析。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过3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对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按理说不会有问题，做这个工作倒也合适。
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新口号非常之少，包括红卫兵报纸在内。张爱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后面附了两页名词。这样，就有可能显得工作不够卖力。为此，张爱玲多次写信跟夏志清诉过苦。
在人际关系上，张爱玲照样还是我行我素。她从不按时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黄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后，她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
同事们难得见到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只能看见在幽暗的走廊里她的身影闪过，如惊鸿一瞥。
她所在的语文部门，仅有两个工作人员，另一位叫陈少聪，负责为张爱玲做一些辅助工作。他写的回忆，最为传神，不妨引一段如下：
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声相闻。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也似地溜进了里屋，整个下午再也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着我，于是我也不自在了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狼狈狈地落荒而逃。。 最好的txt下载网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4）
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所释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和心理的压力。至少那一个时期的她确是如此。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我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癖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离群索居已经成了她的“品牌”。陈世骧夫妇都是甚喜热闹的人，而“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
有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特地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座中有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张爱玲和陈世骧同坐在沙发上，陈世骧滔滔不绝，张爱玲却很少说话，说话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声音又小，好像在自语。无论是听人讲话，还是自己说话，都是眼睛朝上看着，像小孩子一样的神情。
她只和陈世骧说话，偶尔应一声陈夫人的招呼，对其他人一概不理——在旁观者看来，她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见李渝《跋扈的自恋》。。
去过陈世骧家里两次后，张爱玲就再不去应酬，任陈氏夫妇怎么邀请，她都婉言拒绝。陈世骧也只好偶尔以电话问候。
当然，张爱玲也有她独特的人情味。一次她患感冒，请了假。陈少聪打了几次电话去问候，又跑去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她，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
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说。但陈少聪却忽然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张小纸条，只写着“谢谢”两字，压在一瓶新买的“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陈少聪不禁生出诸多感慨来。
待人处事如此，倒也罢了，大家见多也就不怪。可是，在工作上与“老板”的分歧，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张爱玲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
陈世骧把报告给另外三位学者看，都说看不懂。张爱玲只得重写，但陈世骧还是说看不懂。两人因此起了争执。
一段友情，也就到此中止。
张爱玲，永远苦恼于这些人际关系！
在研究中心期间，她还接待了一位很特殊的人物——若克兰？卫基特。
这也是一位传奇女性，30岁不到，是加州大学一位教授的太太，眼下正在读博。她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人的“女侠崇拜”，连带也研究中国功夫和女权运动。
卫基特请教张爱玲：为什么中国人既要求女人“幽娴贞静”，却又很喜欢虚构的女侠形象？
张爱玲认为：*人管女人，要比中国人严格得多，随便外出都不行，于是女人肥胖多肉，让男人瞧不起，反而是更喜欢男风。中国人就太正常了，“把女人管得笔直之后，只另在社会体系外创造了一个侠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5）
这侠女，是不可能真实介入生活的，但是男人们却按这个模子，在年轻女孩中寻找类似的替代品，哪怕是幻想也好。
两人的这次谈话，还不到一个小时，以后也未再见过面，但是张爱玲记住了这个“漂亮得一般影星都不在话下”的女人。
卫基特和她丈夫在思想上都是“左派”，1972年一起到过中国，还见到了毛泽东、江青。
张爱玲一直留意着她。后来这个“传奇女侠”为江青写了一本传记《红都女皇》，“四人帮”倒台后，江青被指控向卫基特泄露了国家机密。这些事情，张爱玲都是知道的。
当时有美国学者认为，江青是一个受男权社会伤害的女人，张爱玲则将此论嗤之为公式化的女权主义论调，说是“令人失笑”。
这一年，“亚洲年会”在波士顿举行，张爱玲又去了，其间与夏志清、庄信正、於梨华共进了一回午餐。不久后，她居然应於梨华之邀，去加州大学给学生做了一次演讲。
这是她平生仅有的一次，看来她对於梨华相当买账。
其时於梨华正在加州大学任教。张爱玲这次来演讲，当天还要坐飞机返回波士顿。
演讲时间定在下午3～4点，於梨华心情紧张，早早就去机场迎候，偏巧班机又误点了20分钟，她在候机室不知兜了几十个圈子，外加喝了两杯黑咖啡。直到见了张爱玲下飞机时的那份安闲，她才平静下来。
张爱玲穿一件暗灰色的薄呢裙装，肩搭一条紫红丝巾，没有戴眼镜。想必是有隐形眼镜，所以看人时半抬下巴，半垂眼睑。
於梨华一眼看去，不认为张爱玲好看，但觉得“她的模样确是独一无二”。
到了学校，已经迟了十几分钟，张爱玲却说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於梨华怕学生等得急，心里十分焦灼，但还是带她去了。张爱玲对着镜子，掠了一下并不纷乱的头发，又审视了一下脸上的淡妆，满意了，才进入教室。
那天，她演讲的题目是《奇异的西方：从一个未经驯化者的角度》。原定是演讲而不是念稿，可是张爱玲还是念了稿子，也许是担心时间不够用了，念稿可以快一些。
她说的英语，字正腔圆。讲完后有人发问，她的回答也很简明扼要。在提问时，曾有片刻冷场，於梨华坐在台下，忐忑不安，但张爱玲却神态怡然，一点不窘。事先约定的时间一到，她一点头，就走下了台来。
比较文学系为她准备了茶点，她推说要赶飞机，婉言谢绝了。其实时间还早得很，於梨华不放她走，两人最后商定，到学校附近一个小咖啡室去坐坐。
入座后，张爱玲说：“我要一杯香草冰淇凌苏打。”说完，朝於梨华企盼地望着。
等冰淇凌苏打上来，她露齿一笑，那神情，简直像小孩子猛然得到渴盼的玩具一样。这样的眼神，还有张爱玲吸第一口冰淇凌苏打的神情，於梨华就此再也忘不了……
她在伯克莱大学时的住所，也是庄信正帮助找的，就在伯克莱城的杜兰街。是那种一间半的小公寓，厨卫齐全，很干净，离办公室又近，一切都符合她的条件。
公寓的外观是白的，起居室也如雪洞一般白，墙上没有任何装饰物或者画片，一排落地长窗，拉开白色纱幔，可见梧桐树绿、近海水蓝。屋内没有书桌，只有一张放在床头的小几，她把当初在香港为美新处工作时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就只伏在小几上写作。
每晚，她几乎要熬到天亮才睡，到中午时才起来，因此有人说她是“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6）
吃的方面，几乎到了极简的地步，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英式松饼。，曾经喜欢吃鱼，但是怕血管硬化，遵医嘱不再吃了。但自小就爱吃零食的习惯，还是没改，将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一点一点分开来吃。
她怀疑自己患有“高胆固醇”疾病；还有初到纽约时患的“感冒”，现在也成了老毛病，一发作就只能卧床，几天不吃饭，一吃就吐。
她现在已经不喜欢购物了，“血拼”对她不再构成刺激和惊喜。长期以来更是不买书，她曾经对宋淇说过：“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
加州的这种生活，对她来说，非常合意。生活简约，并不意味着寒酸，而是长达20年漂泊经历养成的习惯。
赖雅去世后，沉重的家庭负担没有了，“皇冠”为她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稿费，使她能够安享宁静。
她在60年代初那么渴望的“转运”，就在此时悄悄地降临了。
在台湾，她40年代的作品已赢得了至尊地位，使她名声日隆。她在港台两地发表文章，可以拿到很高的报酬，就像今日我们这里的“一线作家”了。
到1972年，她已获得了完全可靠的经济保障，结束了自离开上海以来的颠沛生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她的归隐，不是简单的自闭，也不是失意之后的蛰伏，而是在再度蹿红时的主动放弃，因为她只渴望自由！
我们总算可以替她长舒一口气了。当年出走香港，固然使她躲过了“反右”、“*”之类的灾难，但资本社会中凶猛如虎的“游戏规则”，也曾让她苦不堪言！
多年的左冲右突，可以说一无成就；但是，她40年代在上海的那次“超新星”式的爆发，给她提供了一笔远期的收益，使她能够免于晚年的困厄。
她的家族留下的“特殊遗产”，使她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历久弥新，这也令她受益不小。
在加州，只喜山中无客来，她也甚少出门和打电话，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信。她与宋淇之间多年前的不快早已冰释，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是她最主要的一个倾诉渠道。
但就在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却有一次破例，长时间地接待了一位访客。
这位幸运者，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超级张迷”水晶。
水晶原名杨沂，是江苏南通人，生于1935年，15岁去台湾，在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做过各种行业，还到南洋去教过书、当过翻译。32岁时又到美国读比较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