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奇的，是一位女生被画成驾驶飞机首个登月的太空人——那是在“阿波罗”登月30年前！显然那时的女生也为儒勒？凡尔纳所倾倒。
张爱玲的绘画天赋，在这几张画页上尽情显露。小人儿的动态活泼，富有创意，多少表现出了各自的性情与抱负。画的人体解剖也对，看来是有相当的素描功底。
值得一提的是，她把自己画成了一个占卜师，捧着一个水晶球在看。
——她能看到自己后来的命运吗？
在这个可贵的纪念册中，叶莲珍同学在《年级史》结尾的一段话，读来令人感慨：
他日回味起来，圣校给我们的印象确似慈母一般的温柔、仁爱；又如玛利亚像那样的严肃、贞静。但不知我们这群顽皮的孩子所留给母校的印象是什么？
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到那时，历史还不长；但是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制度，在百年来的教育史上却是比较“健康”的一段。好的教育，就应该是这样——让孩子们身有“才艺”，内心有阳光。
现在的“张迷”们，还能看到当年圣马利亚女校学生的一张照片：学生们一律短发，穿着浅得近于白色的旗袍，在拱形门外分两排而立，如玉树临风。
宁静、朴素、圣洁。无怪有人用了“绝代风华”来形容她们。
——是我们现在太少这个东西了！
张爱玲在《心愿》一文中，提到了校园中的梅林、纵横小路和古老钟楼，似有无限的留恋。她写道，那钟声仿佛在说：“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马利亚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
今天的“圣校”旧址，已属上海女子三中。校舍、拱门、回廊，都还在。“爬山虎”的绿叶，遮住了当年教堂的整整一面墙……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张爱玲不大喜欢她的中学时代，但对这个地方，恐怕还是偶尔有梦回之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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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浓绿与火红（1）
凡是看过《倾城之恋》的读者，都难忘张爱玲在里面写的，一种香港的花：
到了浅水湾，他搀着她下车，指着汽车道旁郁郁的丛林道：“你看那种树，是南边的特产。英国人叫它‘野火花’。”流苏道：“是红的么？”柳原道：“红！”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她仰着脸望上去。柳原道：“广东人叫它‘影树’。你看这叶子。”叶子像凤尾草，一阵风过，那轻纤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铁马的叮当。
那是什么树，是什么花？现在的香港，还有没有？
就连当地人也不知道，说不清。那谜一样的花！
其实，那——就是凤凰花。小叶羽状、互生成扇子形，有如凤凰的羽翅，花开时团团簇簇的火红……
应该说，香港这个城，对张爱玲的成长史来说，就是“一路烧过去”的野火花，让她有了蓬勃的生命力。
港大的三年，就是从一些热烈的颜色开始的。从少年变为成人，她不再是灰色的了！
船靠近香港码头时，张爱玲就领略了这个城在色彩上的热闹。
这印象，后来被她用在了《倾城之恋》里：“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她比喻说：“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
张爱玲提着母亲出洋时用过的旧皮箱，只身南下，来到这连语言都不通的殖民地城市，母亲和姑姑都不免为她担心，怕她“栽个跟头”，便事先安排好了接应的人。
前来码头接爱玲的人，是个谦和的中年男子，叫李开第。母亲指定他作为爱玲在港期间的法定保护人。
这李开第是何许人？说来话长。
——他是姑姑的初恋情人。
姑姑张茂渊25岁时出洋，在开往英国的轮船上，遇到了26岁的青年才俊李开第，两人一见钟情。
但因种种原因，不久，李开第另有所爱，并且很快就结了婚。
张茂渊经历了失恋的剧痛之后，抽身而退，留给了李开第一句话：“今生等不到，我等来生！”
从此，张茂渊独守空闺，竟为这个李开第守了50年。两人后来都没离开大陆，且都熬过了*，到1979年竟老来携手，圆了并蒂之梦。——当然这都是后话。
李开第这年已经38岁，从曼彻斯特留学归来，目前在香港做工程师，他对黄逸梵的托付，自是心领神会。
在码头接到了爱玲，见爱玲寡言，他便也不多说什么，接过行李，只顾在前面引路。上了车，李先生亲自开车把爱玲送到港大。
这所香港大学，也很有殖民地色彩，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管理学生宿舍的，都是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如此，这大学也就有了别样的气息。
山路。野火花。港湾夜色。——这里的许多景色，后来都成了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舞台背景”。
学生宿舍是每人住一小间，中间由板壁隔开，而门就是那种酒吧式的半截百叶门。
母亲此前曾经把港大的章程研究了一个透，知道学校的宿舍什么都有，只有台灯需要自备，于是就在先施公司给爱玲买了一盏“乙字式”的小台灯，塞进皮箱，让爱玲千里万里地带了来。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2）
爱玲在宿舍早上起来，点亮窗台上的台灯，然后去洗漱。乳黄色球形灯罩的光，映在透着蓝色海面的窗子上，有一种妖异的感觉。参见《小团圆》。
港大的学生，多来自东南亚，是华侨富商们的子女。即便是本埠和上海来的学生，家境也都相当优越。他们出手阔绰，社交频繁，有的人上学是有汽车接送的。
那些侨生们英文都很好，但中文水平仅能识字；本埠学生则大多在修道院的书院里受过教育。
张爱玲在这里，算是穷学生。正如《小团圆》里所说，“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蘸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为了省钱，她不敢参加社交活动，结果连跳舞都没学会——因为跳舞要额外置办衣裙，她舍不得。
同宿舍有一个香港女孩，叫周妙儿。其父与鼎鼎大名的何东爵士齐名，阔得不得了，自家竟然买下了一整座离岛——青衣岛，在上面盖了豪宅。她邀请同宿舍女生去她家玩一天，去的时候要租小轮船，说好大家分摊船钱，每人十多块钱。
张爱玲最怕这类额外支出，只好向负责管理的修女解释说，因为父母离异，自己被迫出走，母亲送她进大学已经非常吃力，因此不想去。那修女做不了主，又去请示上司，最终闹得修道院长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贫困生。
这一来，连张爱玲的密友都为她感到大失颜面。可是，穷人——又能怎么办？她只有发奋苦读以雪耻。
她学习英文极其努力，可以背下整本的弥尔顿《失乐园》。
为了考出好成绩，她动了一番脑筋，“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结果，每样功课都能考第一。到第二年，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项奖学金，被她一人拿下，大大扬眉吐气了一回。如此一来，不仅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免费保送去牛津大学深造。
有一位以严厉出名的英国籍教授惊叹：教书十几年，从未有人考过这么高的分数！
为学业而付出的代价，是她在大学里放弃了写小说的爱好。
三年里，她几乎没用中文写过东西，给母亲和姑姑写信，也用的是英文。姑姑那时常用漂亮的粉红色拷贝纸给她写英文信，上面是淑女样的蓝色字迹。姑姑的英文很棒，爱玲对来的每一封都要细加品味。
经过一番苦学，她的英文逐渐老到，以至可以用作谋生之道了。晚年在美国时，还曾有教授夸她：英文写作比美国人还地道、还要富有文采。
对港大的老师，她多不感兴趣，但也有几个，给了她深刻印象。
教西方文学的，是一位绅士气很足的先生，最爱讲莎士比亚，讲到忘情处就掏出雪茄来，顺手点燃，在袅袅青烟中陶醉。
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髯老先生，穿一袭长袍，有仙风道骨的样子。爱玲喜欢听他吟《楚辞》：“长太息以掩泣兮……”
图书馆是爱玲常去的地方。她喜欢那些乌木长台、影沉沉的书架子和带着冷香的书卷气。有几间旧书库，显是好久没有人来。里面的象牙签、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大臣奏折……都让她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在这里看书，偶尔抬起头来，能看见窗外斜坡上的花园，那里有艳红的杜鹃花。
路边铁栏杆外就是雾，再远，就是海湾对面的青山。坐在这里，心里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安泰感。
她把大学的这三年，当做来之不易的甜甘蔗，非要榨出最多的汁来不可。偶而出去游玩、拜访人、谈天，都感觉心里不安，以为是浪费了时间。 。 想看书来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3）
惟一没放弃的爱好，就是画画，因为绘画不占用脑子吧，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
应该说，张爱玲在港大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学业方面的，因为她后来没能沿着这个阶梯往上攀。作为一个潜在的作家，她在这所生源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性，开始了对人世的独立观察。
脱离了父亲的老屋，走出了寄宿制中学，她的视野大大开阔起来。
这里不像颜色单纯的圣马利亚女校。在这里，来自热带地区的华侨子女，人生态度是恣意放任的，就像那些自顾盛放的野火花。
——这种对生活所抱有的热情，大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性格。
在港大的生活中，能见到各种很刺激的颜色。
那些女同学们，也好像个个都异乎寻常。
有个来自马来亚的女同学，叫金桃，淡黑的脸，牙齿很可爱地向外龅着。她从小在娇生惯养中长大。张爱玲最喜欢她教大家学马来人怎样跳舞。
——喏，是这样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然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
“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在张爱玲听起来，反而“更觉得太平而美丽”。
马来亚就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张爱玲有一种偏见，认为那里的人生活习俗“不甚文明”，所以看金桃身上总有不讨人喜欢的小家子气。金桃晚上去看电影，见到其他富家女孩穿了洋装，总要匆忙跑回去，换了洋装再来。这种小小的虚荣，张爱玲说：“就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遮住了头，盖不住脚。”
还有一个女孩，叫月女。张爱玲初见她时，她刚抵达香港，在宿舍卫生间里冲了凉出来，新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巧的银十字架，向大家含笑鞠躬。
她的父亲，是个刚刚发达起来的商人，阔了以后就迷上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昏了头，回到家总是打孩子。因此月女的脸上，就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神情”。
月女很天真，她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老是怕被*。可又不懂*是怎样一回事，只是整天地想着，脸色惨白而浮肿。
张爱玲很怜惜这女孩，静静地为她难过，觉得“一个人这样的空虚，像是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
港大的女学生，分医科和文科两种。医科的学制特别长，竟有7年之久，又容易留级，因此有三十多岁的女学生也不奇怪。
医科女生们一点都不死板，平时在饭桌上总是大说大笑的，说一些专业内的笑话，还夹杂着许多术语。爱玲只有一次听懂了，是说一个学生真要死，把酒精罐里的一根性器官扔在了解剖室门口的路上。几个女生说着，都笑得前仰后合。
女生们并非纯洁天使，有的在同班同学中有了男朋友，有的跟有妇之夫有暧昧关系。
男同学们也敢于对她们示爱。“夏夜，男生成群的上山散步，距她们宿舍不远处便打住了，互挽着手臂排成长排，在马路上来回走，合唱流行歌。有时候也叫她们宿舍里女生的名字，叫一声，一阵杂乱的笑声”。见《小团圆》。
女同学们形形色色，匪夷所思，对张爱玲来说，这仍是一个他者的世界。张爱玲晚年时回忆：“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也不在乎。”见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4）
但是，有一个女同学却打破了她的孤独，让她狭小的天地一下子广阔起来。
这就是她在港大结识的、情同手足的好友——炎樱。
张爱玲的一生中，包括血缘的亲属在内，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非常少。而且这些人，从性格上说，多半不“健康”。惟有这个炎樱，是完全健康的。
无论张爱玲本人，还是如今的“张迷”，都应该感谢炎樱；在张爱玲的生命史中，只要炎樱出现了，就有欢笑。
——这是命运的安排。她们两个，居然是坐同一条船从上海来香港的。
炎樱是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姑娘。父亲是*裔的锡兰人，*教徒，在上海开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早年为了跨国婚姻的事，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炎樱皮肤黝黑，娇小丰满，五官轮廓很分明。从照片上看，在港大时期的她，像个英俊的小男孩；再稍长，便有惊人之美。
这姑娘笑起来很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道理。她天性饱满的热情，多少改变了张爱玲一贯的阴郁。
她本名Fatima Mohideen，“炎樱”这个中文名，是张爱玲为她取的，两个字的搭配很美。但她本人好像不很满意，自己改名“莫黛”。张爱玲说，这个听起来不好，像“麻袋”，于是又改为“貘梦”。——这是有典故的，貘，是一种专门吃梦的动物。
不过，还是以“炎樱”最为贴切吧，张爱玲就愿意这么叫她。
炎樱幽默风趣，经常出语惊人。张爱玲在后来写的《炎樱语录》里，搜集了她的一些经典名言和逸事。
她身材短小，时时有发胖的危险，但她并不担忧，反而很达观，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张爱玲解释说：“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她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道：“谢谢你！”炎缨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在付账时，总要抹掉一些零头，即使在精明的犹太人开的商店里，也要这样。她把皮包里的东西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
炎樱头脑机智，文学天赋也很好，有不少话，都说得很奇崛。
她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西方有谚语云：“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意为“集思广益”；而炎樱在作文里写道：“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在枕上。”判作文卷的神甫教授看了，目瞪口呆。
张爱玲孤僻，炎樱热情。这一对密友可谓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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