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痛,在城市的深处- 第1部分

乡痛　编者的话
在过去的几年里，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黄河边上的中国》等书的出版，使得三农话题经历了从书斋到社会、从专著到媒体、从城市到农村的不断深化与普及。2004年马家爵杀人案和2005年###总理为农民工讨薪，从上下正反两方面说明，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愈来愈受到政府与国民普遍关注的事实；从2001年李昌平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到2006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口号的提出，更凸显出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不管你是多么高级的白领，不管你有着多么高等的学历，不管你是在多么高的楼房里办公或者居住，每一个城市人每天都得与农民接触与相处。几亿多农民进城，融入城市的每个阶层、每个角落、每个家庭；城中村在各个大城市的边缘或腹地已经札下了根。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村人与城里人关系，已经成为建立和谐社会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2003年，我们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网上看到《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一文，文章表达了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在与城市融合的过程中对于身份认同的迷惘，从非常感性的层面反映了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此文吸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跟贴讨论，在一段时间内，与此主题相关的文章出现了许多。
　　如今，除了有几百万农民工，城市中还有许多出身农村通过上大学或者其他奋斗方式，拥有了城市户口的年轻人。他们已经摆脱了那种令他们不堪回首的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仍然在田野上劳作，在贫困中挣扎的父老乡亲。农民之子的血还是热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蜕变中经历着我们难以想象精神的痛苦。于是，他们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既是抒发怀乡之情，也是为了相互了解。
　　这是一个确切的切入点。于是，我们产生了将这些文章汇聚起来，以此为主题编辑一本书的想法。
　　所以，本书中的大多数篇章来自网络，我们将那些让我们落泪、让我们击节的文章下载，保存在一个命名为“农民之子”的文件夹中。我们兴奋地发现，这类文章的点击率都非常高，后面的跟帖也非常精彩。比如，本书收入的网友“九天揽月”所写的《我所见识的中国农村》跟帖总数达近千条之多。编辑时本想把所有跟帖都保留的，但想到与几十个作者联系版权已经是件很困难的事，与所有的跟帖作者都联系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篇幅的限制，所以只好忍痛割爱了。
　　因为多数作者使用的是网名，所以虽然耗时长久，仍有一些文章没能与作者取得联系。我们希望这部分作者，恕我们由于出版此书心切，并原谅我们的冒昧。我们期待本书的所有作者能与我们联系、交流并且成为朋友。一旦得到地址，我们将把寄上样书及稿酬。如有分发不出去的稿酬，将捐献给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农民之子”。
　　联络信箱：nmzhz2006@
　　

千里背尸还乡记（1）
张　立　　朝格图
　　一起出门打工的老乡病死了，为了给他的家人一个交代，湖南老汉李绍为背着尸体，上火车、赶公交，辗转千里返乡，直到在广州火车站被警察发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才得以终止。
　　事情发生后，外界有的说老汉愚昧，有的夸他忠厚侠义，有人被他感动而落泪，有人一听“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左家兵因何而死，李绍为为什么千里背尸？本报记者历时5天调查采访，力图还原事件的全过程，以呈现背尸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环境。
　　这或许是一个让人惊悚的新闻，但或许更是一个充满着农民工辛酸血泪的故事，或许，它还是一次对社会和公众道德良心的追问。
　　2004年11月27日，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福龙村。
　　上午10时，李绍为正在田里种油菜，村民李灵伟的老婆一路小跑来了，“快去我家接电话，找你的呀。”电话是三塘镇封其平打来的，“老李，去不去福建打工？挖电缆沟，轻轻松松的，一天有六七十块钱，包吃住，还包车费呢。”
　　封其平是一个小包工头，经常组织周围的村民外出打工，李绍为一听当时就心动了，“这个工待遇很好啊。”
　　“我去我去。”李绍为连声答应。
　　11月份离过年还有3个月，正是出门打工的季节，尽管今年61岁了，但李绍为一餐能吃6两米，两肩能扛200斤，出门打工是常事。放下电话，李绍为一溜烟跑到了左家兵家中，左是他的好朋友，因为目不识丁，左家兵出门打工总是算不清工钱，被人欺负，后来，他就只跟着能写能算的李绍为出门了。左家兵的老婆陆淑梅一听，也乐坏了，“那我赶紧收拾行李，你回家等老左吧。”
　　10分钟后，两人就拎着一个旅行包、一个黄色编织袋上路了，包里装着换洗衣服，袋里是两床薄棉被，想到老板要包吃住、包车费，李绍为身上只带了50元，左家兵揣了20元。
　　从村里到镇上十多里路，搭乘摩托车要5元／人，两人都舍不得这钱，于是步行1个小时，再搭镇上1元／人的中巴车，赶到火车站。在火车站大树下等了20多分钟，封其平和另一个包工头谭跃兵带着14个人过来了。
　　“当时总觉得心里跳跳的，”李绍为后来告诉记者，“我从来没去过福建，太远了，又带着老左，这个责任大哦。”
　　在李绍为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出省干活。
　　火车票买回来了，从衡阳到广州的硬座，44元一张，到广州之后，转乘汽车至福建漳州，再转车到龙岩市。
　　在衡阳火车站候车时，他们碰到了几个去广州的打工仔，听说李绍为他们去福建挖电缆沟，那几人摇头，“我们干过的，那个活不好，还拿不到钱。”这话在人群中引起骚动，李绍为准备打退堂鼓，封其平急了，“饭都吃了，票都买了，怎么又不想去？莫听他们的杂言杂语，没有六七十块，我也保证一天有四五十块钱。”封其平还把那几个“散布谣言”的打工仔凶了一顿。
　　李绍为后来一直后悔，当时如果坚决一点，甚至咬咬牙把车费赔给包工头，就没有了后来的这场祸事，但当时想想，这么多人一起去，又是同乡，应该不至于上当受骗。
　　但一到达工地李绍为就开始后悔了：“第一锄头挖下去，哇，都是石头，根本挖不动，我就知道上当了。”工程的要求这时候也变了，“来之前说3元／米，深度不管，现在要求泥地挖80公分深，石头挖50公分深。”上工的第一天，每人分10米开挖，结果十多个小时下来，十多人的手，全都起泡了，手背也肿了，而最多的也只挖了8米。
　　“这个活没法干了，”当天晚上，10位民工一起商量，决定派老郑去和包工头谈判，“要么涨工资，要么我们都回家算了。”
　　协商的结果，包工头只愿将价格涨到元／米，“愿干就干，不干就走人。”这时候，另一批19人的民工队伍也到达工地，施工队伍达到30多人，但从当天起，陆续有人离开，过了几天，就只剩下了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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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背尸还乡记（2）
李绍为也想回家，“活这么累，钱又少，宁愿自己掏钱也要回去啊。”可李绍为没钱，他和左家兵一共才70元钱，除去路上的花费和买洗漱用品等开支，现在只剩40多元。大约7天后，工地上已经只留下9人，都是身上没有路费的，当天晚上，大伙聚在房里，闷闷不乐，李绍为越想越伤心，嚎啕大哭了一场。
　　祸起元旦
　　就在李绍为大哭的那天晚上，封其平、谭跃兵和刘国兵这三个包工头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事后来看，这场争执决定了李绍为他们后来的命运。从工友们获知的情况来看，当天晚上，封其平与谭跃兵租来了两辆车，准备将剩下的人带回湖南，但这一动议遭到了刘国兵的强烈反对。事实上，他们三人都只是小包工头，在他们之上是一个名叫江宣伟的大包工头，如果小包工头不能组织人马，完成自己领下的工程任务，则大包工头不会支付一分钱的工程费。刘国兵不想亏本，他组织19个人来，现已全部走掉，车费和一路的食宿花掉了几千元，把剩下的人抓牢，然后把工程做完，是他“扭亏为盈”的惟一办法。
　　三个小包工头是如何谈判，又是如何达成协议的，外人不得而知。但封其平与谭跃兵当晚悄然离去，他们带来的人，被转手给了刘国兵，次日早上，刘国兵即宣布由他总负责，李绍为等9人跟着他干工程。
　　工程队被刘国兵带到了盘山公路的另一个工地，这是一个“骨头”工程，上一个施工队挖到一半，实在挖不下去，不干了，现在刘国兵接手。住宿地也转移到山上的一座废弃土屋里，记者1月9日前往调查时看到，这栋两层的土砖屋，墙体到处是手指粗的裂缝，木板楼梯一踩上去，感觉整个楼板都在摇晃。整个房子都有一股刺鼻的尿骚味。民工们住在二楼的三间房里，只有两张用板凳搭成的床，大部分工人都席地而睡，窗户用编织袋和废纸箱钉住挡风，地上到处是抽到只剩烟蒂的烟屁股，还有四五个3元一瓶的“灵芝养生酒”的空酒瓶。反倒是破木箱上的两副扑克牌，码得整整齐齐。
　　李绍为他们每天可以领到10元钱的生活费，早上8时开工，傍晚6时收工，一共10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工程进展缓慢，日子却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到了元旦，12月31日那天，工程队改善生活，特意买了鱼，打了五斤散装的白酒，给民工们过节。左家兵平时沉默寡言，惟独喜好这杯中之物，当天自是开怀畅饮。“我估计他喝了三两左右。”李绍为后来回忆。次日元旦，山沟里寒冷刺骨，早上开饭时，左家兵拎过昨晚的残酒，又喝了二三两。
　　8时20分，大包工头江宣伟开着吉普车来了，一见民工们都窝在屋里烤火，矮胖矮胖的江宣伟顿时叉手在外面骂起来，“过节就不干活了？要烤火，回家烤去！”
　　民工们都被江宣伟带上吉普车，然后开车前往工地，下车时，大伙突然发现左家兵不对劲：左脚不能动，右腿直抖，话都讲不出了，江宣伟一见也慌了，连忙掏出手机打120。
　　不到30分钟，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医生当即给病人插了氧气，随即送往龙岩市第一医院。医院接诊的是神经外科主任陈元庆，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送来时已经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初步诊断是脑溢血。”
　　左家兵有多年的高血压史，但一直没钱好好治疗。此时大约是上午11时许，随救护车同来的刘国兵到医院交了100元钱，过来招呼李绍为赶紧走，“还要去买菜，这里不用管了，有护士呢。”
　　吃完中午饭，派去照料左家兵的何老头回来了，带来了医生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刘国兵随即召集工程队开会，并提出派4个人到医院去，如果死了，也得把尸体运回湖南。
　　“我出钱，你出力，”他指着李绍为说，“人是你带来的，又是你的表亲，你负责背尸体。”
　　下午到达医院，已是6时了，主治医师祁小龙告诉刘国兵等人，脑疝已经形成，手术的意义不大，维持治疗也需要交钱，并催促他们尽快办理入院手续。刘国兵等人提出放弃治疗，此时，李绍为还特意察看了左家兵的状况，他注意到“输液管的水都流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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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背尸还乡记（3）
祁小龙这时觉得挺为难，他后来告诉本报记者，“放弃治疗出院必须亲属签字，李绍为只是他的表兄，有没有签字的权利呢？”
　　经过请示，祁小龙给左家兵办理了出院手续，出具了出院小结和疾病证明，此时左家兵的治疗费一共1585元，须交钱后，才能出院。祁小龙当时估计，拔去了氧气管，停止治疗后，左家兵两三个小时内就将死亡。不过他没预料到的是几分钟后返回2号病房时，却大吃一惊——左家兵不见了。
　　千里背尸
　　从医院逃跑是早有预谋的。事先，刘国兵已经对地形进行了侦察，并作了分工：他负责在前面引路，谢田拿行李，何三毛则协助李绍为背左家兵。
　　他们避开电梯，从4楼住院部一路走楼梯，然后绕到后门，出住院部铁门，上一个30度的斜坡，穿入医院家属区，再出一个铁门，就算是“安全”了。
　　李绍为刚背上左家兵时，还能感觉得身体有体温，没有发硬。一路小跑出来，行程约700多米，累得李绍为大汗淋漓。刘国兵叫来的三轮摩托已经等在路边，几人直奔火车站，买好票后，仍然不敢上车，一直等到检票进站时，才用被子裹着左家兵，还撒了些白酒，伪装成醉汉登车。幸好车上人很少，李绍为将左家兵平放在座位上，用被子裹紧，伸手一摸，身体已经渐渐冷了。
　　“昨天还是活生生的，怎么今天就死了？”李绍为这时既担心尸体被发现，又伤心好朋友突然病死，还想着回去如何向左家交代，一时百感交集，怔怔地坐在尸体旁，一边抹眼泪，一边想心事，通宵未眠。
　　次日上午7时，李绍为等人抵达广州火车东站，将尸体用被子盖着背出站台，搭乘272路公共汽车前往广州火车站。在公共汽车上，几个淖乡坐在一起，依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9时许，一行人到达广州火车站，运尸队伍开始遇到“麻烦”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买5张火车票。李绍为等人发现火车站东侧有条通道可以上站台，而且不用检票，于是拖着行李背着尸体，准备从那里进站，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
　　折腾到下午3时左右，李绍为等人发现，继续搭乘火车是不可行的了，只好另想办法，准备将左家兵的尸体用木箱装好，搭乘汽车回湖南。刘淌兵出外寻找装尸体的木箱；而李绍为和另外一人，则买来几个编织袋，准备在路边包扎左的尸体。两人正在忙活的时候，巡警刚好经过，发现两人举动异常，立刻上前盘问。
　　“这是什么来的？”
　　“是个人。”李绍为一见是警察，也慌了。
　　“那是活人还是死人？”
　　“是死人，脑溢血死的……”
　　背尸行动就此败露，这位巡警当即通知120，急救医生赶到后向警方证实，左家兵已经身亡。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封锁了现场，广场上此时人山人海，上千人在此围观。李绍为站在尸体旁，手足无措，他后来告诉记者：我当时想“完了完了，事情闹大了”。
　　警察随后将4人带到派出所询问，得知事情原委，并通过电话与龙岩市第一医院核实后，一位警官又气又恼地骂李绍为：“你真是干蠢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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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与现代精神
薛涌
　　在前年的一次矿难中，井底的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希望这个遗物能够最终落到自己的妻子手上。当妻子拿到这顶帽子时，人已经不在了。细看帽子内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欠张主任200块钱……”
　　这是什么？这就是惊天动地的道德情操，这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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