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那些费用的。尽管我当时所在的中学升学率在全县排名前十名，但每年能够读中专或者高中的，300人当中不超过10个。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所能做的就是毕业，回家干农活，做爆竹，然后娶老婆，或者嫁人。我那一届六个班总计360多人，除了五六个上了师范学校、三四个上了高中，加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通过关系找到学校复读一年初三（为了不影响下一届的升学，当时县教育局严禁复读，因此要想找个学校复读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其余的都回家了，真正实现“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年段排名恐怕还不能进前50名，因此也并不抱有升学的希望，但尽管如此，暑假里中考成绩出来后，由于离高中录取分数线还差了几十分，关于下一步的出路问题一下子就摆在了面前。记得当时看到宣传单上有广告说少华山招学武术的，虽然我不知道少华山在哪里，但觉得去学武术也不错，于是跟父母说了，但并没有得到支持，他们觉得我还太小了，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到了9月，村里的同年龄段的人读书的读书去了，学手艺的学手艺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每天上午放牛，下午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四处晃荡，那时候我开始真正体会到了恐惧，对前途的恐惧，也正是那个夏天，一下子让我变得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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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山乡赋（4）
所幸的是，临近10月的时候，大姐夫通过关系帮我找了离家很远的一个中学复读。于是我又重新扛起箱子，开始了新的生活。请原谅我的愚钝，初三复读一年，尽管经历过阵痛的我无比努力，但第二年的中考成绩仍然没有达到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也达不到我所填报的参考志愿的那个学校的录取线，于是我一下子又陷入了困境之中。感谢我的姐夫，又是他在我人生十字路口中救了我一把，通过关系将我弄到了离家同样很远的一所高中，尽管这只是全县的末流高中，但毕竟使我的命运得以改写。
说实话，从小时候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从没想到过我有朝一日能够踏入大学的校门，而如今的我却已经是研究生即将毕业。每每想起此，我都会把所有这一切归于我的幸运。我明白，我是幸运的，但我明白幸运之下的我实在只是一个特例，那些比我年幼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仍然一拔一拔地走出初中的校门，结婚，或者外出打工。我相信农村孩子不比城里孩子笨，教育机会的匮乏和家庭经济拮据无法支付日益膨胀的学费是他们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主要因素。
山洪
“懵懵懂懂，惊蛰好落种。”说的是到了惊蛰，差不多就该播种了，否则要误了节气。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说法如何，反正闽西农村大抵都是如此。等出了正月，随着梅雨季节的来临，新一年的农忙也就拉开了帷幕。
浸种、催芽、下播，这是春忙的三步曲。刚开春，气温还很的，谷子在冷水里是不会发芽的，于是就先用冷水把谷种浸泡1～2天之后，把它装进蛇皮袋里，扎紧，然后用温水浸泡，每天2次，持续大约3～4天后，谷子就逐渐长出嫩芽来，差不多也就可以下播了。当然，种子下播前还得梨田耙地，那唤牛的吆喝声，二十几年不变地存活于我的脑海，而那铁的梨耙木的陆轴（客家语，一种农具），以及老水牛的步伐，都一如千年前的样子，客家先民魏晋南北朝以来从中原往南迁徙之时随身所带之物，除了书籍，也许就是这些家什了。
等莳了田（即插秧），南方也就开始进入了夏季，对于农民来说，水，便成了他们的头等问题了。虽说我们那边四处环山，但由于砍伐严重，那些山都成了“和尚山”，光秃秃的以至于连碗口粗的树木都很难见到了，其结果是天晴缺水，落雨成灾。在我的记忆里，干旱是一年的主旋律，只要隔上三五天不下雨，就该为水田的供水问题发愁了。由于水少田多，只好将有限的水源分成几个部分，而因为担心别人做手脚，各家都派专人负责看水，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担当起此任务了。离家近一点的水田倒好，远点的，就只有一直守在那边了。我还很记得，为了看水，父亲常常整夜整夜地守在山那边的几块水田边，第二天才带着一身被蚊虫叮咬的包回家。自我有记忆起，几乎每年都会因为分水问题而发生数起斗殴，而干起架来，随身携带的锄头便成了进攻与防御的惟一武器，也因此死亡事件时有所闻。
如果说干旱是一年的主旋律，那么每年数次的洪灾便是重音符了。我们家前面400米处是一条小河，而小河两边是大片农田。这条小河养育了我们，却也不时地给我们带来灾难。小河上部有一条支流与之汇合，由于支流与主流呈直角状，因此一旦天降大雨，支流之水便轻而易举地冲毁了汇合处的河堤，于是乎大片农田顿成泽国。最严重的一次是1996年，也就是我上大学那年，闽西发生特大水灾，我家乡也不能幸免。连续一个晚上的特大暴雨形成了水漫金山之势，许多农舍被山洪冲毁，猪牛等家禽家畜被冲走，据说还被冲走了2个人，后来也一直没有找到。那滔滔江水足以让每一个见过的人都感到恐怖。大水几天之后才退去，而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肥沃的稻田已经成了一片沙滩。由于堆积的沙子平均在一米以上，要除去这些不速之客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地方政府对这次受灾的村民没有一分钱补助，再加上当时冲跨的堤坝一直到1999年才修好，于是这期间谁都不去理会那成片的沙子，一来是因为，如果花费一两个月好不容易把沙子挑走，由于上游“不设防”，只要以后下大点的雨，席卷而来的大水随时会让你的辛劳灰飞烟灭；二来如果挑走沙子重新种植，减产是不可避免的，但按照以往惯例，公粮还得如数交纳，也许收割到的仅有的一点粮食还不够交公粮呢！于是这大片沙子自我离开家乡读大学开始存在，而我2000年读完了大学，还静静地躺在那边晒太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此外，这次水灾经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之后，村里收到镇里发下来的一些外界捐钱捐物，但我所知道的乡亲们没有一个人拿到过一分钱一件衣物，据说到了村里之后都被村干部独自享用或者分少许给其紧邻去了——我承认我的思想觉悟不高，几乎没有主动捐过钱物，不是因为我不想捐，而只是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捐了，我那点微薄的血汗能否填满少数人无边的私欲。行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这样一幕：1998年我随学校“三下乡”服务队到国家级贫困县四川通江进行社会实践，期间遇到一位在深圳创业身家千万的当地人，他专程从深圳赶回来，目的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之下建一所希望小学，然后把它移交给当地政府，他认为如果只是把钱捐给政府，那么他所捐的款项中到底有多少能够真正用来兴办学校，他心里没底。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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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山乡赋（5）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的夏季是跟水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上了大学，同学说我来自江南水乡之时，我说我对水乡没有任何好感，因为它对我而言，只是波涛汹涌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日子啊，日子
南方的夏季总是格外的长。从公历的2月一直到10月，除了下雨的时候，天地间就只剩下阳光在肆虐了。7月、8月份是一年里最热的月份，对于南方的炎热我是深有体会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连续卖了两个暑假的冰棒，先从冰棒批发处批发了冰棒、冰糕，然后就顶着烈日到处喊着“卖冰棒、卖冰棒”，到中午的时候太阳晒得路上的柏油都化了，化了的柏油粘得连穿在脚上的拖鞋都提不起来，那个时候对于烈日的体会是再深刻不过了。不过这跟在烈日下的夏收夏种相比，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夏收一般开始于公历的7月中旬。十一二岁以前因为人小，只能在家里，晒晒谷子，中午的时候帮着做点菜之类的。记得我小学三年级暑假，农忙时候，我和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哥留在家里，中午做菜，由于南方天热，因此几乎顿顿都离不开汤，我们做好了一大脸盆汤，哥让我把汤端到吃饭的那间屋去，当我端着满满一脸盆刚舀起来的汤出门的时候，因为没注意到门槛而被绊了一跤，于是那盆汤就一股脑儿全倒到了我身上，当时我只穿着一条短裤，突如其来的滚烫让我惨叫一声，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一把脱了身上惟一的短裤（穿着衣服更痛），并且拿了冷水往身上泼。我无法想像如果现在往我身上浇哪怕一小勺开水会是怎么一种感受，但当时的惨痛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情那景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是让我心惊胆战。我只记得大概十秒钟之内我的脖子以下全身冒起了一层大大小小的水泡，其他的就都了无记忆。直到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有大人找来了茶油，涂了全身，感觉才好了点。不过所幸的是过了两周左右全身就痊愈了，也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等我上了初中，就开始跟大人一起做农活了。夏收夏种当中最辛苦的当数割稻子了。离家近的倒还好，远的可就麻烦了。由于人多地少，于是在山窝窝里都开辟了一块块大大小小的梯田，而这些地方离家都很远，最远的大概有###公里。去的时候还好点，扛上打谷机，挑上几担空篓筐就可以了，而回来的时候可就没那么悠闲了，除了2人扛打谷机，一人拿打谷机的盖盖（由于比较轻，一般都是年纪小点的人拿，我小些的时候就享受此特殊“待遇”），其他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得挑上一担谷子回去。这一担刚收好的湿谷子少说也有100来斤，要挑着走###公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可不是开玩笑的，更何况往往从早上七八点一直干到下午2点以后、吃过午饭，又得从3点多中干到天擦黑才收工，这个时候正是饥肠辘辘浑身乏力的时候。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堂兄弟，人小力气小，一般挑上几百米就歇一下，一路上走走停停说说笑笑，还可以到路边摘些野果来吃，现在想来苦中作乐也别有一番味道，但那些大人，因为还得赶回去做饭菜，或者还有其他事情，中途一般只能歇上两三次，往往等我们挑回去时，他们把饭菜都做好了。
种植农作物是有严格的节气的，而这些节气除了遵守别无选择，这节气特别的紧，人也只有赶趟儿似的跑。夏收之后马上进入夏种，也就是莳田了。跟割禾相比，莳田要轻松得多，只不过一整天地弯着腰，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连躺下去都很困难，甚至等田莳完都好几天了，一个个还揉着腰喊酸。夏收夏种结束了，大概也到了8月中旬了，接下来还得交公粮呢，从家里挑到粮站大概有4公里路，我们家1000多斤的公粮，来回得好几趟，不过可以走大路，要比山路好走多了。等公粮交完了，整个夏天的农活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于是一般家庭都会买点肉，或者杀只鸡呀鸭呀什么的，辛苦了一个多月，总还得慰劳慰劳，我们谓之曰“完工饭”。至于2个月以后的秋收，那是夏收的翻版，此处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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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山乡赋（6）
南方农村的夏天是炎热而忙碌的，但忙碌之余，乡亲们晚上吃过饭，洗了身子，还会偶尔串串门，拉拉家常，说说与农事有关或者无关的话题。很小的时候对这些不感兴趣，于是就在大人们谈论四五六（客家说法，就是聊天）的时候，我躺在长凳上看着夜空里的星星，如果偶尔看到流星，就会很兴奋，尽管按照我们那边的说法，看到流星是要死人的。多数时候看着看着就在不足20厘米宽的长凳上睡着了。渐渐长大以后就开始关注起大人们的谈话来，多半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问题，不过最后话题都会不自觉地转移到村事世事上去，骂那些缺德的村干部又来收了什么猪肺牛肺（即各种费）的；骂如今生活水平没有好转前来收费的倒一年比一年频繁，还有其他一些是古非今指桑骂槐的话题，当然，骂过之后总会沉默好一阵子。只是我也越来越明白，除了身体上的劳累，他们的内心同样充满愤懑与无奈。
忙完了农活，在爆竹之乡的乡亲们就又开始了那与死神打交道的活计。男人做爆竹女人编爆竹（就是用引线及细线把一个个爆竹编成一长串），分工大抵都是如此的，那些自家没有做爆竹的，一般也都从其他人那里拿了爆竹来编，挣点钱当家用。与做爆竹相比，编爆竹的危险性要大大减少，不过成天与银粉打交道，由于银粉具毒性，因此一般常干这活的人手上都裂了大大小小的口子，冬天更甚，除了贴上最便宜的胶布，也别无办法，许多人一双手贴满了胶布，新的又缠在旧的上面，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口子在一边编爆竹时一边流血，弄得编爆竹的板子都洒满了鲜血。这也是极端廉价的活儿，早上七八点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一整天下来，即使非常熟练的人也顶多编15000个左右，按元/1000（这是去年寒假回家我所知道的价格）来算，只有十块钱。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1997年（具体是不是这一年记不太清楚了）我们村被评为“小康村”，听母亲说，上面来的干部挨家挨户登记一年的收入，包括田里的庄稼、养的家禽家畜，以及地里的红薯，把这些收入按照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折算成收入额，但对于成本，却只字不提，我才知道，原来小康是这样算出来的。
这就是下层的农村人的生活，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样的日子里，辛劳，而且看不到希望。
我很庆幸我有机会跳出“农门”，再也不用过父辈一样的日子了，但20年的这种生活却无论如何是不能磨灭的。我站在寝室的阳台上眺望东南方的天空，在那片天空之下，不仅洒下过我的热血、汗水、辛劳和泪水，更有我父辈、同辈以及晚辈如今还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一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吃上一顿肉、使用已经用了两三年甚至毛都磨光了的牙刷、吃自家地里种的产量高却粗糙无比的大米。说实话的，在学校的时候我不时感到愧疚，因为我的双亲还有两个姐、姐夫在为生活奔波劳碌之时我却在这里过着如此悠闲的日子。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知道，而宁可一个人独上天涯。
我的父亲
我父亲有三兄弟，他排中间。大伯后来官至县某局局长兼副县长，算是小有成就了。大伯一家住在县城里，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没有一起回来过，即使直到现在我对他们家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大伯的四个孩子中我有两个素未谋面，另一个也仅仅只有一面之缘。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暑假，因为当年我哥考上了县一中，于是父母让我们先行到大伯家看望看望他们，一来求得日后有个照应，二来也可以让我兄弟俩见见世面，因为我们长这么大都还没到过县城呢。我哥和我便提着三四十斤糯米、几个鸡蛋，还有一只小母鸡去了县城。我们花了好大波折才找到大伯家，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个老年妇女（后来才知道这是伯母，但之前我们都没打过照面），当知道我们找谁之后，她回答说他不在，开会去了，语气颇凶，说完还拿起了扫把（后来她解释说当时是想扫地），我们都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吓得一溜烟跑出了县政府大院。没地方可去，我们就在街上晃悠了一阵，看车水马龙，和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等饥肠辘辘了才买了点东西吃，然后回家。可到了车站我们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