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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想一定会有许多事情让邵丹深感茫然。她是一个生存在夹缝中的人，她生长于一个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彻底妥协的年代，在青春时期携带着她的黄色皮肤以及与黄皮肤有关的文化记忆进入美国，至今仍在文化与商业、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之间徘徊不已。在各种混乱的价值观中，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并非易事。
我完全可以想象邵丹初到美国时的兴奋。在柏克莱，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向我表明过这种心情。而邵丹就读的学校，是距柏克莱一小时路程的斯坦福。“美国大学的教学楼道，大理石地面，我将背包抛到天上，两眼望天，盘腿坐下。是的，就这个动作的那一瞬间。你不明白吗？我不需要查看地面的清洁程度，我不需要铺垫什么将我的屁股与地面隔离，我想坐，我就坐下，坐到了赤祼祼的地面上。你能明白这份欲望到行动过程高度简化的快感吗？我坐在那里，有一种飞翔的快感。这是我曾经追求的。我飞到美国来追求的。过道里人来人往，谁都不会大惊小怪。”
我当然不会奇怪。我没有见过斯坦福的邵丹，但在那里，我能够找到更多的邵丹。他们在举手投足之间，证明了邵丹的心情。那种兴奋是重要的，却是不能持久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在面前，等待着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呼应动作。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困境，并不会因身在美国而得以赦免。在美国，最多是以一种困境代替另一种困境。
喻丽清又说：“邵丹正站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宋代与现代之间，像三十六岁的分水岭一样，她急于看出自己人生的方向。”“不过以她的聪明和早慧她不需要看到战场上遍体鳞伤的女人，她是只关注灵魂的，所以她宁可选择一个soul mate来聊天，以排解她身在异国的孤独与反思。在灵魂与肉体之间，她绝对选择灵魂。但在舍弃物质的极简主义当中，天真无邪是危险的，李清照的舍弃换来了诗词上的成就，而文明的极简主义说不定只能换来伊甸园里的苹果。”
我猜想她全部的写作动机，皆出于她的困惑。站在十字路口，四周是呼啸的车，这种喧闹反而加深了她的寂寞，使她对倾诉的渴望变得更加强大。根据喻丽清的定义，作家并不是喜爱写作的那种人，而是不得不写作的那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邵丹堪称标准的作家。因为在美国，写作，尤其是中文写作，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它只能带来磨难。作为写作者的她，无论在美国文坛，还是在中国文坛，都将被置于边缘的位置。没有任何一束追光会投向她，没有人会关注她的亮相，即使她的亮相非常精彩。这种非主流写作，尤其要面对难耐的寂寞。而对于文学的所谓信念，在美国一钱不值。所以，作为宠物的写作，比起作为宠物的猫狗更难存活。邵丹是坚定的写作原教旨主义者，我们不必对她的写作动机抱有任何怀疑。无论她的生活怎样忙碌，她都会在天亮以前起床，伏案写作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开车上班。与中国国内许多职业作家相比，邵丹对于文学更加忠诚。
邵丹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但每到岔口，她都要犹豫一下，有时在决定之后突然转向。所以，做邵丹的乘客，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她的这一性格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即使像她这样伶俐的人，也时常被道路所迷惑。但她毕竟拥有选择的权利，而选择是幸福的，她远比小兰仙幸福得多，尽管所有的抉择，都不可能立见分晓。邵丹对李清照说：“三十六岁了，你我都懂得抉择的真谛——实质上并没有抉择。我们都注定糊涂一次，然后用下半生偿付这糊涂的后果。亚当与夏娃傻到想去了解智慧，但我们何需智慧才能幸福？”“三十六岁了，你们知道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悔恨与否无关紧要，我们懂得继续需要真正的勇气。”
即使选择一万次，写作仍会是她的最佳选项。在写作中，她发现了一个大于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对她充满诱惑。所以，她的每个写作的早晨，既是时间的开始，也是空间的开始，她可以发现许多条隐藏在她文字间的道路，并通过这些不同的道路，抵达她无法预测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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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品发表于《十月》2007年06期 ＇散 文＇ 栏目 已被阅读 472 次 责编：宗永平
黄昏以后的世界
□ 朱以撒
一
人和鸟差不多。我指的是黄昏到来的时候，有一种急冲冲的心情，返回清晨出发的地方，这种感觉应该是一样的。从单位骑着车子，看到红灯也想顺过去，停不下来。其实快也快不到哪儿去。我看到头顶上有鸟群飞过，比我快得多，它们的巢在更远的地方，此时正抓住天色未暗下来，赶路。
有时走一条小路，就要穿过一片竹林，竹林阴翳。这个地方不远处是一条内河，河里的湿气还有生活垃圾积聚下来的营养，被钢筋般勾连的竹根在深处吮吸着，并且不断地输送到竹梢，只要看看竹梢色泽就明白了，这都是些旺盛的生命——那么密集，人走不进去，只能在外围看着，就是白天里，里边的光线也让人感到年份久远。许多落下来的枝叶、竹壳都沉积在里边，听任雨水下来时沤泡。曾经有几次，当地社区想把它们铲平了清出一块空地，用作健身场所，但工夫显然太大了，于是罢手。我骑车累了，就坐在竹林底下歇息，总会听到里边窸窸窣窣的声响，由近而远，微弱以至没有。竹子的全身都具有中国式象征的意味，竹干坚韧、竹节虚空、竹叶清雅、竹鞭刚劲，在晴空中看一片竹林，的确如此符合我们审美的高度隐喻。只有在我坐下来歇一口气，我嗅到了竹林深处泛出来的陈腐气味，连同里边正在隐隐穿行的不明之物，使我不那么地久坐了。日光暗淡，我的眼睛无法穿透，一些叶片被行走中的动作翻向一边，没有人能告知，这是哪一种惯于在黄昏中出没的小动物。
一直要到小区，看到高高的钟楼顶上的大钟，它标明我到达的准确时间——六点二十分。整个人松了下来，如同倦鸟嗅到了巢里熟悉的气味。一路上骑得飞快，就是要远离单位，远离充满工作气味的讲台。
有一些时间必须花在烹调上。我曾经有过好几本彩印的菜谱，是一些技法简单而又实在的传授。烹调是人闲散下来的一种乐趣，物质在早晨都已准备齐全，此时进入操作阶段。一个人的平民化品质在这方面可以鲜明地体现出来，而不是像一些人那样，认为烹调非大丈夫所为，上馆子去吧。一个人把在单位逗留的时间节省下来，就可以轻松地用在这上面。当一个人熟读菜谱，掌握大略，具体实践也许就不会计较味素几克、香油几克了。量化永远是对厨房里不开窍的人制定的。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厨房里有一架微型天平，为了完全达到书中所言，严格地遵守着各种比例。这就有些迂腐——一个人太遵循原则了，弄得自己一点儿灵活的权利都没有。事实上一个人越是按照自己想法去干，就越接近本质的需求。一个人连烹调这样很私有的过程都如此教条，完全是由白日里的机关形式主义养成的。日光朦胧下来的时候，手脚不妨放开一些。
在杂乱的书房里我清洗了砚台上的沉渣。很黑亮的墨汁倾倒后如果一次没有用完，第二天就成了渣滓。现在清洗不会像白日里感觉那么龌龊，只是一些颗粒而已。我把它们倒入同样变得昏暗的水池，然后放水冲入管道，沉入地下，汇合于黑暗之中。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我乐意把烹调和泼墨挥毫视为同等的一种技巧，水、墨汁、宣纸，通过笔，它们必须胶着在一起。就如同菜肴和麻油、味素、黄酒，都必须通过火，让它们互相进入对方的内部。不同的是，在烹调上我不讲究造型，而在乎入口的滋味。写字，则相当讲究造型的合乎比例——大方、优雅、洒脱，都是我追求的，因此要比一般人好得多，让人看了也分外舒适。书房内的昏暗让我有些优柔寡断，电灯打开又一下子激动起来，于是又把灯关了。我习惯于走到阳台，对着天边光亮的残余读一本字帖。这是一个叫董其昌的人写的，从明朝来。白天我不看他的字帖。白天我看那些很坚硬的北朝碑版、墓志、经幢，它们从陕西、河南干硬的地下生长出来，给笔力软弱的人一帖强大的药方。白天我边看边临，目光追逐着这些刀刻的锐利痕迹，下笔很冲，很直露，像骑在马背上下不来。这正好符合白日里的心态，笔在纸上切割般穿行，仿造一些北朝人的豪爽，想着跃马扬刀黄沙一样呼啸而来。每个人的胆量和声调在白日都放纵于尘上，使人深信在毫无遮蔽的时段，每个人都张开着臂膀，直到日落才转换成垂落的样子，敛约起来。
是谁在弹奏着舒缓的小夜曲，是楼上还是楼下，还是周围的楼层呢？小区设计得有些像人伸出手拥抱的弧形，使声音在回旋中查不出实处。这个曲子总是在上灯时分响起，弹奏者与我同样远离了办公的场所，让自己压抑了一天的私好，长出长长的藤蔓。我已把坚硬的北碑放在一边，琢磨董其昌婉约的笔迹了。与这个人的作品相遇，也是近几年的事，青年时期并不看重董书，好多次就这么擦肩而过。有一个为董其昌作年谱的人认为：董其昌在人品上是很糟糕的。这个平素不多讲人短处的长者，说了一些董的丑闻，在那个爱憎一刀切的时节，我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既然天下好书法多了去，不涉及董书也罢。这两年觉得不得了，人被慢慢地吸引。这些过去的墨迹死去的人，能把一批抗拒心理很强的大活人吸引在自己周围，每晚临摹，渐渐抚平抵触的棱角，的确是匪夷所思。我想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教科书都是首先教会了如何憎恨、仇恨、愤慨，似乎天下充满了可恨的团体还有个人，但是后来证明不对，不至于如此大动肝火，有的人还是挺可爱的。我读董书就有一种安息感，柔和、婉约还有一些萧疏，尤其是董氏在墨中兑了不少清水，使得笔下清淡虚无一般，很有隐逸之趣。白日需要一些压力，或者说革命性，把每个人都压得直咧嘴，生存现实就是这样，否则活着就成问题。此时在书房，一些重负都卸去了，阶级出身、家庭成分、人品忠奸、历史功罪，这些白日里让人警觉的话题，戛然而止。像读董其昌一样的热情，我也细致地读了赵佶、蔡京的书法，确实也上档次。在《路易十四时代》里，伏尔泰说：“只有证据确凿的事实，我们才承认是事实。”有许多事实的重温都有意激起人们无休止的仇恨，恨不得抱一块石头去砸那些已经成为虚像的人物。像西子湖畔岳坟前跪着的秦桧和他的太太，白铁无辜铸佞臣，我看到了跪像上浓黄色的痰和冒着白沫的口水，内心就一阵恶心，恶心这些咳嗽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文明推进了不少，居然还用吐口水这种鄙俗行为，以显示自己的正义。有一段时间尤其明显，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仇恨，搜索枯肠地找寻对方的不足，向国家机关汇报。不仅对存活的人，对已经消逝的人也是如此。仇恨使人膨胀，也使自己的精神空间越发逼仄。如果一个人更多浸润在宗教慈善的汁液里，他的私欲或许下降许多。在晚间我会想，什么时候我也来写一写赵佶的“瘦金书”，如此精瘦的笔迹，不能因为出自祸国的皇帝而放弃喜爱。
回到家中，一般就不会再出去了，就像倦鸟卧于巢中，如果不被惊吓，不会飞离。自从有了电话之后，晚间这个时段更加属于自己。有人想来坐谈，都会先来一个电话问询。此时全凭主人的心情，决定是否与对方见面。而不见的理由，可以随便编一个。我通常推给白天，说白天很忙，现在累了，隔着电话，对方莫辨真伪。城市中的人来人往遵循这么一条规矩，尤其是下班之后，访者会更加小心。这个现代社会规矩繁多让人厌烦，但这个规矩颇使我快意，它使人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在夏日，还得准备把光膀子遮蔽起来。可是有好几次，正在细细品尝自己的烹调成果，门铃就响了——有的人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像在乡村串门一样不分时段，这令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内心不快。是接着吃还是搁碗迎客？心中不悦，菜肴一下子毫无滋味。我是很注重自己感觉的，心情越好，用餐的时间就越长。长度表明了人对于上苍赐予的蔬果、鱼肉都以一种感恩的心来接受。我不像母亲那样举箸前必先祈祷，即便口味不合也满心欢喜。我只是努力地接受，口齿尖利，撕扯肉类的筋脉时孔武有力。而对游鱼，则细微到每一根骨刺都了然地剔到了一边。晚餐是白日结束之前最从容的咀嚼和品味，对于我这个没有吃夜宵习惯的人，这一餐直接影响到了情绪。
可是，此时有人来了。
与人长谈短谈，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是一个很恰当的背景。在过往交流的表述上，都用了“促膝”二字以显亲切，同时还用以“不知夜半将至”以显时间的深度。谈兴如此深浓，我是毫不怀疑的，甚至谈累了枕席而卧，谈兴来时又跃然而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