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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女学生D，将跌落在地的教授扶起来，其他演员见状则急忙跑向敞开的大门，飞快地逃出教室。在逃离教室的同时，学生C，很快地顺手将A丢在地上的纸袋捡起来带走。
前后不到三十秒钟，这出戏就结束了。接着教授向二十九名学生坦承，刚才发生的那一场混乱，全都是预先计划好的，然后要求学生将过程中所有记得的细节，逐一写下来。
闯进教室的暴民
那么，这二十九名学生记录这场戏码的结果如何呢？
在这出戏中，突然冲进课堂的演员总共有四人，然而在这二十九名目击学生当中，记得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
但接下来的事实更加惊人。
在这四位演员当中，有三位原本就是那个班级的学生，第四名演员，则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全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粗略估算一下，在做这项实验之前，这二十九名目击学生与那三名演员学生，足足有八个月的时间，大伙儿是平均每周至少会碰上三次面的。
然而在目睹教授遭到攻击这一幕，二十九名学生当中，居然没有半个人能够将整个事件，完完整整记得清楚；并且这四名演员中，还有三位是自己的同班同学，而另一位，则是校园风云人物。（再重复一次，这些同学有长达八个月的时间，一个星期至少会碰面三次。简单来说，就是从四月到十二月这段期间，他们待在人数不多的班级里，一同上课。）
几乎所有学生都将这件事描写成是，（没见过或不认识的）“暴民”或是“群众”闹事。就算演员中的同班同学，在横越教室、往另一扇门移动时，曾经近距离经过自己的身边，也一样记不得看见的是哪些人。
这二十九名学生的聪明才智，都是在一般水准之上。虽然说，他们面对的是突发事件，不过再怎么说，引发事件的几个主角，都是这些目击学生相处了八个月之久的同班同学，要不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连他们都无法确切地辨认出来，这一点实在令我相当惊讶。
况且，整个实验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会危及学生安全的状况（A同学丢的不过是只茶色纸袋，B同学挥舞的也只是一根大香蕉）。你看，就算是刻意安排的特定状况，人类的记忆力仍然显得非常不牢靠；你的记忆也是一样，我的记忆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我们对于自己的记忆力，最好能够抱持审慎的态度，且随时提醒自己，“虽然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记忆出错，但我自己的记忆力，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如此一来，就能更有效地减少人际关系上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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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记忆不靠谱（1）
以前的我，在法庭上聆听对方证人的证词时，多半会在心里暗自呐喊：“你这个说谎的家伙！”不过，让我常常感觉对方在说谎的那个阶段，恰好是在我当律师经验相对不足的时期。随着出庭经验不断增加，我渐渐发现，大部分的证人说谎并非别有意图；即使他的证词跟事实存在多处出入，也是一样。要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大多是因为，证人会在有意识或下意识的情况下，按照“虚构的记忆”，“主观地”描述事实。
《交叉询问的艺术》一书中曾经提及约翰？罗曼利（John Romilly）爵士，他在某个判决里，提出以下的意见：
“千万别忘了，人类对于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是会抱持多么坚信不移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将这种倾向谨记在心。人只要长期在脑海里思考，那些自己认定必然是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最后不论实情如何，也会将自己想象的事当成事实。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把凭空想象的产物，转化成自己的记忆罢了。”
罗曼利的这番言论十分精辟，并且清楚点出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证人会产生偏见，相信自己说的是事实，并将“自己的想法”转换成与事实有关的“记忆”。总的来说就是，自己的“想法”或“推测”，使实际发生的事物变了质，并将其转化为自己记忆中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偏见也可能是由他人造成的。本书所举的实例，大多引自《交叉询问的艺术》，该书的作者威尔曼，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律师，他曾写道：
“我们脑海里对于过去事物所存在的概念，本质上其实已经遭到毁损或消灭，不只是变得不精确而已，而是掺杂了各种原先并不存在的要素，使这些概念确确实实变成了不正确的事实。比如说，有个男人弄丢了一只价值不菲的领针，结果他的太太暗示他说：‘该不会是被某个品行不好的女佣偷走了吧？’日后当这位男士再度回忆起这件事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将真正的事实与他太太臆测的暗示混淆在一起，于是在法庭上，他大概就会作出‘女佣偷了领针’这样的证词。”
受到暗示产生偏见
接下来回到正题，有很多证人，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证人，经常要接受警方接二连三的讯问。原本证人是有权利选择要不要接受警方讯问的，只是一般实际的状况，警方都会强制讯问。如此一来，如果证人的证词，并没有顺从警方的预设想法，警方就很有可能会不断挑剔证人的语病，让证人难以脱身。一旦证人经过警方疲劳轰炸式的质问之后，脑袋会愈来愈混乱，作出的证词，便会开始受到警方问话的误导，诸如此类的状况，绝对不少。
由于多数的证人平时若不是得上班，就是得上学，在心态上，当然会明显希望任何的讯问，警方都能尽快放他们离开。在检察官进行最终诘问之前，证人通常已历经过不下数次的讯问，因而在法庭上作出证词时，证词往往都会偏离事实。再加上证人一心只想尽快从麻烦中脱身，因此随着时间流逝，证人再三确认自己的“认定”（或说“被强行灌输的想法”）无误之后，便会将这样的“认定”转化成自己记忆中的所见所闻。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断从外部与内部接收到偏离事实的讯息，一段时间过后，就会将一开始所接收到的“暗示”，在记忆中转换成“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什么记忆不靠谱（2）
当然，一开始有很多人是因为觉得，“真麻烦，干脆顺着警方的话说好了”。只不过如前所述，我们在许多的案例都可以看到，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便会逐渐淡忘了，当初自己是因为他人的“暗示”才产生这样的偏见，进而又依据这些偏见提出证词，还一味地把那些偏见认定成：“我亲眼目睹了整件事，绝对错不了。”
疲劳轰炸之下创造新的记忆
虽然这好像完全偏离了主题，不过我还是想在此介绍几个案例，借以说明检警等搜查机关的调查，会对一般人造成多大压力。
由于律师有守密的义务，我稍微修改了以下案例，但案例的核心特质不变。我试图告诉各位的是，当检警一再对案情进行讯问时，会让一般人感到多大的压力。
某A女申请破产之后，有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手法不太专业），找上了A女的老家，死缠烂打地向A女的母亲追问：
“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女儿在哪里？”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
凌晨一点钟之后，对方好不容易才离去，并拿走了二十万日元。临走前还撂下狠话：“后天之前，最好把剩下的钱给我准备好！”
放高利贷的家伙留下这句话之后，便扬长而去。翌日，我从那A女的母亲那里得知了状况，立刻便与警方的民暴民暴，日本法律用语“暴力介入民事纠纷”的简称。指暴力集团介入民事纠纷中，以暴力从中索取金钱等。——译者注负责人联络，并进行讨论。然后，负责的警员在放高利贷的家伙说会再来的第三天，部署了更多的警力，在那家伙大摇大摆前来之际，立刻将他逮捕。
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那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是暴力集团的成员，似乎不怎么清楚放高利贷的手法与知识。那家伙后来找了律师帮忙，提出了和解要求。由于对方提出的条件是，“返还强行取走的二十万日元，并支付补偿金”，在我与A女母亲讨论过后，也就接受了和解的提议。
然而，大约在完成和解后的一个月，当我前往检察署时，再次见到A女的母亲，她坐在检察官室前的长椅上，面容十分憔悴。
“您还好吗？照理说，事情应该解决了吧？”
听我这么一问之后，A女的母亲用疲惫不堪的声音对我说：
“荘司律师，已经不能再改变什么了吗？我都不知道被警方和检方叫去几次了，真的好累。早知道会变成这样的话，我就不和对方和解了。”
她以充满悔恨的声音，向我这么诉说。
人是现实的动物，如果大家知道，只要是恐吓罪的案件，不论双方有没有达成和解，被害人都必须面对警方或检察官不断讯问的疲劳轰炸，那么，对被害人而言，既然同样要遭受煎熬，且之后还可能必须上法庭打诉讼，那么与对方和解，并取得和解金，绝对是比较值得。
A女的母亲由于承受过大压力，已经失去一般判断能力，所以误解成，为了要达成和解，才得遭受不断被讯问的待遇。简单来说，通过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一般人在面对检警讯问案情时所承受的压力，确实超乎想象。
就连没遭到拘留的被害人，在面对检警没完没了的讯问时，都会感到不胜其扰，更别提那些被长期拘留的嫌疑犯，对于反复进行的讯问，会感到多大的压力。因此，迎合承办检警而扭曲了自己正确的记忆，也就不会是什么新鲜事了。
因此，像检警之类的搜查机关，会严重影响到证人（有时是嫌疑犯），让这些人很容易就产生各种偏见。例如秋田县那个年轻母亲杀害幼儿的案例也是如此。这个案例中，警方便是以“任意同行”“任意同行”系指，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同意作为借口，而强制移送至检察署的情形。的方式，要求被告到警局报到，结果被告就真的像是被拘留一样，在警局待了一整天。警方这种搜查行为其实明显违法，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警方必须先申请到正式的逮捕令，才能拘留嫌疑犯。这一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
为什么记忆不靠谱（3）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搜查机关在讯问案情时，处理的流程都这么不适当。不过在部分只有目击证人证词可以影响案情的案例中，证人受到检警影响而产生偏见的情况，通常很严重，恐怕连他们所记得的事实，都会因为检警的诱导，而遭到修正；至于原本不记得的部分，则会随着诱导“创造”新的记忆，这样的案例恐怕也不在少数。
此外，由于讯问次数过于频繁，讯问过程往往冗长费时，因此证人在斟酌利弊得失之后，总是会想尽快顺着检警的诱导，说出证词，好快快结束这些恼人的过程。所以证人自然会采取对自己立场有利的态度，因此而对案情产生了偏见，这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搜查机关，都是以诱导的方式进行讯问。推理名著《半自白》曾描述过，承办案件的警官，断然拒绝“诱导性讯问”的情形；很多承办案件的检警，其实会为了发现真相，而竭尽所能地进行调查。
我在司法官训练所实习期间，曾研习过如何进行调查程序，结果发现，即使检警原本并无刻意诱导之意，却也经常在无意中影响证人，导致证人产生偏见。例如这样的质问：
“依据你的说法，前者和后者之间的关系不合逻辑，你难道不觉得在这中间，有发生这件事的可能性吗？”
即使是更轻描淡写的提问，受到讯问的一方，依然会受到影响而产生偏见。
媒体的偏见影响一般人的判断
如果证人因为搜查机关释放的讯息而产生偏见，之后又经电视媒体大肆报道嫌犯遭到逮捕的新闻，证人便会因为媒体的报道，而深化“嫌犯就等于罪犯”的印象。
即使嫌犯否认犯案，但媒体在嫌犯被逮捕之后，经常会使用“嫌犯为何犯下这种罪行？”、“他是否还有犯下其他案子？”之类的暗示性报道语言。接着媒体会去采访嫌犯住处附近的邻居，详细介绍嫌疑犯的成长过程与目前的职业，根本就是将嫌犯当成真正的罪犯看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被告在有罪判决确定之前，“推定其为无罪”，这是刑事法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媒体总是做出过多的臆测与想象。
老实说，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也曾有过“嫌犯等同于罪犯”的偏见。如果连唯一与嫌犯站在同一阵线的律师，都会这么想的话，那也就难怪其他人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了。
从这一点来看，一般只要目击证人得知了这样的报道，便可能会认为，“哦！原来那不是我自以为是的事实，这些事情确实曾经发生过啊。”如此一来，接着会产生什么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论是受到检警反复“暗示”的影响、希望自己能早日从讯问的苦海中解脱，或是受媒体报道“嫌犯等同于罪犯”的影响，而产生偏见，凡此种种，都很轻易地就会转变为记忆的一部分。
三种偏见会影响大脑记忆
以下所列举的“有毒咖喱事件”有毒咖喱事件（力しじはん）指，1998年7月25日，日本和歌山县某个夏日祭典中提供的咖喱遭加入砒霜下毒的案件。最初认定为一起单纯的食物中毒意外，最后经警方化验后，确认食物中有含有剧毒的砒霜。由于嫌犯林真须美从事保险业务员的工作，她被指控利用职务之便，在被害者不知情之下为其加保，并且为了诈领保险金在咖喱中下毒。此一事件总共造成六十七人送医急救，其中有四人不治身亡。嫌犯林真须美已于今年（2009年4月21日）遭日本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由于被告行使缄默权，对检方指控全盘否认，而法院仅凭目击证人的证词、被告毒杀他人未遂的前科，及在被告住所搜到的砒霜判处死刑，这个事件在日本社会中也引起广泛讨论。，正可作为典型案例。
在“有毒咖喱事件”这个案例中，居然会发生在像夏日庙会这种人潮拥挤的场合，目击证人的证词竟然完全一致的怪事。这件事怪得令我背脊发毛。如果我是目击证人，在夏日庙会的现场，根本不可能有自信，能把“某人在某个时间是否在那里？是否有其他人在场？”这些事记得一清二楚。
更何况在那之前，被告林真须美的前科是以诈领“保险金”为目标而犯下的欺诈罪，在刑事犯罪的分类上，属于财产犯罪。林真须美用诈领得来的保险金，盖了一栋豪宅，过着优越的生活。这类财产犯，对金钱非常执着，很少会为了金钱以外的理由犯罪。
不管怎么说，这类原先属于财产犯的被告，会被控告犯下共同杀人罪，实在相当诡异。此外，检方发现证据的地点也太过明显，轻易就可以被发现，仿佛证据在对你说：“请你来找我吧，你一定找得到。”
根据犯罪统计资料显示，罪犯会再犯的比率确实非常高；不过，所谓的再犯是指相同的罪行：恐吓犯可能会继续恐吓或胁迫他人，毒犯可能会继续犯下毒品相关的罪行，盗窃犯则可能会不断盗窃。因此，检察署通常会提出被告的犯罪前科作为证据。
只要去翻阅那些书面资料就可以发现，不少被告不但前科累累，而且犯罪的内容几乎相同，总是让律师忍不住想抱头大喊：“老毛病又犯了吗？这次要怎么辩护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