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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杨广在江都大弘佛道，与灭陈之时杨坚对江南教界的严厉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时杨坚以江南佛教“十滥六群，滋章江表”，而“别降纶言，既屏僧司，宪章律符”。父子二人虽手法不一，但是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对于宗教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要将江南教界的活动归于王朝的严密控制之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二记曰：礼以家僧，不属州县，迄于终历，征访莫穷。
第二十四章 佛教大师（一）
杨广在江都设置的四道场与杨坚在长安设立的大兴善寺、玄都观交相晖映，成为全国性的宗教思想控制的中心。杨广曾写诗夸耀自己在江都设立的四道场，对自己能延揽到众多高僧颇为得意。
然而，也有一些高僧坚决拒绝杨广的延揽，不愿前往江都四道场“任职”。如《续高僧传》卷一《彭城崇圣道场靖嵩传》记曰：“隋炀昔镇扬越，立四道场，教旨载驰，嵩终谢遣。及登紫极，又有敕征，固辞乃止。门人问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动止严难，虽内道场，不如物外’”。苏州虎丘山名僧智琰因“道盛名高”，被杨广召进慧日道场，后亦“以辞疾，得返旧山”。江南第一高僧的智觊虽被杨广延屈至江都。但智觊却也坚决拒绝进入慧日道场。
智觊来江都时，“慧日己明”，杨广意让智觊为慧日主持，利用智觊的德望扩大其对江南佛教界的影响。智觊坚辞不受，反倒当面提出要回荆湘，“于当阳县玉泉山”建立自己的“精舍”。不愿意加人有大隋官方背景的慧日道场，要远离江都到荆州建立自己自由传教的天地，这是对杨广盛情邀请明确表示不予合作。智觊在江都城外住了几个月，但始终未入慧日道场。其间杨广仍百般延请，多次派柳顾言往智居处奉送礼物，再作挽留。杨广称：“弟子一曰恭亲，犹以陋薄，不称宿心。”开皇十二年（592年）二月十八日，杨广致书一封请留，但智觊则反而提出要先回庐山东林寺，并转而请杨广为“东林峰顶两寺檀越（施主）”。杨广无奈，只得再派柳顾言转达口信：“弟子意不欲相去辽远，脱能旋回，不敢留停，镇下近山隋乐住止”。但智觊仍执意离去。三月一日，杨广又修《重留书》，欲留智觊过完夏天后再“发遣，冀不半途飘露”，“请就摄山安居度夏”，但“师不许”，严辞谢绝。杨广对这位固执的长者不敢“违忤”，“谨尊宿愿”，“即命所司发遣”，最后“具装发遣”送智觊觊上庐山。
智觊入江都仅四个月就远走荆湘，对杨广表现出的不合作甚至对立，杨广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智慧。
然而智觊虽极力疏远杨广，却也没有忘记利用王者之力来兴办佛事。他离江都时即给杨广写信，称“近年寇贼交横，寺塔烧烬，仰乘大力建立将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赖，收拾经像处处流通，诵德盈衢恩满路”，希望杨广营造治葺庙宇。杨广立即回信表示同意，称“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从无依，实可伤叹”。智觊登上庐山，又述东林寺“羡玩忘劳”，然山下伽蓝偏近驿道，行人归去颇成混杂，请求杨广下令寺边“永禁公私停泊”。杨广知道后立即交代有关方面“勒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就这样，师徒二人各有图谋，互相利用，书信往来不绝，表面看来似乎已成莫逆之交。
杨广也一刻没有放松对智觊大师的拉拢。开皇十二年（592年）三月二十一日，杨广连修书三封，存问大师“道体如何”。七月一日，杨广遣主簿王灌往庐山参省问候，并送盐米，希望智觊回心转意。但智觊却于八月八日西去南岳衡山，“营建功德”参拜恩师慧思之墓。杨广得知智觊远云，急忙于十月十日参书一封，云：“弟子渡江还，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来旨勖以法事，实用惭悚，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场，安置照禅师以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立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已下。”再次表示要请智到江都道场主持佛法，并催促说：“已别遣使迎延，愿预整归计。”十一月十五日，杨广再遣亲信伏达往潭州奉迎。但智觊未加理会，于十二月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荆州。一时“泮宫道俗延颈侯望，扶老携幼相趋戒场，垂里戴白云屯讲座，听众五千余人，旋乡答地荆襄未闻”。智觊即于当阳县玉泉山建立“精舍”，并重修十住寺，打算在此长住久居。
智觊大师我行我素，傲慢地拒绝晋王杨广的“累书延屈”，当然使晋王大丢面子，但杨广也并未激怒，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素养和极大的耐心。智觊远离江都而入荆湘意在摆脱晋王的控制，但终不能摆脱大隋政权的监视，远离晋王却也使智觊难以得到晋王的政治庇护。时杨坚在旧陈荆州等地设置的总管府，虽说总归晋王节制，但实际上是直接听命于朝廷，“总管刺史加使持节”，拥有很大的权力。如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即有便宜从事之权，可以朝廷名义任命刺史以下官吏，杨广号令所达地区实际上仅限于扬越一隅。
智觊进入荆湘弘法，果然遇到了麻烦。智觊临终时给杨广的遗书中透露了自己在荆州集众说法时，遭到地方当局粗暴干涉的情况：
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虚，谓乖国式，岂可集众，用恼官人。胡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此乃世调无堪，不能谐和所得。
法会竟被地方官勒令解散，足见其事之严重。时江南平叛不到两年，隋对旧陈遗民心存警戒，曾多次下令收缴武器，直到开皇十八年（598年），还下令禁止“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关”。智觊“因相聚结”了一千余僧，外加学僧三百，而未经官方同意，自然“有乖国式”。特别是智觊先前与南陈君臣关系密切而不附隋朝，隋地方官员生怕他以宗教声望聚众谋反，他的自由传教又怎能不使“州司惶虚”。可以肯定，遣散智觊的法令是地方官依法行事，而决不是秉承晋王的命令。为了寻求政治庇护，智觊写信请杨广做玉泉的大檀越，杨广再次表示同意。杨广后又写信给荆州总管达奚儒，请他对智者及所修玉泉寺多加关照。
开皇十三年（593年）二月二十二日，杨广入朝，行至陕州，又遣使送去亲笔信往荆州奉迎智，称自己“驰仰之诚与时而积”。五月，智觊派弟子奉书报晋王，送上新建玉泉伽蓝图，献上相传是外国奉献给梁武帝的珍贵“万春树皮袈裟”。杨广收到礼物后即修书一封表示感谢，并附一份丰厚的礼单以示还报。杨广还在朝见父皇时奏告了自己为安定江南政局而拉拢利用智觊的意图，杨坚十分重视，于开皇十三年（593年）七月二十三日敕书匾额，赐智觊创办的精舍名曰“玉泉寺”，并敬问道体。皇帝御笔亲题金字，对于正遭到麻烦的智觊大师来说，的确是巨大的恩惠，这也正是大师求之不得的。荆州总管王世积随即“到山礼拜”，智觊的境况无疑大为改观了。弟子为大师帮了大忙，因各有所求，已渐疏远的师徒关系似乎又热起来。
施之以李，报之以桃。杨广施此恩惠，自然要图还报，于是更加紧了对智觊的延揽。九月十日，杨广致书智觊，称“弟子还镇非久，便愿沿流仰合江都”再次邀请智觊往江都。九月二十四日，杨广又由京师写信给智觊，称“仰违已久，弛系实深”，“献岁非遥，倾迟虔礼，暮春届节当遣奉侯”。不日，又遣统军鲁子誉送信，书称：“秋仲归蕃，请夏讫沿下，在于拜觐”。开皇十四年（594年）九月，杨广从驾东巡于路又两次修书存问“道体康悆”。开皇十五年（595年）正月，杨广随杨坚祠泰山后还镇，即于二十日遣使奉书往迎智觊，称“余春未尽，必希拜觐”。杨广的恩惠和“致书累请”使智觊再也不好推辞，随即顺流东下，“重履江淮”。
第二十五章 佛教大师（二）
智觊先到金陵栖霞寺，后又来到江都城外禅众寺。其后的行踪文献记载不详，但可以确知，他仍不肯住进慧日道场。对于智觊的固执杨广似乎无可奈何，于是转而希望大师传授佛法。六月二十一日和六月二十五日，杨广两次修书向智觊问禅法，杨广自称“仰逮还旨，犹乘谦尊，循复久之，恍如自失，切以学贵承师，事推物论，历求法缘，厝心有在”。又说：“况居俗而俗兼善，当今数论法师无过此地，但恨不因禅发”。杨广执弟子礼甚恭虚心求教看来目的是想成为天台智觊传灯的上首弟子，为此他又“复使柳顾言稽首虔拜”。“智觊频辞不免，乃着净名经疏”。七月，智觊以所着《净名义疏？初卷》奉送杨广，杨广“跪承法宝，粗览纲宗”，但他进一步要智觊授禅传灯却遭到了断然拒绝。
开皇十六年（596年）三月二十日，智觊再次请求离开江都，他修书杨广曰：“天台既是寄终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嘱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常身充禽鸟，焚烧余骨送往天台，愿得次生还栖山谷，修业成办乃可利人。”不日，智觊与杨广见面，当面告辞，“麾盖入谒，复许东归”。杨广企图利用智觊的政治图谋再一次落空了。
开皇十七年（597年）十月杨广又一次朝见父母后归藩，也许是杨坚问及智觊的动向并有所指示，杨广又“遣行参高孝信入山奉迎”，且似乎有不得违旨之命。智觊见杨广仍不放过自己，乃“散什物用施贫”，“又画作寺图以为样式，诫嘱僧众”。在预示了自己必死之后，大师启程。行至石门，乃云有疾，谓弟子智越等曰：“大王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须进前也，石城是天台西门，天佛是当来灵象处所，既好宜最后用心”。即口授遗书并亲写四十六字给晋王，其书略云：“莲花香炉、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香远闻，长保如意”。封竟，索三衣钵，命净扫洒，以十二月二十四日未时安祥入灭，春秋六十，僧夏四十。
关于智觊的死，中外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智觊不是正常病故，而是遭“**”而亡，因为杨广的历史臭名，迫害智觊的祸首自然算到了他头上，遂成为一桩千古疑案。杨广与智觊交往前后六年，二者的关系因种种因素的搀杂而显得十分复杂，我们有必要拨开迷雾指出二人交往的实质，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智觊临死时给杨广长长的遗书，对自己一生弘法作了总结，其中提到的“六恨”被认为是他遭到**的主要证据。遗书开头即云：
贫道初遇胜缘，发心之始，上期无生法忍，下求六根清净，三业殷勤，一生望获。不谓宿罪殃深，致诸留难，内无实德，外招虚誉。学徒强集，檀越自来，既不能绝域远避，而复依违顺彼，自招恼乱，道德为亏，应得不得，忧悔何补。
智觊以沉痛的语气述说自己出家弘法只求六根清净，想不到无法切断尘世的烦恼，他想远避绝域远离政治而不可得，而不得不“依违顺彼”，他认为这是“上负三宝，下愧本心，此一恨也”。其第二恨为“再负先师百金之寄”。此外，他提到荆州法集被官司解散之事（五恨），和在江都被监视而无法传教之状（三恨），言辞暗含忧怨。大师又叹曰：“又作悬念，此处无缘，余方或有，先因荆潭之愿，愿报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许。于湘潭功德，粗展微心，虽法缘者众，孰堪委业？初谓缘者不来，今则往求不得，推想既谬，此四恨也”。在智觊看来，大隋一统天下似乎没有他自由传教弘法之地。最后一恨他说：
既再游江都，圣心熏法，令着《净名疏》，不揆暗识，辙述偏怀。玄义始竟，麾盖入谒，复许东归。而吴会之僧，咸欣听学。山间虚乏，不可聚众。束法待出，访求法门，暮年衰弱，许当开化，今出期既断，法门亦绝。字里行间充满痛切激愤之情，表达了一位殉道者对于世道不公的最后抗诉。
然而，智觊大师的申诉并非指斥弟子杨广，杨广只是一个藩王，上有父皇和太子杨勇，不是杨广说了就算。而大一统的天下大势又要求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统一政权要求有相应统一的宗教，建立为王朝所用的最高神学。杨坚在灭陈后不久就敦促智觊要“以同朕心”，和朝廷保持一致，智觊却非但不主动归依新朝，反而不愿“依违顺彼”，要“绝域远避”，“虽在人间，弗忘山野”，想自由地弘法传教，显然不容于当世，有悖于当时的政治情势。对于杨广来讲，他坐镇江都，受命统领旧陈之地，必然要做到江南的宗教思想与朝廷的一致，由于智智觊在江南宗教界的声望，杨广不仅要控制智觊，还想利用智觊的影响力，就像拉拢利用江南道教首领王远知一样。王远知束手就范，但智觊却凛然不附。智觊的孤傲不屈固然可贵，而杨广对桀骜不驯的大师却也自始至终没有粗暴简单地施之以迫害，而是颇有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延屈，施之以惠，竭尽全力地拉拢，希望软化智觊，使智觊感恩就范。
智觊门人灌顶编纂的《国清百录》收录了杨广与智觊往来信件40多封，杨广每封信都必称弟子，言极谦恭，没有丝毫王者的口气相逼迫。智者大师对弟子杨广也始终是十分尊重的，临死之时，仍将其遗着《净名义疏》三十一卷交付给杨广，并嘱请杨广为南岳大师慧思作碑颂，又“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并请度僧，“为作檀越主”。他说：“此等之事，本欲面咨，未逢机会奄成遗嘱，亦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希望杨广护持天台教团。
杨广对智觊的拉拢虽然抱有明显的政治图谋，遭到智觊抵制未达目的也是事实，但从他们交往的事实来看，很难说杨广对智者大师施行的是**，即使是遗书“六恨”也难以看作是遭受迫害的证据，而只能看着智觊对想自由传教而不能的一种控诉。
且杨广收到智觊遗书闻知大师圆寂时“五体投地，悲泪顶受”，十分悲痛。“远拜灵仪，心载鸣咽”，对智觊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完全给予满足。智觊死后杨广不改初衷仍然与天台教团保持密切关系，他遣使往天台山设千僧斋，建功德愿文，表示“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并多次召见天台僧使，资助寺庙营建，而不因智觊已死而放弃利用大师的影响力来统一南方佛教界的努力。
智觊既死，杨广转而极力延揽江南另一高僧吉藏。吉藏是佛教另一宗派三论宗的宗师，据说是“安世高苗裔”，开皇九年（589年）南陈亡之时，40岁的吉藏与智觊一样都离开了建康。智觊西去，吉藏则东走会稽山禹穴嘉祥寺，在此一住就是十多年，因而被称为嘉祥大师。他和智觊一样也多次谢绝了杨广的致书累请，至开皇末年，终于被杨广召到江都，主持慧日道场，所受礼敬与智觊大师不相上下。后来他又随杨广延居长安日严寺，声振中原。杨广即皇帝位后，吉藏即成为隋朝佛教界的首领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