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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杨广迁都洛阳，在他的诏书中把重要原因都简单的讲了一下，所以结合历史的实际来分析一下杨广迁都洛阳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会发现杨广是有着开阔的政治眼光和不凡的政治想象力的。
第四十二章 长安缺粮
洛阳位于河南，位于洛水之北，水之北乃谓“阳”，故名洛阳，又称雒阳、雒邑。洛阳地处中原，境内山川纵横，西依秦岭，东临嵩岳，北靠太行山又有黄河之险，南望伏牛山，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说。洛阳最早建城于夏朝，隋以前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在此定都。杨坚通过篡夺后周建立大隋后，因为当时的需要就延续北周的很多政策包括定都长安，但是由于他对前朝皇室孥戮殆尽、兼之迷信鬼神，以致对长安城心有余悸；当然还有就是关陇集团在长安的根基很深，杨坚希望迁都来削减关陇贵族的势力等其他的政治原因；所以杨坚登基后一直想迁出长安。对于杨坚想迁都的心思很多大臣都知道，术士庾季才精通玄象，曾测定杨坚受禅吉日，为杨坚所倚重，对杨坚迁都的心思也一清二楚，于是上奏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鱼北允衣，必有迁都！”然而反对迁都的声音太多，杨坚也只能迁到了离长安二十一里东南的龙首川处，营建新城称大兴城为新都，故而杨广在诏书里才会说“心奉先志”。这就是说杨广的迁都是按照先皇杨坚的遗愿的，当然杨广迁都肯定不仅仅是出于完成父亲的遗愿的，而是出于更为深层次的国家战略考虑。
当时的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其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跟不上人口带来的压力，这严重制约了一个帝国的发展，甚至为帝国的未来带来隐患。
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秦开郑国渠以后，农业经济更有发展，故西汉之世，关中的膏腴之地，亩产达一钟。然而自东汉以后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期间；黄河流域战乱频繁；作为关中农业命脉的郑国渠、白渠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又因河床下沉，灌溉面积减少四分之三，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黄河流域经济的萧条；而“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人众，衣食不给”，使关中长安吃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不得不仰赖于从关东漕运来的粮食，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开始日趋下降。因为关中宜于农耕的面积有限，随着关中人口增殖而来的，便产生了粮食不能自给的困难，特别是当国都设在咸阳或长安时的情况。故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不得不仰赖于漕运关东粮食以给关中。以后代代如此，也只有关中为割据政权统治时期例外。所以，当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和杨坚取代北周之后，对于关中地区的长安，又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自然更增加了漕运关东粮食以给关中的必要性。
杨坚在位期间，想迁都出长安而没有成功后，只好想尽办法来解决关中粮食供应的问题。要解决关中的粮食不足的问题，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发展关中地区本身的农业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粮食到关中。前者是治本之法，后者是治标之计。以治本之法来说，杨坚初年采取了府兵同于编户，授以土地，使府兵不脱离农业生产的措施。这虽然主要是对军事制度实行改革，但通过这种改革，进一步使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寓兵于农的体制更完备了。由于当时的军府，大部分都在关中。接着，杨坚对大将军贺娄子干的命令又一次明显地提出了旨在发展关中农业经济的意图。由于自北周以来，陇右，河西一带，地多荒废，于是开皇三年四月，杨坚命大将军贺娄子干在陇西一带，“勒民为堡，仍营田积谷”，以恢复这里因战争而造成的破坏。这说明杨坚是想通过发展关中本地区的农业经济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的。但是，杨坚的主观愿望，并不符合关中的实际情况。贺娄子干曾上书杨坚说：“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最后，杨坚只得同意了他的主张。
到了开皇十二年，“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后来随着天下的稳定和大隋的强盛，京城长安涌入更多的人口，这使得关中地区缺粮的问题更为严重。杨坚希望在关中及其附近地区扩大农耕而和发展农业生产以缓解关中地区的粮食压力，然而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之后，他自然只有更加依靠第二条途径即增加漕运量的办法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曾在开皇二年，“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乃诏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以利漕运。接着开皇三年，杨坚又“以京师仓廪尚虚”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卲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杨坚企图以治标之计解决关中粮食供应的严重困难。
但是，即使是这个治标之计，也同样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由于进入关中的崤函古道艰险难行，古代的陆路运输工具又非常落后，并且运费高昂，故而要把外面的粮食运进去，只能走相对更为便利的黄河，而三门峡是黄河漕运的必经路段。但是三门峡水流湍急，十分惊险，对于路过的船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曾考察黄河，在《水经注》撰写道：“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横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这一困难，杨坚于开皇三年，“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仓者，免其征戍。”这里的“砥柱之险”，就是三门天险；“达于常平”，即水运至陕州常平仓。能作到这一点的，就“免其征戍”，意在以格外的优待条件，鼓励越过三门天险往关中运粮的做法。然而，即使如此，人们仍视三门天险为畏途。所以，自开皇四年起，便采取“自小平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而达于京师的办法。其目的在于绕过三门天险这段水运。这自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克服三门天险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但是这样的运输量是十分有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陆运需要的车辆与人丁过多，费用过昂；另一方面，还由于陆运也同样艰苦。因为自小平达于陕州的陆运，必需经过岗岭起伏，深沟满布的淆、函山谷之中，“峻阜绝涧，车不可方轨”。自古被称为险道，为兵家行军所忌之地。所以，杨坚虽然采取了自小平陆运以绕过三门天险的措施，仍然不能扩大漕运量，以致开皇五年，就不得不允许关中贫民，“往关东就食”。到了开皇十四年，因为“关中大旱，人饥”，连作为皇帝杨坚本人也不能不率领他的文武百官“幸洛阳”，至于关中百姓，允许他们“就食”关东。在就食途中，“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其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小平陆运既然根本无法解决关中饥荒问题，到了开皇“十五年六月戊子”，杨坚又被迫恢复水运，而且“诏凿底柱”。即沿着三门峡两岸岩壁，凿空架设人工栈道，以利于纤夫牵引，这自然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其效果来说，也没有对漕运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在杨广登基前，关中一直处于一种粮食不足的状态。
第四十三章 洛阳地利
粮食的缺乏使得作为大隋帝国的帝都长安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也使得大隋朝廷处于一种无奈的地步。缺粮尴尬的长安在那时已经不再适合作为日渐强大繁荣的大隋王朝帝都，因为这样尴尬的长安将严重制约着大隋的强大。在做太子的时候，杨广就清楚的看到了这个帝都的尴尬，但是年迈的父亲杨坚已经没有了那种魄力与决心去改变。作为一个追求圣王事业的杨广他是不会让一个小小的尴尬制约着他统治下的大隋未来的强大，所以在东宫的他就在谋划着解决帝都的问题，而迁都洛阳就是解决这个帝都长安尴尬的一种方法，因为洛阳能够比长安更好地解决作为帝都带来的人口压力。
洛阳地处伊、洛平原，那里土地肥沃，早有千金曷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农产品足以自给；何况还有河北的黎阳仓，粮食可以直运洛阳；杨坚时又修建了河阳仓，更储备了大量粮食；开皇七年（587）命梁睿修建之梁公堰，更有利这里的运输
还有洛阳的水路交通来说，东依黄河而达于海；北溯沁水而上可达怀州一带；东南方面，早在汉平帝永平年间，王景治河汴，曾开凿苌荡渠等，只要稍加修治，就可与泗、淮相连；洛阳周围，又有伊、洛、躔、涧诸水，像蜘蛛网般地交织于洛阳北、南、东、三面。因此，在杨广开通南北的大运河之前，洛阳的水路交通就已经很方便。至于陆路交通，由洛阳向北于孟津渡河，可以直通并州，东北达于燕蓟；由洛阳向南可以南下荆、襄；西南过武关而入汉中，东有陆路直达郑、汴，故而杨广才会说洛阳是一个“水陆通”的好地方。所以如果需要大规模的粮食的话，就可以从大隋帝国的任意一个地方比如盛产粮食的江南通过方便的交通路线大规模的运进去，这也是为什么杨坚一朝在长安苦于能运进的粮食不足而不得不频频就食富足洛阳的原因。
如果是仅仅考虑解决作为帝都的粮食问题，洛阳就不是迁都的最好选择。而杨广却选择了洛阳，这当然是还有出于其他的考虑，这在他的诏书中就有言明。
自北周灭北齐以后，对于长期以来在东魏、北齐政统治下的关东，河北地区、无疑有加强控制的必要。所以，在北周刚刚统一北中国之初，都于长安的北周，为了达到以僻处西隅的关中统治整个北部中国的目的，首先曾加强以关中为核心的军事力量，确立关中的军事优势，企图以“内重外轻”之势，驾临四方。其次是改变北齐的政治中心相州、邺城的地位，迁相州六府于洛阳，并改洛州为东京，用洛阳作为控制山东、河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杨广在迁都诏书中的尚书令，其中的河南道行台省，“兼洛州刺使，领关东兵。”开皇三年（583），虽废河南道行台，仍“以洛州刺使领总监”。到了开皇六年（586）五月，杨坚又命太子杨勇亲自镇守洛阳；同年十月，又另设一个行台省于山南道的襄州，把秦王杨俊从洛阳调到这里为行台省尚书令。开皇八年（588）十月，为了做好伐南陈准备，又增设淮南道行台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行台省尚书令。平陈之后，寿春的行台省改为扬州总管，镇于广陵，先后以秦王、晋王主之，总领江淮“四十四州诸军事”。这一切措施，都反映出杨坚是何等希望加强对关东、河北、江淮地区的统治，以适应由长期分裂到统一政权的政治需要。
但是，杨坚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措施，并未能全部解决问题。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而造成的种种此疆彼域之分，使的江南与中原的政权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因此，平陈之后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江南叛乱，而后在杨广即位之始江南的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怂恿汉王杨谅叛乱。虽然叛乱都在最后被扑灭，但说明统一的隋王朝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这便是杨广在迁都诏令中所说的：“况复南服遐院”的政治形势。
还有一个情况，当初汉王扬谅在并州起兵，与杨广争夺帝位。而汉王谅据以反叛的地区，恰恰又是东魏，北齐政权长期统治的地区，各种矛盾，都可能同时诱发。叛乱发生时，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的时候，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杨广在迁都诏书中所说：“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等语，就是指长安对山东等地鞭长莫及的无奈。
而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就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因而有迁都洛阳，以加强对江南、山东地区统治的必要性。从这一角度着眼，可以知道杨广之迁都洛阳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
最后，从洛阳整个地理形势来论，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紧临洛阳城北面，有蜿蜒的邙山为天然屏障；南有伊阙，石壁高峻，中流伊水，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形势天成；西有淆，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雄关，这些天然的防御对于一个帝都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军事作用。还有洛阳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如果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这里出发，北通燕、并，西走关、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建都于地位适中的洛阳，确有各地向中央输送租赋时方便之处，杨广迁都诏令中所说的“贡赋等”，确非虚语。实则，凡是建都洛阳的统治者，都早已认识到洛阳“居天下之中央”，具有“职贡均等”的优点，并非杨广一人主观臆断。因此，杨广迁都洛阳，确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无怪乎他会发出”“古何因不都于此”的感叹！
综合所述，可知杨广在迁都诏书中所说关于洛阳的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及政治、军事形势等语，无一不符合当时实况。当然还有是杨广在诏书中没有提及的原因，例如杨广一朝他始终在改变“关中本位”的长期北方政权的治国理念，而长安是关中势力的根基之地，杨广通过把帝都迁出关陇势力强大的长安有消弱他们的势力的深层考虑。
因此，杨广的迁都洛阳，确是根据这些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绝不是出于荒淫逸乐的私欲。所以，当他迁都之初，还有“今所营构，务从节俭”的打算。至于他后来在营建洛阳过程中的过分追求壮丽，和醉心于奢侈豪华，固然有他内在的主观因素，但也与宇文恺，阎毗，裴蕴，何稠之辈的曲意逢迎有关。
杨广的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书下达之后，大隋朝廷就开始为正式的开工做一系列必要的准备。而属于仁寿年号的604年的最后一点时间也在大家匆忙的脚步下悄然溜走，仁寿年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纪元的诞生，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第四十四章 大业元年
公元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杨广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与舞台。正月杨广下诏大赦天下，同时册立妻子萧氏为皇后、长子晋王杨昭为皇太子，而后便迫不及待派出八路官员往帝国的不同的角落巡视民情风俗，并下诏曰：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