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间在中国这边
日本人不是铁板一块
我们在分析中日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日本整体化，当成铁板一块。按照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家尼科拉斯？卢曼的观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是高度复杂、高度分化和高度异质的社会。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社会分化成各个不同的系统，相对应的，社会也分化成思想不同、利益相异，个体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集团、理论集团和政治集团。因而不存在完全统一化、同质化的日本人，而存在着不同的日本利益、社会、论述和政治团体。对于日本全面而又分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日本的主要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潮，从而有助于我们大致勾画出东亚将来发展的趋势。 。。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10）
根据日本主流群体对待中国的态度，大致可以把主要的日本政治和政党团体分为：（1）知华派，如前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士等；（2）中立派和国家实用主义派，主张同美国和中国等距交往，不偏向特定一方，目前的日本*党基本持这一立场，如小泽一郎；（3）主张日本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从以前的脱亚入欧到现在的脱欧返亚，与中国建立正常的、略亲近于美国的互动关系，这种观点常见于一些日本的战略研究者；（4）主张对中国强硬、不屈服于中国，但依然要与中国保持一定良好经济贸易关系的日本中间偏右翼势力，麻生太郎大致可划入这一类别；（5）极端右翼势力，主张不惜与中国一战，主张完全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观和东京大审判的狂妄的民族主义势力，这批人往往既反中也反美，急切地想从美国手中夺回国权，赶走东京湾和冲绳群岛的美军，迅速武装日本为核武器大国，其代表人物有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以上五个类别的人，除了第四、五个类别以外，我们都应当积极交往，积极促进日本友华和知华势力的成长，更要与大量日本的民间团体和经济贸易团体建立友好互动的关系，对第四个类别的我们则要加以区别，保持适度交往，也要以经济和外交手段为杠杆，对其中的顽固分子施加压力。下面着重谈谈第五个类别。
第五个类别的极端右翼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属于边缘团体，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特别是小泉上台以来，由于各种各样国内国外的因素譬如经济长期衰退、战后第三代日本青年要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思潮等，也由于日本的某些右翼媒体集中报道中国的反日活动和反日*，导致右翼势力的抬头，亲中势力却大幅度下降。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市长）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上升的标志。虽然，我们在当前的状况下不能夸张地认为右翼势力已经占据主流（一般认为极右翼势力在日本低于总人口的１０％），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这批极端势力的危险性。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中断和干扰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第一次是从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准备迈向现代化的门槛时，日本迫切需要通过挑衅的战争来打断中国的尝试。日本的军事冒险取得了成功，中国丢失了土地，赔尽了国库里的白银（两万万两），洋务运动被活生生地扼杀。另一次是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这段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用了１０年时间，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尽管期间日军多次制造事变干扰，但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还是顽强地发展起来了。
日本陆军部的阴谋家显然按捺不住，深恐中国发展起来重新强盛，于是尽一切机会挑衅中国，并最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这两次的悲惨经历不仅是国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实力的空前损失，更是中国强国之路上的大逆转，今天我们回忆起这两段历史，仍是无穷的痛苦和遗恨。日本当时的战略判断是：中国是弱国，却是大国，中国可以一败再败，但是一旦中国有时间得以喘息和发展，日本征服亚洲大陆的野心就会前功尽弃。因为，日本虽是强国，却是小国，只要战略上输一次，就可能全部输掉，因而日本要把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尽可能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11）
今天的日本右翼虽然改头换面，但其基本模式、基本思维方式未变。他们明确认识到，中国虽然历经许多弯路和磨难，但只要真正一踏上现代化道路，脚踏实地地发展起来，其搞乱中国的野心就会永远宣告破产。１９７９年中国正是踏上了这么一条道路，这一年，堪称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中国和平崛起元年。经过２０多年持之以恒、韬光养晦、专注地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国经济和中国民众的动力和内在能量被彻底地调动了起来，中国经济以自己运行的规律势不可挡地在发展，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史摆脱了百年来的晦气，中国好运的时代来临了。
而正是中国这样迅猛的发展让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坐卧不安，寝食难宁，中国在短时间里夺去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光环和在全球各地的经济影响力，这一点更是让日本右翼嫉妒。日本极右翼势力毫不掩饰地在国内讨论应当如何阻挠中国迅速、全方位地崛起，他们当然清楚全面军事侵略中国在今天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但其阴险的盘算尤其值得今天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普通爱国民众的高度重视。
具体说来，日本极端的右翼分子常见的讨论有：（1）通过支持“*”、“*”来干扰中国，让中国周边麻烦不断，牵制中国和平发展建设；（2）不断在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挑起小规模冲突，分散中国经济建设的精力；（3）全面拉拢美国来共同对付中国；（4）通过一些极端行动（如登钓鱼岛）和极端言辞（如故意散布辱华言论）刺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进而通过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如反日言论和反日*等等来影响日本的民意，争取以此扩大选票和议席，扩张右翼政治势力和版图，从中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5）不惜在东海和钓鱼岛掀起一场局部的小规模战争，争取说服美国参战，通过美日联合军事攻击挫伤中国上升的、蓬勃的士气和信心。以上种种手段可以综合运用，其险恶用心在于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驯服日本需要实力
尽管日本的右翼势力很顽强，但今天的日本已不是２０世纪初的日本，民众的判断力、社会的多元化和*制度的制约让极端的行为很难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中日经济上的一体化和整合更是让双方互相依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日本是美国的棋子，美国可不是日本的棋子，主人是不那么好被糊弄的。美国虽然也想围堵中国，但那仅仅限于战略上的围堵和限制，是一种软围堵。美商在中国也具有重大的商业利益，中美在朝鲜、伊朗、苏丹等问题上的合作也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美国绝不会为了日本右翼愚蠢的意识形态献上美国大兵的性命和中国进行热战。
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无须提防日本右翼势力的蠢动，因为这批人往往是狂热分子，具有精神癫狂的极端特性，有时为了目的会不惜一切手段，他们想要扰乱和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愿望比美国右翼还要强烈和迫切得多。日本民族的传统宗教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的来源，他们根据神道教认为日本民族是天造大神直接创造的民族，因而优越于其他民族，特别是优越于其他亚洲民族。他们未必能制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变，但一定会掀起干扰性的争端和波澜。 。。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12）
对此，中国当前总体的战略应当是：力争排除一切干扰，抓紧一切有利时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当前中国总体的发展形势相当有利，是１８４０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亚洲和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当前中国的大局是求一个“稳”字，不仅是国内政局之稳定，更是国际周边环境的稳定，只要再稳定发展１５～２０年，我们就能向世界经济强国稳步迈进，使综合国力得到大大提升。
而与此同时，日本右翼针对中国则一心求一个“乱”字，搞乱中国周边环境，搞乱中国政局，乘机浑水摸鱼，其一切手段都始终不离其让中国前进的道路发生逆转，打断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的险恶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有高度的大局观和战略观，不求马上进行一城一池的争夺决战，不要对日本右翼的每一个小动作都睚眦必报。什么能让日本右翼势力痛苦、彻底绝望？不是斗嘴的言辞，不是冲动的民族主义，而是理智、冷静、坚韧、刚毅，一步一步地向中国崛起的最高目标迈进。如果中国走到了那一步，逐步在综合国力上超过日本，反而会赢得包括日本右翼势力在内的日本民众的尊敬和佩服。日本民族是一个相信实力、臣服实力，而较少笃信道德的民族。
美国打趴了日本，日本就崇敬美国，日本从不敢在珍珠港这段历史上翻案，却时时刻刻想对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翻案，归根结底是实力使然。要让别人服气，必须靠我们的实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设想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日本、接近美国之时，也就是日本右翼势力烟消云散之刻，那时候的亚洲反而更能取得和平，亚洲就有可能像欧洲联盟那样迈向一个新型的亚洲联盟；中国和日本也有可能实现历史性民族大和解，中国和日本未来的关系将类似德国和奥地利、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反而让中日易于和谐相处，反而能保证亚洲诸国共同的和平发展。
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在他的系列预测中国的丛书里如《中国，出租中》、《力用中国》和《竞争中国》中一再预见到：日本超过中国是个历史的异态，随着中国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东亚的历史自然而然地要回到历史的常态——即中强日弱的局面，日本要做好准备，成为八分之一国家（即其国民生产总值５０年后只有中国的１／ ８）。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反映未来的大趋势。
中国和日本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今天的中国正如梁启超所期待的那样，是青春的中国，朝气勃发，其旺盛的活力，其大国气度，世人瞩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成为与美国比肩的头等强国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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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1）
一、陆权VS海权
一方水土，造就中国性格
基于中国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上的双重特征，即是具有“边缘—中心”身份的特殊欧亚大国。“世界岛”中心地带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已经深入亚欧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中国经济的兴起以及与中亚五国贸易旺盛的发展让这片古代丝绸之路焕发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生机，中亚合作组织使得中国得以深刻介入欧亚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这是在１９９１年前苏联解体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西部边疆的特征让中国具有心脏地带的中心身份，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得中国有能力吸纳心脏地带的资源，陆心地带中国有利的地位和发展态势为中国崛起奠定了西部的能源保障。
中国沿江沿海则是中国人口、经济、工业和现代科技密集的地区，庞大的人口资源，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使得世界岛东部边缘地区成为中国崛起枢纽地区，改革开放的国策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世界工厂，长江犹如蓄势待发的弓箭射入大海，这把改革之弓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分工之中，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地缘局势和地理位置，中国这样“边缘—中心”身份特征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欧洲联盟能够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话，也将具有“边缘—中心”身份，但这只是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而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留给我们的地缘遗产则是现在时。如何运用好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事关未来中国的大局。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究竟应该成为海权大国，还是应当继续延续陆权大国传统的热烈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国民的思维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事实上，不应该将陆权文化和海权文化截然分离开来。一般认为陆权与海权是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陆权代表的往往就是安土重迁，安于现状，固守本土，以家族为中心，与此相适应的是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与陆权思维相联系的政治制度则是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专制政体代表的是僵化、凝固和政治压制。
而海权则被赋予了更多的积极含义和现代元素，海权思想代表的是自由、冒险、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与海洋思维相适应的是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蓝色的海洋带来的是自由竞争和开拓进取，与海权思维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则是现代的*政体和法治国家。一般中国国内的陆权和海权的讨论中，凡是提倡海权的观点都易于从文化上批评中国千年封闭凝固的陆地思维，认为海权的自由思想是当代中国最缺乏的意识观念。而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Ｓａｕｌ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Ｃｏｈｅｎ在其《世界系统中的地缘政治》里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具有“大陆”性格和“海洋”性格，在他看来，海洋特性和大陆特性是截然对立的精神元素和制度元素，中国未来取决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较量，甚至中国不同的区域和省份都面临“海洋中国”和“大陆中国”这样的身份对立，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中国内部冲突的潜在危险。
海权意识和海洋意识的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缺乏的元素，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国民意识中亟待加强的一部分。但是简单地否定陆权观念和陆地文化或是将大陆、海洋截然分开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2）
中国历史上强烈的陆权思想和陆权思维是有其深刻历史成因的，它已经成为了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按照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和地处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争夺战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中轴线，双方争夺、入侵和反入侵的拉锯战争就是现代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最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边缘—心脏”的特殊地缘身份。因此古代中国华夏民族的各个朝代面对来自北部、西北部方向的中亚、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这片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威胁的时候，必须将防御重点放在陆地上，中国千年历史的演绎都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交接处的地方展开，而海上的威胁只是非常次要的一部分，除了明朝以来中国沿海面临的倭寇之乱。
当然近代西方工业化的急速成功让中国千年历史循环发生了转折，但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古代中国难以预料到的变局。在华夏民族和游牧民族进行中心—边缘拉锯战的同时沿着双方分界线留下来的巨大军事工程就是长城，同时东亚季风气候气流和大陆性高压气流在东亚大陆上空相遇或是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