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出现了后来被称为“梵蒂冈古卷”与“西奈古卷”，以及在公元5世纪时出现的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古卷》的这样一些《圣经·旧约》的希腊语抄本。基督教《圣经·旧约》就是在这些抄本的基础上来完成其自身的经典化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比《希伯莱圣经》多出了后者没有收入的7卷宗教典籍，并由此形成了基督教《圣经·旧约》46卷的经典传统。
尽管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以后，基督教也随之分为希腊语地区的东派教会与拉丁语地区的西派教会，并且在公元1054年正式分裂，分别以东正教与天主教为代表。但是，无论东派教会从公元7世纪开始推行的经典化，还是西派教会从公元5世纪开始推行的经典化，都同样恪守了这一经典传统。特别是天主教，在新教从1529年掀起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仍坚持《圣经·旧约》46卷的经典传统，并在1546年确定了以包括《旧约》与《新约》在内的拉丁语《圣经》标准本。然而，新教主张《圣经·旧约》直接以希伯莱语言原本，也就是根据《希伯莱圣经》，用各种民族语言来翻译，而《圣经·新约》则从希腊语原本翻译成各种民族语言，从而使《圣经》出现各种民族语言的众多版本，以改变《圣经》由教会垄断的状况。
《圣经·旧约》作为宗教原典，主要是用希伯莱语言写成的，而《圣经·新约》做为宗教著作，则主要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圣经·新约》所收入的宗教著作，是分别由耶稣的众多门徒个人撰写的，一共27卷，分为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启示录这四类。在《圣经·新约》中最早出现的宗教著作，是在公元70年以前就写成的，但《圣经·新约》成书的时间，则直到公元2世纪中叶才结束，整个撰写过程将近100年。随后，也就开始了与《圣经·新约》相关的经典化，虽然在公元2世纪末，已经初步完成《圣经·新约》的经典化，但这一工作的最后完成，则是在公元5世纪初叶的事情了。
基督教《圣经·新约》经典化的完成，不仅加快了基督教经典体系的最终形成，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从犹太教到伊斯兰教的经典体系的进化，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例如，犹太教的《塔木德》就是从公元175年开始进行搜集编著，并在公元5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则在公元7世纪初叶开始口传，到公元10世纪出现书面定本。同时，这种促进，还是全面性的，既有可能作为宗教经典体系建立的某种参照系，又有可能提供宗教经典体系建构所需的文本资源。
虽然从宗教典籍经典化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圣经》的确是在《旧约》经典化以后，才有《新约》的经典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基督教的《圣经》中，《旧约》的地位与作用必然超过《新约》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恰恰相反，《新约》的重要性事实上远远地超过了《旧约》，无论是地位，还是作用，《新约》都占据了基督教《圣经》中的首要位置。这是因为，《旧约》是耶和华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约法，而《新约》则是上帝亲临人间的基督耶稣与信徒立约，民族宗教的约法不过是为世界宗教的立约提供了关于神与人盟约的思想资源，而世界宗教正是以立约的方式来重建神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
正如《旧约》的根本是通过“摩西五经”来确立民族宗教的律法体系，《新约》的核心则是要以“四福音书”来创立世界宗教的救世思想，它表现出了两者之间的某种对抗——
有一个人干枯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
很明显，《新约》从尊重人的生命存在出发，以平等待人的救世思想，来修正强制威慑的律法体系。
尽管不能否认耶稣是以基督的姿态来进行救世的，所以才处处显示奇迹，时时教诲众人，但是，正如《马太福音》中所指出的那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因此，他对于现存的律法体系不是抛弃，而是要通过修正使之上升为普遍的真理，于是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这样，唯一的善就是爱！对于构成律法体系基础的，由全能先知摩西传达的十条诫命之中的宗教律例，耶稣并没有废掉，而是上升为善的真理，这就是爱人，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那么，对于摩西十诫之中的宗教典章，耶稣又是怎样来成全的呢？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由此可见，耶稣也没有将摩西十诫之中的宗教典章废掉，而是同样地上升为善的真理，这就是爱人如己，因而只有当一个人能够放弃一切世俗的利益与偏见时，才能够充分地体现出唯一的善，成为一个完全人。在这里，爱人是成为完全人的根本，而爱人如己则是成为完全人的行动，因而唯一的善就是爱，从爱人的基点出发去爱人如己！当然，达到爱的境界的唯一宗教前提就是必须跟从基督耶稣，这是最大的诫命！
“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因此，最大的诫命首先就是要爱上帝，这种爱就是虔诚地信奉，体现出唯一的善，爱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立约的基础；其次就是要爱人，这种爱就是爱人如己的行动，显现出唯一的善，爱成为基督耶稣与人之间立约的现实。于是，爱成为上帝之道的绝对真理：在爱上帝的前提之下，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平等地爱每一个人，世界将因之而充满爱，“天国就在你们心中”！
所以，“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但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在这里，财主的形象，在实际上，就是对不能撇下一切而跟从基督耶稣这样的人的一个比喻，因而跟从基督耶稣的完全人，在放弃人间的一切的同时，就能够得到天上的一切，而百倍的回报就是进入永生的天国。就这样，人们心中的天国与上帝所在的天国重合。显然，放弃一切世俗的利益与偏见，固然对于净化人的灵魂，达到爱的最高境界是不可缺少的；可是，要是世上所有的人，为了进入天国而放弃一切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人在大地上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也就将导致上帝与人之间立约的消解，甚至消失，从而形成一个关于天国的悖论。
然而，早在这一悖论可能形成之前，耶稣就以基督的方式进行了消除：“我又告诉你们，凡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就是说，除了人们心中的天国与上帝所在的天国之外，在大地上将出现一个人间的天国。
如果将人们心中的天国视为对于天国的绝对信仰，如果将上帝所在的天国视为对于天国的永恒理想，那么，大地上出现人间的无国，也就是对于天国的可能追求，从而自然而然地将人们心中的天国与上帝所在的天国完整地融为一体：对于天国的信仰与对于天国的理想将成为实现人间天国这一追求的现实过程，而基督耶稣正是以救世思想来体现出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上帝之国将是信仰的天国、追求的天国、理想的天国这三者所共同建立起来的，因而人走向上帝之国，就不仅仅是个人将得救的福音，而是成为所有人都将得救的福音。
因此，人世间的一切人要充满爱心，要坚持信仰、坚持追求、坚持理想，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后得救，这正如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好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地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在末期来到之后，才是复兴的时候，也就是末日复活接受最后审判的时候，但是在此之前，每一个人必须不要让爱心逐渐冷淡，才能够在灾难性的现实之中得救。特别是，耶稣已经预见到了门徒们在这一现实中，对天国福音进行传教的艰难处境，不仅要拒绝假先知的迷惑，以保持爱心的纯正，更要承受一般人的陷害恨恶，以保护爱心的纯洁。这样，从《旧约》到《新约》，便实现了宗教思想的形而上更新，《新约》亦因之而成为世界宗教已经来临的经典性标志之一。Ⅶ。32 墓穴中的“圣布”
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生成物，既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存在，以宗教典籍的文本方式流传，于是，便有了经典；更是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以宗教人士的组织方式传播，于是，便出现了教会。如果宗教思想能够进入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甚至占据了意识形态霸主的地位，即在实际上也就得到广泛流传的话语权力，那么，便有可能产生经典至上的宗教效应。同样，如果宗教组织能够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主流，成为社会生活的导向组织，甚至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总动向，事实上也就拥有了官方传播的政治权力，因而有可能会出现教会唯一的宗教政权。
显然，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来说，这两者不可偏废：如果仅仅只有宗教经典而无宗教教会，就难以保持宗教思想的长期流传，因为教会作为传教机构，将促使经典不间断地传播；而如果仅仅只有宗教组织而没有宗教经典，则难以保证宗教组织的长期存在，因为经典作为精神支柱，将维系教会长久的稳固。由此可见，基督教从创建之初，便同时拥有宗教典籍的福音书与宗教人士的使徒，正是其得以成为世界宗教的基本条件。在进行宗教典籍经典化与宗教人士教会化的过程之中，基督教最终成为了世界宗教。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必须把握好其经典与教会应有的度——经典首先作为文化典籍在社会之中流传，使宗教思想在争取进入意识形态主流的同时，与其他意识形态平等地共享话语空间，既不凌驾于也不屈从于其他意识形态，然后发挥宗教思想的独立作用；教会首先作为文化机构在社会之中出现，使宗教组织在进入生活主流的同时，与其他社会组织共同进行社会生活的引导，既不去支配也不去附属任何社会组织，然后发挥宗教组织的独特功能。
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度，宗教就不是真正的宗教，最多是准宗教，它将成为其他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附庸，既不能够产生独创的宗教思想，又不能够形成独自的宗教组织，仅仅是徒具宗教的形式而已，从古至今的所谓邪教就是这样的一种准宗教。如果远远地超过了这个度，宗教就更不是真正的宗教了，只是一种超级宗教，在高踞其他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之上的同时，使宗教思想成为唯一的思想，垄断了人们全部的话语权，因而宗教经典成为思想存在的最高权威，并使宗教组织成为唯一的组织，彻底控制了社会生活，从而使教会成为社会权力的最高权威，使宗教走向国教化甚至国家化，以最终促成神权国家的产生。
无论是宗教的国教化，还是国家化，尽管因宗教的地位过于迅速地政治性提高，而在一定时期内似乎予以了宗教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当宗教一旦成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唯一表达时，宗教思想的活力与宗教组织的功能将被完全固定化，这时，它将反而败坏经典与教会的宗教地位与声誉，使之成为国家权力的装饰品，乃至遮羞布，结果自然会大大地有损于宗教的正常发展。只有在宗教与人类文化保持着正常关系的前提下，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世界宗教，才有可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由传统社会之中的传统宗教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宗教转型。
关于这一点，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首先是因为基督教不仅拥有《圣经》与各类教会，而且通过对于《圣经》的不断阐释，与对于各类教会的功能重组，使基督教在人类文化现代发展进程中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拥有占世界人口将近三分之一的信徒；而其次则是因为在基督教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有着正常发展的一面之外，还有着国教化甚至国家化的另一面，它直接导致了欧洲文化发展中的中世纪现象出现，以《圣经》统一思想，以教会取代国家，消灭一切思想异端与权力对手。这时，它已经直接违背了《圣经》所阐述，教会所颂扬的上帝之道。
值得庆幸的是，在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之中，基督教通过不断地进行宗教改革的方式，保持了适当的度，并逐渐克服了在一定时期内的不正常发展，重新回到了真正的宗教这一应有的位置上来。对《圣经》应如何进行阐释，始终是教会的主要功能之一，而对于教会的功能更新，则始终又是《圣经》在提供精神资源。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从文化典籍的角度来对《圣经》进行审视，也才有必要从文化组织的层面来对各类教会进行了解。
在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