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空缺的出现为中世纪抹上了第一层黑暗，但是日尔曼人的蛮族文化也不是一无可取的，这就是习惯法居于王权之上，避免了国王的专制，而习惯法的修改则必须经过长老会议的认同，这就直接影响到王权统治不能尽快形成，并且促发了天主教教会的世俗化进程。与此同时，日尔曼人的习惯法还播下了立宪思想的种子，导致王权统治权威的相对有限，以致于有人评论说：“欧洲的民主起源于日尔曼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化发展空缺的填补，主要是在天主教教会的引导之下来进行的，整个填补过程至少一直延续到公元11世纪初，而这将近600年的时期便被称为中世纪前期。
正是通过天主教教会的传教活动，不仅促使日尔曼人放弃了原有的多神教而改信天主教，而且也促成了蛮族统治者对于天主教的宗教需要。于是，在公元496年，据说是因祈求上帝保佑而在战争中反败为胜的法兰克王国国王克洛维改信天主教，并且在两年以后率领3000名将士接受了洗礼。以此为开端，日尔曼人的诸多国王纷纷皈依天主教，并且以天主教来作为日尔曼人各王国的精神支住，再次在欧洲的大地上确认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这就有利于日尔曼人通过天主教来逐渐认同罗马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精神生活，尽力缩短蛮族文化与罗马文化之间的距离。由此可见，天主教教会在传教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复苏，为进入中世纪后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初步基础。
中世纪前后期的时间分界线是公元1054年，就在这一年出现了所谓的东西教会大分裂。这次大分裂之所以异乎寻常，在于其产生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争夺《圣经》阐释权和基督教教会领导权的问题，而是拜占庭帝国与日尔曼诸王国之间关于文化实力的一次政治较量。显然，双方的这一较量难分胜负，只好各行其是，从而反映出拜占庭帝国文化实力的下降，与日尔曼诸王国文化实力的上升。这样，以东正教为标记的拜占庭文化不断衰落，已经失去了作为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代表的可能性，而以天主教为核心的西欧文化却不断上升，并最终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的代表。
如果说人们关于中世纪前期的黑暗印象与基督教，特别是与天主教毫不相关的话，那么，对于中世纪后期的黑暗印象，则与基督教，主要是与天主教直接相关。这一点，是与教皇国的崛起分不开的。罗马教皇与法兰克王国国王建立了紧密的政治关系，公元756年，法兰克王国的篡位者丕平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承认与支持，于是将罗马城周围的大片国土献给罗马教皇，由此而形成了教皇国，这是在欧洲出现的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化的神权国家。在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后，教皇国的势力越来越强，从政治到宗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达到了天主教教会权威的顶峰，进入了它的鼎盛期。这一鼎盛期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接近两个半世纪。
正是在教皇国的鼎盛期之中，先后出现了十字军东征与异端裁判所，来分别显示宗教狂热之下的武力炫耀与宗教迫害，武力东征与宗教裁判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损失，而且动摇了教皇国的统治，直接影响到教皇地位的合法性，造成了教皇依附于国王的现象：公元1245年，由于权力之争，来自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军包围了罗马城，教皇莫诺森四世怆惶中逃到法国里昂，在法兰西王国国王的支持下宣布开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教籍；随后在1309年至1377年之间，一共有7任教皇在法国的阿维尼翁设立教廷，受到法兰西王国国王的控制，以至被称为新“巴比伦囚虏”；最后在1378年至1417年之间，由西欧各国的国王分别拥立了三个教皇。
弄巧成拙的教皇三足鼎立，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天主教教会内部权力分散，教皇的权力相对削弱；一方面天主教教会政治权威失落，国王的威望上升。这不仅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最终出现，而且推动了西欧文化发展的文艺复兴。
在公元1431年至1449年之间，召开了第十七次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首先是天主教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会议，一是提出与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达成妥协，同意他们在宗教仪式上的某些改革主张，一是重申基督教普世主教会议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高于教皇，要求限制教皇的某些权力；随后，于公元1438年在斐拉拉召开了东正教与天主教重新谋求统一的会议，由于面临奥斯曼人入侵的威胁，东正教派出了包括拜占庭皇帝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内的700名代表出席会议，并于第二年在弗罗伦萨签署了“联合通谕”，承认罗马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权地位，企图以此获得西欧大主教各国的大力支持，然后继续就“炼狱”、“和子句'等教义问题进行讨论。
然而，被拜占庭皇帝视为救命符的联合通谕遭到了东正教教会的普遍抵制，一直到1452年才得以正式公布，可惜为时已晚。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在历史的视野中消失，而重新统一基督教也成为永远的梦想，与此同时，也宣告了欧洲中世纪的终结。由此可见，教皇国的鼎盛与发生宗教狂热实际上是天主教国家化达到极点的不同体现而已，也可以视为天主教教会世俗化的一个典范，同时也成为天主教盛极而衰的历史里程碑。从此以后，教皇权力的削弱与宗教盲信的消退，将直接对欧洲的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当然，十字军东征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有着某种客观必然性的历史过程。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上帝之道深入人心，特别是文化发展空缺之中的艰难生存环境，使教徒们感受到人间地狱的滋味，力图以自己的苦行来为自己深重的罪孽进行赎罪，不仅出现了众多的修道院，而且出现了更多的不愿脱离人间生活的教徒，故而他们采用朝圣这一最普遍的苦行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赎罪愿望，由此让上帝之光普照众生。所以，到《启示录》所说的“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去，亲临沐浴神的荣耀光照，亲自在“城的光里行走”，已经成为每一个信徒的最大愿望。
这样的朝圣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现了一幅由一位主教带领一支由7000个日尔曼信徒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耶路撒冷行进的浩大场面。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基督耶稣受难的地方，沿着当年基督耶稣身背十字架走过的道路，亲眼目睹基督耶稣被钉死的那座头骨形状的小山丘——髑髅地时，心中就感到应该像基督耶稣承受十字架的重负与苦难来为世人赎罪那样，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来自我赎罪，因而十字架已经不是痛苦耻辱的象征，而是天国福音的象征，成为每一个信徒坚守信仰的标记。来到圣地耶路撒冷，就是通过苦难的考验来虔诚地信仰，在灵魂的净化之中来走向新天新地。
可是，此时的耶路撒冷，并不仅仅是基督教的圣地，除了是犹太教的圣地之外，它还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公元637年，阿拉伯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就修建了清真寺与岩石殿，从此，圣地耶路撒冷在大多数岁月里都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好在基督教的朝圣者只是对圣地耶路撒冷充满了崇敬向往之情，并没有夺取它的打算，因而也不会受到多大的限制。不过，在公元1077年，当塞尔柱突厥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基督教的朝圣者开始受到限制，并且，占领者还向他们征收高额的费用，因为此时的塞尔柱突厥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国，他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军费开支。最后，在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
1092年，已经横扫了拜占庭帝国后方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突厥人，又占领了离君士坦丁堡只有10来公里的尼西亚。据史家记载，据说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从窗户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已经有很多都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了。在苦苦坚持了3年以后，由于大苏丹的去世，塞尔柱突厥帝国开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终于等来了收复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拜占庭帝国早已衰弱不堪，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一重任。于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助，希望对方帮助其征募雇佣军，以便进行反攻。
来自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求助，得到了罗马教皇的积极反应，原因很简单，乌尔班二世想借这一次机会来实现他多年的梦想——一个重新统一基督教的梦想，不仅要使罗马教皇成为东西教会的共同首领，而且更要使天主教教徒完全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威！总之，向异教徒宣战，以避免圣地耶路撒冷遭受亵渎，为上帝而战！这无疑是一个能够促使日尔曼诸王国立即停止彼此纷争，一致向外使用武力的神圣口号。Ⅸ。42 高举“上帝”的屠刀
号召基督教教徒组成保卫信仰的十字军，对“异教徒”进行军事讨伐，来完成为上帝而战的圣战，并非是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首创。早在公元1063年，法国贵族就组织了一支骑士队伍，代表基督教教徒向占领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进行圣战，并发誓要将这些阿拉伯人赶走。不过，在阿拉伯人的大军面前，一队人数不多的骑士无济于事，结果只好败下阵来。随后在公元1073年，又有法国的贵族率领人马，前往西班牙与阿拉伯人作战，但仍然不是阿拉伯大军的对手。这就意味着十字军的圣战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够在势均力敌的对阵之中保持不败之地。
十多年过去了，在1085年，卡尔提斯王阿尔封斯六世率领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庞大骑士军团，取得了圣战的第一次胜利，攻克了阿拉伯人占领的托里多城，引起了诸多王公贵族的群起效法。所以，在一年以后，阿拉伯人击败阿尔封斯六世的时候，法国贵族立即率领军队进入西班牙，只不过，他们仅仅是在西班牙大肆抢掠一番，并没有能真正与阿拉伯人交上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在西班牙进行的针对阿拉伯人的圣战，实际上都得到了罗马教皇们的支持，因为教皇允诺每一个去西班牙进行“圣战”的天主教徒，“可以赦免一切罪恶”。
事实上，在西班牙出现这样的圣战，不过是罗马教皇长期以来企图通过圣战的方式来重新统一基督教，使罗马教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皇的一次预演：公元1073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致信拜占庭帝国皇帝，认为“恢复由上帝制定的昔日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一致”它经迫在眉睫，并要求将罗马教会置于基督教教会之首，结果遭到拒绝。于是，紧接着在1074年，格列高利七世就给所有“圣彼得信徒”下谕，要求日尔曼诸王国的王公贵族与臣民，“起来英勇作战，取得胜过你们一切期望的天国光荣，你们有了费力无多而能获得永恒幸福的良机。”当即便引发了一派圣战的热潮。只是由于种种意外与条件的限制，这一意料之中的圣战才没有立即发动。
二十年以后的1095年，发动圣战的时机似乎终于成熟了，除了拜占庭帝国皇帝主动求助于罗马教皇之外，还在于从1087年到1095年之间，在西欧各国已经连续发生了7年的饥荒，大批贫苦农民负债累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的神恩之上。当他们听说参加十字军进行圣战，不仅可以在死后不受炼狱的煎熬而直接飞升天堂，而且还可以兔付债务利息，并且出征一年以后还可以免交赋税时，自然而然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在走投无路的绝望状态之中找到了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于是，贫苦农民们最先集结起来，坚决要求参加圣战。第二年春天，一支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先头部队出发了，可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训练与装备，也没有组织好粮草物资的供给，他们刚一到小亚细亚地区，就被塞尔柱突厥人消灭殆尽。
这一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失败，使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不敢再掉以轻心，决心以骑士为骨干来组成精锐的主力部队。这些骑士或者是破了产的贵族，或者是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贵族子弟，他们在一无所有之中渴望摆脱困境，除了有受宗教信仰驱动的一面之外，他们还表现出强烈的好战欲望与急于获得财富的贪心，关于这一点，早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进行“圣战”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演。公元1096年8月，由法兰西与意大利两国的王公贵族组建的以骑士为核心的十字军开始陆续出发，在君士坦丁堡汇合，这支圣战大军的人数在25000人到3 人之间，在当时堪称声势浩大，所向无敌。
可是，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要夺回圣地耶路撒冷，而拜占庭帝国的目的却在于收复小亚细亚，道不同而不相与谋，因而十字军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以后，在罗马教皇代表的坚持下，立即向耶路撒冷方向进发，经过连续奋战，终于在公元1099年夏天攻占了耶路撒冷城，随后便开始了抢劫与屠杀，以此来欢庆收复圣地。一位在场者这样写道：
你如当时置身现场，就会亲眼看到我们的脚踝都被死者的血污染红，但是我还要指明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一人幸存，即使妇孺也不能幸免。而后，一应僧俗人等去往圣墓与圣庙大唱九度音程颂歌，谦敬地做着祈祷，对他们向往已久的圣地进行朝拜与捐献。
应该承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短短三年内所取得的战果的确是辉煌的，整个欧洲一片欢腾，一些参加圣战的骑士回到家乡，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并带回来大量抢掠来的财富；而更多的参加了圣战的骑士则留在了当地，得到了分封赠与的土地，在耶路撒冷地区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4个十字军国家。这样，正如一个随军前往耶路撒冷的修道士所说：“在欧洲只拥有一个村庄的骑士，现在成了一座城市的领主；原来只有几个同伴的，现在成了大富翁。在这里应有尽有，谁也不愿回欧洲了。”
看起来，罗马教皇的允诺已经成为现实：“因为你们居住的土地被大海和崇山峻岭所围困，不够满足你们众多的居民；而且物产并不丰富，物产填不饱农民的肚子。走上通向圣墓的征途，把圣地从邪恶的种族手里夺回来，归你们占有。正如《圣经》所说的，那块'丰饶之国'是上帝赐给以色列的子孙的。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它的物产丰富无比就像另一座天堂”。然而，这里只是胜利者的天堂，每一个骑士在得到土地的同时，还得到了当地的伊斯兰教教徒以及东正教教徒来作为奴隶。
这一现实显然是有违罗马教皇在当初的信誓旦旦的。就在公元1095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蒙召开会议，到场的除了700名左右的大小主教及修道院院长以外，还有在会场边与田野上的成千上万的骑士与农民。乌尔班二世公开号召：“积极加入出征行列，以清赎自身的罪愆，永葆天国不朽的荣誉！一切有封爵等级的人，乃至所有的骑士、士兵、富人与穷人，都必须迅速地给予东方基督徒以援救！”然而，这一援救造成了屠杀，并且带来了奴役，东方的基督教教徒并没有被同样是基督教教徒的西方十字军圣战者视为同样的信徒与教友。
事实上，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那些圣战者都不是善良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