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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任务（1）
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
1958年4月10日早上9点，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结束之后，旋即召开了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突然之间，冠盖云集，蒋介石“总统”与陈诚“副总统”都来到了院士会议现场。于是，胡适以院长身份宣布院士会议召开之后，便邀请蒋介石讲话；接下来则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来宾致词。等到他们都讲完话，又轮回胡适致词。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胡适居然会和蒋介石“抬杠”，把蒋对研究院的“期望”，结结实实地反驳了一通。胡适的这番话“火力十足”，让人印象深刻，当时身在现场的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还只是民族学研究所的青年同仁，事隔将近半世纪，对这件事还是津津乐道：
对我来说，胡院长任内，从1958年4月10日他就任开始，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蔡元培馆开会时倒下去过世，在三年几个月间，有两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对“中央研究院”，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很难忘的，那就是1958年4月10日，胡院长就职典礼上发生的一件事……这一次典礼“蒋老总统”特别来主持，开会地点在蔡元培纪念馆。胡院长是“蒋老总统”费了一番精神邀请来担任院长的，因此胡院长就职时“蒋老总统”特别亲自来了，来了之后还讲话，在他的讲话中不知为什么忽然说到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可以说与五四运动的提倡自由主义不无关系，这样的说话对胡先生来说当然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五四运动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他是重要的推动者。结果“老总统”讲完之后，胡先生站起来继续答话，他的答话让大家脸色都凝住了，他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在当时那么威权的时代，他这样讲使全场的人脸色都变白了，气氛非常紧张，老“总统”却很有风度地主持完会议，只是在胡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这一件事，胡院长的表现可以说确实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见李亦园：《本院耆老话当年》）
历史学家吕实强教授，那时是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同仁，当天也“恭逢盛会”，只是，他的回忆，却不太一样：
（胡适院长的）就职典礼在新落成的史语所考古馆举行，若干政要与学术界的领导人物都来参加，蒋中正“总统”与陈诚“副总统”亦均亲临。在“蒋总统”的致词中有一段说：“我对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学问，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过只有一件事，我在这里愿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总统”听到胡院长这一段话，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来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陈诚，赶快拉他坐下，这样“总统”方在典礼结束时告辞离开。（见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 第213页）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任务（2）
李亦园与吕实强两位教授，都从1955年就入院服务，套用台湾军队的术语，两人算是“同梯的”，自然都是“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半世纪风雨的见证者。可惜的是，两位前辈教授的回忆，和本来的历史场景，多少有些出入。例如，依据文字记录，胡适就任研究院院长与第三次研究院院士会议的地点，正如吕教授的回忆，都是研究院史语所的考古馆楼上；不过，蒋介石出席的是院士会议而非胡适的院长就职典礼，吕教授的回忆，也非尽为正确（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59、2661页）。至于蒋介石和胡适抬杠交锋的重点，与“五四运动”或是“打倒孔家店”，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蒋介石当天的谈话，官方的记录并不完整（蒋介石：《对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词》，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7卷），推测言之，他应该没有事先准备讲稿。胡适的响应，基本内容则可见诸《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还好，当时《联合报》、《中央日报》等报纸记录犹在，综合归纳起来，犹可知其双方交锋的大概。
就蒋介石一方言，他认为“中央研究院”是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所以就应该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任务。而且，在他看来：
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
蒋介石又推崇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因为：
今日大陆上“*”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其重点则为毁灭我民族固有之伦理与道德，因此胡适先生之思想及其个人之德性，均不容于“*”，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
因此，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他还说：
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必须此基础巩固，然后科学才能发挥其最好效能，*才能真正成功，而独立自由之现代国家亦才能确实建立起来。（《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参考同日《中央日报》）
“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的最高学术建制，胡适身为院长，自然对研究院究竟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做出许多思考。然而，这样的方向和任务，应该以学术自身的逻辑与需要为依据。蒋介石的讲话却要求以“复兴民族文化”作为研究院的任务，还指定学术研究必须得配合“*抗俄”的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适当然非驳不可。
不过，胡适的回应，固然针锋相对，却又曲折委婉。蒋介石希望“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胡适则说：
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蒋介石）“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任务（3）
蒋介石认为大陆“清算”胡适，是“摧毁”中国“伦常道德之一例”；胡适的认识，却完全两样：
他们的清算我，是我在大陆上，在中国青年的思想上，脑袋里，留下了许多“毒素”……
因为我这几十年来对学生讲：我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欺骗，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从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夫子牵着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汉，被朱夫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被*、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汉……现在清算胡适，常常提到这几句话，认为胡适一生做的学问，都是为了反对*主义的……
来到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念兹在兹的是“*”。他要证成打倒的对象是如何“倒行逆施”，所谓摧毁中国传统的“伦常道德”，毁灭中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这就是他惯用的论证措辞。相形之下，胡适却是20世纪中国“反传统”的急先锋之一。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传统里蕴含着值得珍视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类文化所可共享同润的，非中国所独有。
因此，当蒋介石强调“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的时候，照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思路，就得追问：所谓的“伦理道德”，究竟指的是什么？套用胡适的话，如果不能拿出证据来，反而被蒋介石强调的“伦理道德”牵着鼻子走，还要用以作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实在不是“好汉”。“中央研究院”当然没有肩起“复兴”那不可证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务的必要。可以说，对于什么是中国传统这个问题，蒋介石与胡适当天的交锋，正具体显现了两种极端不同思路的争战。
当然，对于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与胡适的认知，表面上即使不能说是南辕北辙，实质上还是道分两途。蒋介石希望“中研院”的“学术研究”能够配合“*抗俄使命”，胡适响应强调的却是真正的学术，“在*救国复国上，的的确确可以有帮助”。
胡适举了法国的巴士德为例子，说“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蚕种、酿酒的改良，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种上有很大贡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先闻，则是他举的第二个例子。所以，胡适认为：“我们的任务，还是应该走学术的路……”言下之意，要怎么样走“学术的路”，其实是学术界自己的事，与政治领域最高领导者无关；在学术的世界里，蒋介石不会也是“一言九鼎”的领袖。
从大脉络来说，胡适对蒋介石，实在不尽满意；只是，在时代的变局里，跟随蒋却是“无可奈何”的抉择。*军队渡过长江时，胡适公开表示对政府予以“道义力量来支持”；到了台湾之后，胡适也尽可能对蒋介石提出各式各样的意见。遗憾的是，蒋介石对胡适，往往“表里不一”。比如，胡适于1952年9月15日致函蒋介石，主张“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和“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等意见，并举土耳其为例，请蒋参考。蒋介石接得此函，在9月23日的日记里说，这是胡适的“书生之见，不知彼此环境与现状完全不同也。中国学者往往如此，所以建国无成也”。同年底，胡适来台，12月13日早上10点，与蒋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楼见面，两人又有一番“抬杠”，见诸蒋介石日记：
……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阵线胜利，而我在*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也。
所以，蒋介石批评说：
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均见：《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1卷）
蒋介石“欢迎”胡适提出意见和建议，却将之视为“书生之见”，批评胡适“书生之思想言行”，极尽轻侮蔑视。然而，在胡适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却又受到蒋介石、陈诚，乃至于已位居权力核心的北大门生的崇隆欢庆。蒋介石玩弄胡适的“两面手法”，可见一斑。
胡适与蒋介石私下会面“抬杠”的时候，必然繁多难数。不过，胡适与蒋介石私下的“抬杠”，没有多少人得以亲睹其实况。在公开场合，胡适和蒋介石彼此之间，应该是客客气气，“揖让也君子”，因此，在研究院的这场“抬杠”，必然让人“大开眼界”。得以亲逢其盛的李亦园和吕实强教授，对此长存记忆，理有应然。所以，即使他们的述说，稍有小疵，也未必可以都得到文字佐证（例如，胡适是否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这句话，文献无征；至于身为“副总统”的陈诚是否有“胆量”拉了蒋介石一把要他坐下，恐怕更是无能验证），但是，胡适不向政治强人低头，不对最高领导唯唯诺诺的风骨，绝对是铁铮铮的历史事实。
再从蒋介石对胡适的“两面手法”脉络而言，蒋介石对胡适这回的公开“抬杠”，明里不置一词，心里应该不会好受。所以，李亦园教授说，蒋介石在胡适担任“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是否显示他对胡适当场反驳自己“耿耿于怀”，固然没有史据可以证明，却也不是无迹可察。
大江东流，时过境迁，应该不会再出现指定“中央研究院”任务究竟何在的政治领袖了。然而，研究院作为一方自由与独立的学术殿堂，绝非理所当然一路平坦；胡适对蒋介石谈话的这番公开“抬杠”，就是具体例证。因此，回顾这桩陈年往事，正如李亦园教授的评价，胡适为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后世必将追怀永远，法式无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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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所长所长：从傅斯年说起1
在书写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的时候，傅斯年绝对是不会被遗忘的人物之一。好比说，在1938年7月这个时间点上，他既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又是中研院的（代理）总干事，承担院务、所务之外，他还身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尝夫子自道曰，自己的职业“非官非学”，他在此刻的多重身份，即是清楚的印证。
然而，即便与傅斯年生命旅途相关的领域如是广泛，他未曾顾此失彼，还是兼筹并蓄，“做此官，行此礼”，扮演好每一个角色，拿捏好应该有的分寸。例如，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军、公、教的待遇极差，领导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大师费正清，自1942年起从华盛顿的工作岗位上被调到重庆，先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新闻处处长，即亲眼目睹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濒临经济绝境的困顿。他在家信里便说，送给中国教授一支自来水笔（fountain pen）的价值，即远远超过他一年的薪水。在如是的大环境下，身兼史语所所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一样也得为了“开门七件事”而苦恼，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家信里，便仔细讨论“米贷金”的事该如何解决。只是，即使面临这般窘局，傅斯年依旧枵腹从公，俭朴自持，绝不以兼职身份拿两份薪水，所以毅然退还了向参政会领得的薪水及生活补助费。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来只是公务员应有的最低道德标准；可是，对比于当时权贵高官之贪婪横行，他的进退出处，却是空谷足音，深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道德风格的典范意义。
不过，傅斯年这般的自我规约，却不会“推己及人”，要求同侪同样遵守。相对的，他反而以个人丰富的政治/人际网络为同仁争取紧急救助和福利。例如，他将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按：蒋介石）”，表明他们“需实时之救急”的困窘。这等侠义作风，让梁思成之妻林徽因“感与惭并”，不得不致函盛誉傅斯年“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徇私”。
同样的，一代史学大师、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一组（后来的历史学组）组主任陈寅恪也是傅斯年帮助的对象，只要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