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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2）
顾颉刚一直对这样的调查活动充满兴致的，他说：
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做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这几年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很高……然而因为智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呼声，看不见“到民间去”的事实。
顾颉刚终于获得了“到民间去”的机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他自然全力以赴。特别是调查同仁之一的孙伏园正担任《京报》副刊主笔，这次调查的材料结果，不愁没有发表的园地，顾颉刚更觉得兴奋起来了。只是，转念一想，发表这些调查资料，会不会引起非议：《京报》提倡起迷信来了！顾颉刚又突然感觉有些沮丧。
想要“到民间去”，竟陷于这样的精神困境，是顾颉刚始料未及的。然而，更让他难过的是知识人的经济困境。这趟妙峰山之旅，调查的费用“仅仅领到五十元”，已不禁令他叹息不已：“堂堂的*，为什么在学术方面的供应竟缺乏到这样呢？”不要痴想国家政府会支持这样的调查活动，顾颉刚自己的生计，都大有问题了。
在北京大学工作的顾颉刚，基本上得仰赖薪水过日子。可是，财政困窘的北京政府，没有办法按时发薪。1925年1月的薪水，得拖到6月才领得到第一笔，要到7月才能全部领齐。幸而顾颉刚在孔德学校兼职之所得，倒还可以按时全部收到，不致完全困窘无门。1925年12月底，因为前妻之父吴寿朋去世，顾颉刚为了丧事“出款浩繁”，已经吃紧，不料，到了1月初，不仅北大这个月不能发薪，连孔德学校“亦仅半薪”，让他大叹“如何得了”，妻子为此，亦是“肝火甚旺”。1月6日，好不容易请“长官”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妻子因为闹穷的关系，“不怿之色，萃面盎背”，更让顾颉刚大为“不欢”（《顾颉刚日记》，1926年4月2日）。顾颉刚自己更是“债台高筑”，结算一下，“负债几及二千元”（《顾颉刚日记》，1926年5月16日）。“手头干涸已极”，甚至于房租都没法子付了，“没有法子”，只好向恩师胡适开口，“承借六十元”。本来，顾颉刚苏州老家“非无钱”，可是他“以种种牵阻，终不能向家中取钱”，反而得“有赖于师友之济助，思之悲愤。回家后哭了一场”（《顾颉刚日记》，1926年6月6日）。虽然，顾颉刚可以卖文救急，却总觉得自己不该把学问之事当成生计的奴仆，更觉得这样一来，做学问就不忠实了，不免内疚。生活窘迫既然如此，“北京居，大不易”，这样的环境，还能待下去吗？
三
这时候在北京大学任职的顾颉刚，同时也迈出了经营与学术文化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的脚步。
原先，当顾颉刚在1922年夏祖母病重时曾回原籍苏州照料，并且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员。在上海的他，同一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茅盾）、周予同、郑振铎等人，交往密切，常常聚在一起讨论、闲谈、听留声机。1923年1月初，郑振铎在聚会的时候发言道：“我们替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和各种刊物，出一本书，他们可以赚几十万，我们替资本家赚钱太多了，还不如自己来办一个书社的好。”众议皆诺。于是，除了郑振铎与顾颉刚之外，联络了沈雁冰、周予同、胡愈之、王伯祥、叶圣陶、谢六逸、陈达夫与常燕生，组成书社，约定每个人每月缴十元，十个人共一百元，由顾颉刚存入银行。周予同提议将这个组织命名为朴社，也得到众人的同意。朴社的发展很快，接着又有俞平伯、朱自清等人的加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3）
顾颉刚十分在乎朴社的前景，与妻子谈到它，居然“太快意，精神提上，竟致失眠”（《顾颉刚日记》，1923年6月24日）。可是，1924年上海发生战事，在沪同仁急需用钱，议决解散朴社。当时人在北京的顾颉刚大怒，却已“鞭长莫及”，收到上海朴社同仁寄来的款子之后，他找了老同学蒋仲川等人入社，仍旧约定存下钱来，决意继续维持下去。1925年6月28日，顾颉刚更当选为朴社的总干事，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朴社总干事的身份，激起了顾颉刚的事业心怀。像是他注意到北京大学所在地的马神庙附近并无书店，朴社如果可以在那里开家书店，必可获利。经过他亲自视察（《顾颉刚日记》，1925年10月8日、15日），由同仁决议利用共同基金在彼处租房，从此创办景山书社。顾颉刚耗费了不少精神力气在景山书社的成立杂事上，既参与招考“学徒”与伙计（《顾颉刚日记》，1925年11月1日、9日），当11月15日景山书社开幕，顾颉刚更亲自照料店务。只是，那时他却还拉不下脸来，“见人颇觉不好意思，想不到我也会做商业的”，对自己的这等行为感到害羞。可是，书社的确赚钱，1926年6月的盈余有九十余元，“可见营业之有起色，将来可有发展之望也”（《顾颉刚日记》，1926年7月6日）。
准备出书，是朴社的另一目标。本来，顾颉刚与钱玄同、胡适等人讨论古史的函件文稿，早就得到大家的注意，朴社同仁一直要顾颉刚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出版的，不料，“有一个久居上海的曹聚仁，把它们编了一本《古史讨论集》出版了”。大家看到这部《古史讨论集》，错字太多，印刷又粗劣，就开始埋怨顾颉刚：“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顾颉刚心下也是挺难过的，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文字还不成熟，又苦于杂事过多，想定心研究几个大题目，作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把自己胸中积蓄的想法，提出的论题，建立起一个系统，真能揭露中国过去两三千年的古代历史本相。可是，现实的环境，却不给顾颉刚这等机会。他悲哀地写道：
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往经营与学术文化相关的社会事业这条路上走，是顾颉刚自己的决定。由此带来的各等杂事，引来的各种牵连，其实是自己迈开这一步的必然结果。
四
饱受生计逼迫滋味的顾颉刚，想要找条出路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卷进了1920年代中期的时代浪涛里。这时，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浪头，已然拍打到北京。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北大成立了救国团，顾颉刚亦参与其事，并应推为出版部主任，负责编辑《救国特刊》，刊登在《京报》副刊；顾颉刚更写了不少纯粹学术以外的文字，想要编成一部通俗的“国耻史”，唤醒民众。
1926年3月18日，北京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前，又聚集了扛着“反帝”旗帜的人群。遗憾的是，这场运动却以鲜血收场，四十七人不幸罹难，史称“三一八惨案”。翌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政府，下令逮捕通缉徐谦、李大钊、易培基、李煜瀛、顾孟余等人。顾颉刚未曾参加这场运动，对于名列“黑名单”的这些人也不是很有好感，因为他们“实在闹得太厉害了”（《顾颉刚日记》，1926年3月19日）。
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4）
没有想到是，株连的网络，越来越广。连沈兼士都听到自己被通缉的风声，所以躲到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避难去了（《顾颉刚日记》，1926年3月30日）。未几，《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枪毙，在那里工作的老友孙伏园则已经南旋；传闻北京政府“准备通缉之二百零八人，内北大有一百六十人”，朋友也来劝顾颉刚“暂避”风头。他虽认为自己过去“发表之文字，未尝及于政治，想不致牵入”（《顾颉刚日记》，1926年4月26日），心下却不能说不紧张。北京这个人文荟萃的古都，在当时看来已非可堪久留之地。
五
就在几天之后，顾颉刚到中央公园的长美轩，参加了语丝社为林语堂饯行的餐宴，因为林语堂“以北京站不住，将往就厦门大学文科学长”。席间林语堂即邀请他一起同行去办研究所。顾颉刚想到自己“穷困至此，实亦不能不去”，却又觉得自己在北京的“基础刚布置好，舍去殊恋恋耳”（《顾颉刚日记》，1926年5月8日）。
正因为顾颉刚实在留恋北京的生活，所以即便得到了邀请，他还是举棋不定。好比说，老友郭绍虞招他往中州大学任教，被他拒绝了；反而，清华大学方面欲聘为“国文教授，月薪二百元”，即使“清华中空气甚旧，取其用度较省，可以积钱还债”，就让他心动不已。没想到，清华大学评议会没有通过他的聘任案（《顾颉刚日记》，1926年6月1日、5日），他也只好死心了。
胡适向来关照顾颉刚。5月，胡适访问英、美回国，顾颉刚去拜见恩师。因为胡适参与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处理事宜，知悉内幕，他给顾颉刚带来一则好消息：
……将来可在退还赔款内弄一笔留学费，我们可一同留学。这使我狂喜。我在国内牵掣太多，简直无法进修。诚能出外数年，专事扩张见闻与吸收知识，当可把我的学问基础打好。（《顾颉刚日记》，1926年5月13日）
可是，这则让顾颉刚“狂喜”的美事，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干涸已极的他，需要的是及时雨的滋润。7月1日，北大“长官”也获聘为厦门大学国文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的沈兼士，送来厦门大学的两纸聘书，“一研究所导师，一百六十元，一大学教授，八十元”，合计起来是两百四十元的薪水。这是在北京没有可堪比拟的职事和收入，顾颉刚无奈之下，“只得允之”。
令人告慰的是，想到厦门大学去的，非仅顾颉刚一人而已。像是魏建功同样因为“经济困难”的关系，也想去厦门（《顾颉刚日记》，1926年7月4日）；当他到沈兼士处商量厦大国文系课程及研究院进行计划时，同来者更有鲁迅、张亮尘（星烺）、陈万里与丁山（增熙）诸人（《顾颉刚日记》，1926年7月28日）。可以想见，这趟旅程，他不会孤单南行。
况且，顾颉刚还想象着胡适带来的好消息。他写信给胡适说，一旦庚子赔款的事能够“梦想成真”，这趟厦门之行，只去一年就好，“如身体不惯，则半年。明年如庚款方面可以使我得一正当之职业，决计仍回北京”。所以在北京的“书籍什物，一切不动，只算作一旅行而已”（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99页）。此志已决，顾颉刚伸了一下腰，终于准备离开北京，展开到厦门去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