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蒋介石驸马传奇- 第1部分

一：热血青年
清晨。一列从江苏常州开往上海的列车疾驰在中华大地上。

　　头等车厢里，一个衣着讲究的青年正凝神窗外，颇有英武之气但还未脱尽稚气的脸上写满了沉思。

　　1920年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时候：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地践踏着我大好河山，而军阀们为争夺地盘，明枪暗刀，内战频频。中华大地上，硝烟弥漫，老百姓苦不堪言。

　　青年深深地吸了口气，那不是清新的早晨应有的令人神怡的气息，空气中混杂的火药和血腥味使他不由自主地蹙起双眉。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青年轻吟着王粲的《七哀诗》，心情沉重地拉上窗帘。

　　窗外掠过的一幕幕情景太让他心惊了：成群结队的人们衣衫褴褛，步履艰难地行走着。是为了逃荒？是为了远离战火？在他们背井离乡的行程间，有不少人倒下。凄厉的风声和着亲人的哀号，在控诉着这个不幸的悲惨的世界。

　　大地在悲鸣，人民在遭难。

　　谁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谁又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列车服务员殷勤为青年送上茶点。正在沉思中的青年却根本没有注意，直到服务员轻声呼唤他时方回过神来。他取过那份茶点，却没有胃口，稍稍吃了一些，便把它们搁置一旁了。

　　接着，青年从随身携带的行李中翻出一本《新青年》，专注地看起来。看着看着，他的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1919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导致了著名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的影响是空前的，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不仅席卷了全国，造成了广泛深入的影响，而且还使很多热血青年在“五四”的感召下，怀着救国救民的美好理想，毅然决然离开舒适的家庭，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为追求革命真理，建立一个富强、*、自由的新中国，他们付出了青春、热血和毕生的精力。

　　这个青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叫陆久之，1902年6月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世宦之家。父亲陆翰，清朝末年曾任湖南的辰州府台，在军阀混战时期，成为浙江督军卢永祥的亲信幕僚。后来，军阀孙传芳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他被孙传芳委任为军法处长，可谓是一个操生杀大权的显赫人物。

　　陆翰生有十个子女，陆久之是他的长子，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和五个妹妹。陆久之自幼聪明伶俐，深受父母宠爱，陆翰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亲自为儿子挑选了两名先生，其中一名叫吕志远，专门教四书五经，一名叫卜劲夫，专门教英文。

　　为躲避湖南的战乱，陆翰一度带领全家迁居常州，租住娑罗巷史府的后院。史府原是清代的望族，大门上高悬一匾额"；赐进士第"；。1938年“七君子事件”中的史良女士就是出自这户名门。

　　陆家当时全家人丁兴旺，共有十七八口人，可谓其乐融融。而常州的亲戚往来频繁，甚是热闹。

　　陆久之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家中婢仆如云，他过着不折不扣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大少爷生活。在兄弟姊妹十人中，陆久之最有涵养，性格温文尔雅，时常于无声处见惊雷。他平时沉默不多话，然而一遇疑问，总能出人意料地缓解凝重气氛，一语中的。他的性格正直无私，处变不惊，很有大家风范。

　　如果遇上喜庆欢娱的事，他都不动声色，悄悄地将分到的糖果或喜钱收藏在小盒子里，弟妹们急忙地化食掉了，他又拿出来分散给大家，慷慨大方。

　　尽管1911年的辛亥革命只给童年的陆久之留下的是“辫子剪掉，皇帝下台”的模糊印象，但由于他的英文老师卜劲夫经常给他灌输西方*自由思想，而他在进入中学后又结交到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大家常聚在一起，读由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启迪。“五四”运动爆发后，陆久之更是树立了“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憧憬着要建立一个“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穿衣用丝绸，人人有饭吃”的新世界。

　　陆久之的进步思想让他那个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的父亲陆翰担心不已，陆家是传统的书香门第，诗礼传家，秉遵祖训“学而优则仕”。陆翰深怕自己这个寄予厚望的长子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不仅时常苦口婆心地劝导他，而且还限制他的行动。

　　然而，陆久之是个机灵人，他知道父亲不同于那种死板的封建官僚。为了把父亲拉到自己的阵营中去，他经常把一些进步的传播新思想的书刊带回家，特地放在卫生间。陆翰有个习惯，一坐到马桶上，就要随手拿一份书报翻看。久而久之，看多了《新青年》、《湘江评论》之类的刊物，陆翰多少受了一点影响。因而他对陆久之的思想和行为，不再过多地干涉和限制。

　　中学毕业后，十八岁的陆久之决意告别自己纨绔子弟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自食其力。恰在此时，常州有个在北洋军阀政府内做过官的刘柏生，他弃官从商，在天津、上海筹办宝成纱厂。为照顾家乡人，公开在常州登报招聘。陆久之瞒着家里人，偷偷跑去报了名，被录取为练习生。

　　家里人得知后，见陆久之意志坚决，万难阻拦，只得千叮万嘱送他上了车。年轻气盛的陆久之只带了随身替换的几件衣物、一些零星日用品和为数很少的钱，独自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

　　临行前，母亲担忧地望着儿子，过惯了豪门子弟生活的儿子能习惯他未来经受的一切吗？兵荒马乱的年头，他为什么不好好地待在温暖舒适的家中，非要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去闯荡呢？

　　但陆久之眼睛里闪现出的对于新生活的憧憬和期盼以及同龄青年中少有的坚毅和乐观，使他的母亲感到欣慰和镇定。母亲流着泪祝福着儿子，深信有一天他会带给她骄傲！

　　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带着对亲人的不舍，也带着对未来不可知命运的猜测，陆久之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常州，前往上海。

　　上海，将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呢？　。。

二：宝成纱厂
下了火车，陆久之并没有直奔宝成纱厂。初来乍到的他，对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大上海，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新鲜和好奇。

　　上海的天色并不见好，虽然未下雨，却是阴凄凄的。马路上很清冷，行人寥寥。陆久之信步来到火车站附近的一条名叫“蕃瓜弄”的小弄堂内，眼前的所见令他大吃一惊：那儿空气恶浊，苍蝇蚊子满在飞，臭虫跳蚤满屋乱窜，挤在拥挤低矮小棚棚里的人们面带菜色，骨瘦如柴，神情呆滞……

　　“这简直是人间地狱，怎么能住人呢？”陆久之自言自语道，住惯明轩敞室的他，无法想象这样的环境中，居然会有人能够生存！

　　陆久之没在这儿多逗留，衣不蔽体的大姑娘，面黄饥瘦的孩子，使他想起“穿衣用丝绸，人人有饭吃”的理想成为现实，是一件何其艰难的事！

　　总有一天，社会不再是今天的社会，所有的不合理将会被消灭，人人都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怀着这样的心愿，陆久之来到了宝成纱厂。

　　因为陆久之考试的成绩相当优秀，也因为他是个气度不凡的世家子弟，老板刘柏生对他很是另眼相看。他把陆久之安排在厂长室当练习生，实际上是做厂长秘书的工作。向来让人侍候惯了的陆久之，居然很快习惯了他的工作。他帮着厂长起草文件，刻着蜡纸……干得不亦乐乎！

　　有一天，陆久之正在厂长室忙着工作时，有一个身材魁梧、面目清秀的年轻人来找厂长。因厂长不在，两个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人便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这个名叫蔡叔厚的工程师，谈吐风趣，性格豪放。陆久之非常喜欢这个比他年长几岁的青年，两人相谈甚欢。因为工作的关系，蔡叔厚经常来厂长室与厂长打交道，与陆久之的接触相当频繁。没过多久，两人成了亲密知己。

　　蔡叔厚生于淅江的一个颇有名望的世家。其父在湖南担任过华容知县，死在任上。母亲带着九岁的蔡叔厚及其他几个子女回到老家浙江诸暨陈蔡乡下。一个女人不熟悉乡间情况，常受到同族乡人的欺凌。为了负担孩子们上学的费用，家中经济拮据，只能靠借贷和典当什物维持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蔡叔厚发奋读书，成绩异常优秀。在杭州模范小学毕业时，考了第一名。老师对他期望很高，但因为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升学，母亲决定送他去富阳的一个药材铺当学徒。但蔡叔厚不甘心如此。他背着母亲逃到杭州，考进了学膳费较低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母亲见儿子志向坚定，只得四处奔波借贷、变卖东西供他上学。当他在电机科毕业时，家里已经山穷水尽。蔡叔厚只好放弃继续升学的念头，去做工谋生。他先是受聘到考丰造纸厂，由他设计制造成的能节省燃料的回焰式制浆大锅炉，很受厂方的称赞。后来，他又在莫干山设计了五层楼高的建筑工程—槁翠轩。这一工程结束后，他来到上海，被介绍到日本人开的内外棉纱厂做机工。1919年蔡叔厚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公约，参加了上海大*。他和几个同学一道，自动离开了日本人开的内外棉纱厂。经“纱厂联合会”的介绍，蔡叔厚来到宝成纱厂。进厂后，他修复了弃置多年的发电机，解决了电机及线路上的种种困难，受到厂方的重视。厂方对他以工程师相待。由于蔡叔厚待人热情，做事周全，颇有人缘。

　　因为陆久之与蔡叔厚家世境遇相同，彼此的文化水平也比较接近，又都爱好文艺，在工作之余，两人常常一块儿舞文弄墨、赋诗联句、谈古论今，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蔡叔厚比陆久之大六岁，所以他总是像个大哥哥一样照顾陆久之，在生活、工作中给陆久之很多关心和帮助。陆久之暗自庆幸，离家没多久，找到这么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真是好运气！　。　想看书来

三：人生转折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

　　“久之，我准备去长沙公立纱厂。”几个月后的一天，蔡叔厚告诉陆久之。

　　陆久之一愣，他实在不想与这么好的朋友离别。但他听着蔡叔厚的打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给蔡叔厚提供了一些有实力的亲友的情况，以便朋友遇到困难时有人照应。

　　蔡叔厚很是感激，临行前，他紧握陆久之的手说：“你年纪还小，应该再去读几年书。去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吧，那儿我熟。”

　　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分开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

　　蔡叔厚走后没多久，陆久之也离开了宝成纱厂，去了蔡叔厚的母校——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

　　在杭州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陆久之于1924年再次来到上海。那时他们全家已从湖南迁居到上海。作为五省联军的军法处长，父亲陆翰奉命驻扎在上海县。陆久之和家人一道住在威海卫路的一幢豪华公馆内。

　　有一天，陆久之正在书房看书，仆人领进来一个衣着简朴的青年。陆久之定睛一看，乐得跳了起来。

　　“叔厚，你回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和蔡叔厚热烈拥抱。

　　蔡叔厚在1921年秋考上了官费留学生，去了日本的电机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了东京工业大学，作了一年研究生。1924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百业萧条，又不时有排华事件。蔡叔厚便逃回上海。

　　“久之，你不知道，我上码头时，脚上只穿了一只皮鞋，实在是狼狈不堪呢！”

　　蔡叔厚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陆久之也跟着笑起来。他想，叔厚去了三年日本，这豪爽的性格倒是一点也没变。

　　陆久之让人准备了菜肴，为他的好友接风洗尘，庆贺他死里逃生。两人尽情畅谈过去相处时的美好时光，也谈起离别几年内的诸多事情，但谈得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打算。

　　蔡叔厚说，他刚由日本回国时，浙江省建设厅曾聘他前往担任公职。但他认为官场*，也不愿意寄人篱下，做压迫别人的工具，因以予以谢绝了。

　　“在当今中国，我们现在只能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只有振兴工业，才能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老百姓才能过安居乐业的日子。久之，你说我想得对不对？”

　　蔡叔厚热切地盯住他的好友，陆久之深受鼓舞。他完全赞同蔡叔厚的想法。这个出生世家的青年，只觉得社会不合理，需要改造，但至于为什么不合理，要经过怎样的改造，陆久之并没有找到根源。毕竟，他太年轻，才二十二岁，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什么叫阶级压迫，还分不清、弄不懂。然而，那种单纯的工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模糊思想倒是偶尔在脑海中闪现过的。

　　“那还等什么？干起来吧！”

　　蔡叔厚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

　　两人从亲友处募集了一点资本，因陋就简地创办了一所电机公司，取名为“绍敦”。绍敦是蔡叔厚的字。公司开办时，只有三个人。蔡叔厚是经理，也称“老板”。陆久之是他惟一的助手，还有一个烧饭的工人。当时公司的地址是爱文义路戈登路（即今天的北京西路长宁路）口的“迁善里”。经营的业务是：代人装电灯、修马达、风扇、修造高周波的紫光放电机、爱克司光机等等。

　　从此，蔡叔厚就由“世家子弟”变成了“蔡老板”，而陆久之，也走入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想看书来

四：高朋满座
绍敦电机公司规模虽小，但由于蔡叔厚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又留学日本，在高等学府专攻电机，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使他有了一套过硬的本领。因此，电机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只要经他诊断，没有不手到病除的。所以，经过短短时日，绍敦电机公司“蔡老板”的高明技术，已在上海电机行业里不胫而走。

　　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公司搬到了有恒路1号。

　　蔡叔厚和陆久之虽然整日忙于业务，但他们依然抽出空来，看书看报，对时事政局相当关心。随着“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相继爆发，两人逐渐意识到：纯粹的技术救国根本不可行。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革命，理解风起云涌的群众性运动，陆久之利用晚上的时间，到上海大学做旁听生。由此，他接触到恽代英、瞿秋白等一大批头脑中有先进马列主义装备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经常到绍敦公司串门；而蔡叔厚留学日本和工业学校的一些同学也经常来找他。所以，绍敦电机公司总是人丁兴旺，高朋满座。

　　陆久之风趣地对蔡叔厚说：“我们这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过，这个‘鸿’字应改为‘红’字才恰当。”

　　陆久之所谓的“红儒”，是指当时常来公司串门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此谈笑风生，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绍敦电机公司，不仅是个极好的幌子，而且成了革命者的聚会地点。常来碰头聚会的有叶剑英、李维汉、匡亚明、夏衍、廖承志、杨贤江、冯雪峰、彭湃、陈德辉、汪极、柔石、华岗、冯乃超、彭康、张秋人、潘梓年、曾宪植、徐镜平等人。

　　在这些进步朋友中，有的人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接受党的指示，来对蔡叔厚和陆久之做启蒙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