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蒋介石驸马传奇- 第2部分

　　在这些进步朋友中，有的人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接受党的指示，来对蔡叔厚和陆久之做启蒙工作的。

　　同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大家除了探讨革命之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爱情。常来联系工作的叶剑英和曾宪植，在频繁的接触中产生了感情。绍敦电机公司，成了他们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陆久之和蔡叔厚，为他们的结合起了促进作用。事成之后，两人还常以“月老”自诩。

　　虽然作了一回成功的“月老”，但蔡叔厚自己情感发展的道路却颇多困惑。

　　那回，他与姐姐相约同回杭州。姐姐带了个年轻的女伴——她的学生沈受真同行。沈受真貌美而文静，有一双惹人爱怜的亮晶晶的大眼睛，蔡叔厚一下心动了。姐姐见他有意，有心玉成他俩，便在车上给他们正式作了介绍，还让他们彼此留下通信地址。

　　沈受真是嘉兴人，车到嘉兴站，她就下车了。蔡叔厚回到上海后，立即主动给她写了一封情书，并附了一首七言诗：

　　江南第一鸳湖好，此生合在鸳湖老。

　　霭烟垂璧柳线长，春风吹绿青青草。

　　沈受真虽然是师范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但对旧诗并无基础，不知如何应对，再加上她本来就性格内向，所以没有给蔡叔厚写回信。蔡叔厚久等无讯，不免心焦。他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所以又去求姐姐，要姐姐去做做沈受真的思想促进工作。

五：情感纠葛
这一招还真灵，沈受真后来也成了绍敦电机公司的常客。但她生性胆怯，面皮又薄，不便一个人来，所以总是带了一个要好的女同学一道来。

　　这么一来，麻烦顿起。那个女同学叫娄曼文，不仅长相俏丽，而且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和蔡叔厚言谈甚合，看问题又颇有见地。蔡叔厚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姑娘，与娄曼文共同探讨一些问题时，倒把沈受真晾在了一边。沈受真心里很不好受，她是个对爱情深沉专一的姑娘，不想叫好友夺了心上人。结果，两人相互妒忌，反目成仇。

　　哪料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不久，蔡叔厚又认识了姐姐的一个同事，名叫朱文央。她的长相虽然不如沈受真和娄曼文，但文字水平相当高，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女。蔡叔厚为她的才学所折服，在朱文央面前，他甘当学生。

　　三个姑娘各有所长，把蔡叔厚的心搅成一锅粥。到底该和谁结婚，他自己也失了主意，苦恼不堪。

　　以蔡叔厚的苦恼为题，陆久之填了这样一首词：

　　朱颜好，沈腰细，楼头春色妍。

　　中郎原惯弄三弦，熊掌与鱼何所欲？

　　要不情缱，怎不情缱？

　　在这首词中，陆久之把三个姑娘的姓氏巧妙地罗列在内，还用了蔡中郎弹三弦的典故，委婉地批评了蔡叔厚在恋爱上的“熊掌与鱼”皆所欲的态度。

　　蔡叔厚后来决意以工作为重，狠下决心，把三位女友先后送到日本留学。陆久之警告他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大多是和尚，三位姑娘去了那儿，如果琵琶别抱，将悔之晚矣！”

　　蔡叔厚却爽朗地一笑说：“她们在国内围着我而互相斗艳，争风吃醋，使我不得安宁，影响工作。如果她们在日本能找到各自理想中的如意伴侣，我从此可以脱离多角恋爱的苦海，从而安心工和，此我之心愿也。”

　　三个姑娘去后，蔡叔厚果真一意埋头于工作，再不理论情爱之事。直至朱文央回国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与蔡叔厚成就姻缘。

　　相形之下，陆久之的婚姻就显得平静而无波。

　　1925年年底，陆久之和陈宗蕙举行了婚礼。陈宗蕙女士与他同龄，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其父陈国权（即陈重民），为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在当时，陈国权创办并任“中美英联谊会”会长，是与伍廷芳齐名的外交名人。陆久之所住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与陈国权正好是邻居。陈国权经常到陆家去聊天，彼此十分相熟。陈妻去世之时，陆久之曾写了一首诗前去吊唁。陈国权相当赏识陆久之的才华，便让女儿陈宗蕙与他交上朋友。陈国权认为，把女儿嫁给陆久之这样才华出众、家世显赫的青年人，女儿是终身有靠。

　　出席婚礼的，有夏衍，曾宪植等。

　　结婚后，陆久之和陈宗蕙搬到福煦路明德里的新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六：有福不享
1927年初，经共产党员徐梅坤（徐行之）的介绍，陆久之来到上海总工会工作。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是汪寿华，他是*上海区委常委。当时，赵世炎被党中央任命为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组织部长和上海工会党团书记。

　　直接负责总工会秘书处工作的，是以中央委员身份加强上海总工会的周恩来。他是个非常认真和细心的人，许多总工会发布的文件，都是经他亲自审查和修改的。周恩来对他领导下的同志，非常亲切，不端任何一点架子，说话也没一点官腔，做起事来是有板有眼，效率极高。底下的同志都相当尊敬他，这个才二十九岁的青年人以他的沉稳周全、灵活多智和平易近人在上海总工会里拥有极高的威信。

　　陆久之那时是秘书处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做的事平淡而繁琐：刻蜡纸，油印，校对，偶尔也做做接待群众来访的工作。不少了解他出身的人感到奇怪：这样一个出生在豪门的资产阶级大少爷，放着现成的舒服消闲的好日子不过，跑到总工会来折腾什么呢？

　　有一天，夏衍跑到总工会来看陆久之。他是蔡叔厚在浙江工业学校的同学，留学日本时两人又在一起，关系非常密切。夏衍是绍敦电机公司理所当然的常客，因此，他和陆久之之间也十分熟捻。

　　“嗨，久之，忙什么呢？看你忙的！”

　　夏衍推门进来时，陆久之正坐在那间又热又闷的小屋处理那一大堆的文件。不过是仲春天气，身上却只穿了件衬衫，额上还冒着汗。

　　“哦，端先（夏衍原名沈端先）啊，你来了，快请坐！”陆久之热情地握住夏衍的手，他很喜欢这个比他仅年长两岁的瘦瘦的青年，他聪敏的眼睛和对文学的修养曾给陆久之一见如故的感觉。

　　“怎么样？久之，还惯吗？”夏衍看着他微微一笑。

　　“忙是忙了点，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每天虽然忙着汗流浃背，可是精神上却如鱼得水。”陆久之一边擦着汗一边笑着说，“再叫我回头去过那种醉生梦死的大少爷的日子，打死我也不干！”

　　“可是有人在背后说你是个傻子，有福不会享！”夏衍环视了一下四周，“瞧这屋子！瞧这摆设！无名无利的，做一个傻子值不值得？”

　　“让他们说去吧！”陆久之满不在乎地把头往后一扬，“每个人都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和追求。就我个人而言，我乐意做这些无名无利的琐碎杂事，乐意为此辛劳，做某些人眼中的傻子。”

　　“久之，你是越来越成熟了，真为你高兴！”夏衍赞许地说道。

　　陆久之笑了笑：“端先，你这阵忙什么呢？我听叔厚说，你在搞翻译？”

　　“是啊，我刚从那边的书局回来。”夏衍从他随身带着的包内取出一厚叠文稿，递给陆久之，苦笑着说，“走了好几家书局，他们都说不出苏俄的东西。”

　　陆久之拿过来一瞧，封面那页写着“母亲”两个大字，底下是一行小字“苏俄　高尔基著。”

　　“这是一部革命的著作，在世界上有影响。”夏衍向陆久之解释道，“我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可惜在目前的中国很不受重视。”

　　“是珍珠，就不会长埋地底下，”陆久之摩挲着书页，眼睛忽然一亮，“要不，端先，你把它先放我这儿，我替你问一下赵世炎同志，让他帮你找找门路，他对苏俄的东西一向是很热心的。”

　　“不过，世炎同志是很忙的。”夏衍皱了皱眉。

　　“但是，革命的著作有助于我们对群众的宣传。”陆久之认真地说道，“世炎同志虽然很忙，但我相信他会见缝插针地帮你的。因为这不是帮你一个人，而是帮助我们大家。”

　　夏衍的眉头舒展开了：“也对。那就拜托你，久之。不过我希望不要因此太干扰或影响世炎同志的工作。”

　　“放心吧，端先，我对掌握分寸的。”

　　夏衍离去后，陆久之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夏衍留下的那叠厚厚的文稿，令他愉快地想到赵世炎。想到他，陆久之浑身充满了干劲。

七：世炎其人
赵世炎是四川酉了人，又名施英。1901年生，他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以极大的热情在留法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22年6月，他曾和周恩来一道，创建并领导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他任*旅欧总支部书记兼法国组书记。1923年3月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任*旅莫支部委员。1924年9月回国，任*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时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赵世炎，虽然只比陆久之大一岁，但他在陆久之眼中已是个成熟的革命者，参加和领导过著名的开滦煤矿大*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虽然在党内有着足够的资格，但赵世炎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不但待人亲切随和，而且总是一意为他人着想。每次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工作，开完会之后，他总是笑着对大家说：“让我先离开，把‘尾巴’带走，以免麻烦你们。”他说的“尾巴”是指国民党的特务、暗探。当时国共两党关系已趋于紧张，蒋介石虽未公开叛变革命，但暗地里已露端倪。

　　陆久之非常尊敬赵世炎，他们两个虽是下级和上级的关系，但赵世炎对陆久之向来关爱有加。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共产党中央受了蒋介石的迷惑，把周恩来调离了上海总工会。所以，陆久之和赵世炎的接触相对比较频繁。

　　那次北伐战争接近上海时，上海工人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公审大会，审判闸北区的流氓头子辛金生。

　　大会是在宝山路东方图书馆开的，主持大会的便是赵世炎。当他历数辛金生的种种重大罪行，审判他应得的刑罚时，群情激奋。

　　坐在审判席上担任人民法庭记录员的陆久之，为自己能用笔和纸记录下这历史的瞬间，感到由衷的振奋。而赵世炎那种领导者的风采，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赵世炎不仅是个出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为人热心，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陆久之想，既然《母亲》是一部唤起民众革命激情的进步小说，作者高尔基又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么，曾经留学苏联，对苏联有深厚感情的赵世炎是一定乐意帮忙的。

　　陆久之找到赵世炎，把夏衍和《母亲》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赵世炎一听是高尔基的作品，果然很感兴趣。

　　“高尔基是个革命作家，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在苏联引起过强烈轰动。我相信他的《母亲》会同样出色。”百忙之中的赵世炎翻了翻那部厚厚的文稿，“高尔基的作品，在我们中国不应该没有出版之处。只是现在太忙……这样吧，久之，等这一段工作结束后，我去帮忙联系出版。文稿还是先放你这儿。”

　　陆久之知道赵世炎所说的“忙”绝非推诿之辞。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刚刚胜利，临时市政府刚成立，赵世炎虽不是市政府委员，但有多少事等着他啊……

　　“那我代端先谢谢你。”陆久之见事情有着落，心中下了块大石。赵世炎是个诚心诚意的人，他答应过的事，是一定会放在心上的。想到将可以完成朋友的嘱托，朋友的才气将被得到社会承认，陆久之心里像喝了蜜似的。

　　然而，赵世炎终于没能来得及为《母亲》的出版做些什么，因为没过几日，“四一二”的枪声震惊了整个上海滩，震惊了整个中国。

八：汪寿华之死
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3月26日，处理完“南京事件”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默契下杀奔上海。第二天即召集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策划“清党”大计。

　　蒋介石一边阻碍临时市政府委员的开展工作，一边又指派其党徒吴稚晖、白崇禧等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完全篡夺了上海人民的政权。蒋介石还玩弄两面派手法：他一边与青帮头子杜月笙等人秘密联络，一边又假惺惺地送一面亲笔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给工人纠察队……

　　蒋介石这一阴险的手法确实蒙住了一部人善良的眼睛。

　　从4月9日起，上海的天气开始“天阴欲雨”，而蒋介石的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

　　9日，总工会委员长，临时市政府委员汪寿华收到杜月笙的请帖，邀他11日晚去杜公馆赴宴。到了那天，他刚跨进杜宅的大门，即被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刚”所挟持，将他打昏后，塞进麻袋，拖到门外的汽车里。汽车急驶到枫林桥。

　　在汽车上，汪寿华醒后英勇反抗，凶残的敌人猛扼他的咽喉，致使他再次昏死过去。开至枫林桥，流氓们选择一片荒林，匆促挖坑，竟将一息尚存的汪寿华活埋了。

　　在这个月黑风高的杀人夜，汪寿华成了“四一二”事变中首遭不幸的烈士，牺牲时年仅27岁。卑劣的反动派深知汪寿华是上海数十万工人爱戴的领袖，一直不敢承认这件血案。在4月16日白崇禧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及汪寿华之行踪，白崇禧竟推说“完全不知”。四十年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月笙传》才证实了汪寿华的死。

　　拔去汪寿华这个“眼中钉“后，蒋介石便放心大胆地行动起来。

　　12日晨，近千名大小流氓个个臂缠“工”字袖章，手持各种武器，分头冲出租界，杀向工人纠察队，造成内讧的混乱局势。白崇禧等奉蒋介石的指令，以调解为由，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枪械，然后调转枪口，开始大肆屠杀。起初仅是长枪盒子炮声，继以手提机关枪，一时枪声大作，泥瓦纷飞。

　　陆久之那天清早和往日一样，照常去上班。还未走到湖州会馆，就有子弹向他“飕飕飕”地飞来。他意识到事情不妙，扭头就跑，后面有士兵追着他，向他射击。情急之中，他爬上一堵矮墙，逾墙而去，总算脱了险。他不敢掉以轻心，又赶紧叫了辆车，回到家中。

　　夫人陈宗蕙见他神色仓惶，气喘不已，不觉惊慌，连问出了何事。

　　“没什么事，只是外面有点乱。”陆久之不想惊了夫人，他在总工会工作本来就是瞒着夫人的。他一边安慰夫人，一边庆幸自己捡回一条命，可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但庆幸的同时，他惦念起别的同志们，不知他们是否和他一样，安全撤离了吗？

　　陆久之想着，心情便沉重起来。他隐隐约约感觉：今天的枪声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有着大阴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特殊任务
“四一二”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摧残。

　　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蒋介石在上海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他任命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负责，又任命东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他们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