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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且莫悲，远归亦勿喜。暂离复见偶然尔。世事纷纷那免此。劝君勿堕迷云里。不见天关与织女。隔以银河一万八千里。脉脉相看不得语。
又同书同卷所载望夫冈七古结语云：
谁能无事轻离别，倦倚孤篷亦懒看。
则周生与楚生之情感，已可推见。然于服膺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之说者，固亦无可如何，而安之若命矣。
至于端生之婿范某，假定即是范璨之子，虽为贵公子，然家境清寒，亦等于一穷书生，与许周生不同，当无广置姬妾之能力，端生一生中谅亦无楚生此种环境及不快之情感。假使范某而为周生所为者，则端生亦将表现其本来面目，如孟丽君也。观再生缘第一五卷第五八回云：
忠孝王（指皇甫少华）背靠床栏笑几声。
咳！果然如此，也是孟府的家风了。
岳母大人手段凶，自然他，所生之女亦相同。丽君若是同其母，少华也，只好低头效岳翁。惧内名儿逃不去，能得个，重偕伉俪靠天公。
可为例证。然则端生之意，不仅欲己身如孟丽君，亦欲其母汪氏如韩氏。竟使陈句山之家风，复如孟府之以惧内著闻。此为端生大胆之笔，而楚生掩耳所不敢闻者。合两种性格绝殊之女作家，完成一书，取相比较，既可观，抑可笑矣。
依据甚不完全之材料，考证陈端生之事迹及著作，并略论梁德绳之有关于再生缘诸点既竟，请述寅恪读此书之别感如下。
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郁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汪中生于乾隆九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谓“荣期二乐，幸而为男”（见述学别录）。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徵矣。然寅恪所感者，则为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二十余年前，九一八事变起，寅恪时寓燕郊清华园，曾和陶然亭壁间清光绪时女子所题咏丁香花绝句云：
故园遥山入梦青，江关客感到江亭。（沈乙厂先生海日楼集陶然亭诗云：“江亭不关江，偏感江关客。”）不须更写丁香句，转怕流莺隔世听。
钟阜徒闻蒋骨青，（蒋子文“骨青”事出干宝搜神记。今通行本干书“青”字多误写，不足据也。）也无人对泣新亭。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
诗成数年后，果有芦沟桥之变。流转西南，致丧两目，此数年间，亦颇作诗，以志一时之感触。
兹录三首于下：
蒙自南湖作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寅恪案，十六年前作此诗，句中竟有端生之名，“岂是早为今日谶”耶？噫！）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昆明翠湖书所见
照影桥边驻小车，新妆依约想京华。短围貂褶称腰细，密卷螺云映额斜。赤县尘昏人换世，翠湖春好燕移家。昆明残劫灰飞尽，聊与胡僧话落花。
咏成都华西坝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车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酒醉不妨胡舞乱，花羞翻讶汉妆红。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竟“早为今日谶”矣。求医英伦时作二诗，录之于下：
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
沉沉夜漏绝尘哗，听读佉卢百感加。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万里乾坤迷云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丙戌春以治目疾无效，将离伦敦返国暂居江宁，感赋。
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
又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并赋两诗，附于篇末，后之览者亦有感于斯欤？
癸巳秋夜，听读清乾隆时钱塘才女陈端生所著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髫年戏笔殊堪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之语，及陈文述西泠闺咏第一五卷绘影阁咏家□□诗“从古才人易沦谪，悔教夫婿觅封侯”之句，感赋二律。
地变天荒总未知，独听凤纸写相思。高楼秋夜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
一卷悲吟墨尚新，当时恩怨久成尘。上清自惜伤沦谪，下里何人喻苦辛。彤管声名终寂寂，青丘金鼓又振振。（再生缘间叙争战事。）论诗我亦弹词体，（寅恪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述清代光宣以来事，论者比之于七字唱也。）怅望千秋泪湿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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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初疑陈云贞即陈端生，后来知其不然者，虽无积极之确据，但具强有力之反证。因陈文述嘉庆初年在北京题赠陈长生四律，其于端生、庆生、长生姐妹三人之身世遭遇，皆能详悉言之，真所谓“如数家珍”。至道光时作西泠闺咏咏陈端生诗，虽诗序中谓“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今据长生绘声阁续稿“哭春田大姐”七律二首之二“可堪宝镜重圆日，已是瑶钗欲折时”一联，则云伯所言，由于传闻稍误，自应订正。但此点所关甚小，不足为意。唯云伯止言范菼“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而绝口不提及云贞寄外之书及诗以作材料，可知其始终不承认云贞与端生为一人也。
夫一百五十余年前同时同族之人，既坚决不认云贞、端生为一人，而今日反欲效方密之之“合二而一”，亦太奇矣！况焦循“云贞行”谓其夫乃一“郎本武健儿”及“一发弊双狼”之武人，与端生再生缘中自述其夫之语，如“更欣夫婿是儒冠。挑灯伴读茶声沸，刻烛催诗笑语联”者，全无相似之处。至于里堂之“云贞行”及云伯之“云贞曲”中俱有“郎戍伊犁城，妾住仙游县”之句，盖由二人同用一材料，自然符会，不必出于抄袭。兹举最近之例言之。抗日战争之际，陈垣先生留居京师，主讲辅仁大学。寅恪则旅寄昆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各撰论文，考杨妃入道年月。是时烽火连天，互不通问，然其结论则不谋而合，实以同用一材料，应有同一之结论，吾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若夫云贞寄外书及诗，颇与再生缘类似，论者遂取此为“合二而一”之证。殊不知同一时代之作品，受环境影响，其格调本易相近。且再生缘一书，当日已甚流行，好事之人故作狡狯，伪造新古董，自极可能。至莲姐之诗，尤为伪中之伪。盖无聊文士，更欲使红娘、春香、袭人、晴雯之流，变成郑康成之诗婢，钱受之之柳如是，许公实之王修微，茅止生之杨宛叔，薛文起之香菱，以达其最高享受之理想。此真所谓游戏文章，断不可视为史鉴实录也。
又沈敦三尧落帆楼文集九外集三简札折存中“与许海樵旦复”三十二通之十三云：
今春将甲午年积负一清，私心窃自喜，以为今后可归见江东故人。不意山妻复有纳妾之举，致再积百余金之债。此事孟浪已极，接信之后，不胜大骇。尧之亲戚目不睹史策，不知人情物理，以荡子不归拟尧，既视尧太浅，欲以区区村婢縻尧，而不知縻之适所以缓之。
同书卷首附汪刚木曰桢“沈子惇著述总录”略云：
沈尧字敦三，号子惇。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人。府学廪生。道光（十四年）甲午优贡生。子惇生于嘉庆（三年）戊午，卒于道光（二十年）庚子。四十三岁。
寅恪案，子惇为嘉道间人。其妻金氏，以夫久不归家，特买一婢，预作将来之妾侍。吾人今日观之，虽觉可怜可笑。但就此一端，足见当时浙江不得志文人，家庭风气之一斑。妆楼摘艳编选者会稽钱三锡，亦是子惇及其妻金氏之同时人。伪作之云贞寄外书及莲姐寄外诗，皆受当时此社会阶层之习俗影响所致，殊不足怪也。
今检沈畏斋树德慈寿堂文抄五范太学传略云：
君姓范氏，讳菼，字惇哉。国学生。秀水少司空仲子也。少颖悟，能属文，出语杰特。司空公奇爱之。君天性孝友，伯兄（卒），君痛伯无子，以长子嗣之。乾隆（八年）癸亥春，公开府河北，招余。余乃得与君交。君于诗文，每刻苦不作犹人语。越来春（指九年甲子。）将赴秋闱，乃偕余治举子业。秋试，同赴武林。明春（指十年乙丑。）余幸计偕入者，君奉太夫人后至。公入补府宪，仍馆余于邸。及君至，而余应桐城相国（张廷玉）招以去。洎公迁工部，余出贺公。是时君方得脾疾。余在（澄怀）园得讣，不禁悲哭失声。君生于康熙辛卯（五十年）某月日，卒于乾隆乙丑年（十年）五月十五日，存年三十五岁。配赵氏，子男三，培、堦、台。培嗣伯氏。
光绪修归安县志三二选举门贡生栏乾隆六年辛酉条载：
沈树德。拔贡。字申培。是科副榜。甲子举人。
寅恪案，取沈氏此传，与陆燿撰范璨神道碑相比较，令人如坠五里雾中，疑窦百端。兹先举其可疑之点，后作假定之解释。陆氏为范璨之姻亲，又为同里后学。沈氏亦范璨同里，又曾为其幕客，与菼交好。两氏之文，何以互异如是？此可疑者一也。陆氏文云：“孙三人，墀、城、垲。墀又姻也。”沈氏文云：“子男三，培、堦、台。培嗣伯氏。”璨孙三人，虽两文皆从土旁，但何以尽不相同？其改名之由，究因何故？即令前后有所改易，亦不致三人全改。且“培”与“城”，“堦”与“墀”，“台”与“垲”，意义近似，实无更改之必要。又陆文“墀”为长，沈文“培”为长。嗣伯氏。“墀”与“堦”同义，应作“堦”为长。夫长子通例不出继，何以长子出继仪薰。且墀既为陆燿之婿，又为请陆氏作其祖神道碑之人，故陆文所列三人次序，必无差误。沈文列培为三人之首，此可疑者二也。陆文云：“子二人，仪薰，国子监生。菼，贡生。”而沈文题作“范太学”。陆文既称菼为贡生，则菼死时之资格为优贡或拔贡无疑。国子监生又无追赠贡生之理。沈氏为菼作传，不题“文学”而称“太学”。此可疑者三也。兹试作解释如下：
（一）以通常事理言之，陆、沈两文作成之先后，虽颇难考知，但欲作解脱范璨与科场案之范菼有关，则同一用心。既欲解脱与科场案之关系，止言菼先璨死，尚嫌不足。故必须别有一人为菼作一详悉之传，以证明其非犯罪之范菼。此沈文中菼之生卒年月及享年之数，自不可信。端生适范菼时，年二十三。菼年当已四十余矣。故寅恪疑端生为继室。沈文言“配赵氏”，当为菼之元配。培、堦当为赵氏所出。台即端生子蓉洲欤？再生缘中端生自言“强抚双儿志自坚”，恐是指赵氏之次子及己身之子言，而赵氏所生，出继伯氏之子及己身之女不计在内也。至沈文谓菼卒于乾隆十年者，恐因欲洗刷菼曾居乐志堂之痕迹，遂改其卒年为乾隆十年，即乐志堂尚未建筑之时。盖其后有关乐志堂之记载，如范来庚南浔志乐志堂条及下引董襄于嘉庆七年所作之诗等，可免与惇哉有所关涉也。
（二）菼子三人改名之由，虽不能确言，恐因科举制度，改名可免发生枝节问题耶？其以长子出继伯氏，或者亦与科举有关，并可籍此为陆燿开脱与菼之关系也。至三人名次之异，当为沈氏误记耳。
（三）据乾隆四十五年刑部提本陈七供词中，菼为“宛平县监生”，故沈文据此称之为“太学”。颇疑端生之夫范菼，在浙江已取得贡生资格，故陆文称之为贡生。但因应顺天乡试，遂入宛平县籍，纳粟为国子监生。陆、沈二氏撰文互有差异，遂遗此漏隙也。
又沈文盛称范菼之颖悟，擅长诗文。此与端生述其夫“刻烛催诗笑语联”之言符合，益可证下论陈七供词中范菼倩人作诗文之说为诬枉矣。
复次，周庆云纂南浔志九宅第门一“乐志堂”条，后附董襄“人日集范野苹乐志堂，即席次令兄澹人原韵”（题下自注“壬戌”），其“酒垒分兄弟”句下原注云：
座上惟范氏昆仲及余兄弟三人。
同书二七选举门举人栏载：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董一经。字宝传。号韦庄。一号韦斋。嵊县训导。
嘉庆六年辛酉。董应椿。一经子。字冠英。号云帆。
嘉庆十二年丁卯。董襄。一经子。应椿弟。宛平籍。顺天中式。字念乔。号苕庵。
同书二五列女门二“张氏”条云：
举人董襄妾。道光（三年）癸未襄卒。
寅恪案，乐志堂条最可注意者，为诗题下自注之“壬戌”二字。检乾隆七年岁次壬戌，嘉庆七年亦岁次壬戌。董诗题下之壬戌，必非乾隆七年，而是嘉庆七年。盖乾隆七年尚无乐志堂故也。既是嘉庆七年，则此乐志堂主人野苹，果为何人？但其人既姓范，“野苹”之称，自是出于诗经小雅鹿鸣篇“食野之苹”句。“野苹”二字，与其人本名之关系，颇难揣测。或是范璨之孙，即陆燿之婿范墀。但墀为长孙，必无“澹人”之亲兄，是亦不可能也。若非墀者，则“城”“垲”二字，不能与“野苹”相关联，则其人舍范菼莫属。嘉庆七年壬戌，菼当尚在人间也。
又据毛诗正义三之二硕人篇“葭菼揭揭”句略云：
葭芦菼薍。释草文。李巡曰，分别苇类之异名。郭璞曰，芦，苇也。薍似苇而小。大车传曰，菼，雏也。芦之初生也。则毛意以葭菼为一草也。陆机（玑）云，薍或谓之荻。至秋坚成，则谓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锐而细。扬州人谓之马尾。以今语检之，则芦薍别草也。
同书四之一大车篇“毳衣如菼”句云：
郭璞曰，菼草色如雏，在青白之间。
同书八之一七月篇“八月萑苇”句云：
（萑苇）二草。初生者为菼，长大为薍，成则名为萑。初生为葭，长大为芦，成则名为苇。小大之异名，故云，薍为萑，葭为苇。此对文耳，散则通矣。
同书九之二鹿鸣篇“食野之苹”句云：
笺：苹，藾萧。正义曰，释草文。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陆机（玑）疏云，叶青白色，茎似箸而轻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传者，尔雅云，苹，蓱，其大者为萍，是水中之草。召南採萍云，于以採萍，南涧之滨者也。非鹿所食，故不从之。（寅恪案，读者苟取通行本百二十回石头记第九回“训劣子李贵承申饬”所载随宝玉上学之李贵答贾政云，“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攸攸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之语相参阅，当亦与荣国府清客相公及贾政同为之喷饭也。）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一二湿草类“牛尾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