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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时的语境，蒋之“新生活规条”的法西斯色彩十分鲜明。虽不能说提倡“集团结婚”和倡导“礼义廉耻”一样，其实与反对“随地吐痰、撒尿，洗冷水脸，吃冷饭，吸香烟，拍香水，站没站相，坐无坐相，蓬着头发，拖着鞋子，扣子不扣，帽子歪戴”一样，其共同目的都是欲“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不过，除了以小人之心度出来的“省钱”之外（ 若不能免费，“团体结婚”在经济方面亦如今之“团购”，折扣大大地有 ），集体婚礼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形态背景。这事，办好了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兼受受教育；办不好，就有变成洗脑工具的可能。马克·亚伯拉罕之所以把“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统一教领袖文鲜明，理由系“因为他提高了集体婚礼的效率，并促进了这一行业的稳步增长。1960年他为36对夫妇举行了集体婚，1997年则激增至3600万对”。亚伯拉罕并没有提到洗脑，只是用“大规模生产”（ Mass Production ）来定义集体婚礼。据1926年版《 大英百科全书 》：“大规模生产是一种现代生产方法……是指按照精确、积极、系统、持续和快速的原则，集中力量进行生产的生产项目。”
不论传统还是新潮，即便只是从仪式、场面上来看，结婚都属于一项不折不扣的集体活动。把原本就集体性异常丰富的婚礼刻意办成“集体婚礼”，无非以行礼者的集体性驱逐观礼者的集体性，不能说脱裤子放屁，也是放了屁脱裤子。就算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正在变得日趋险恶，然而自古以来，入洞房毕竟不是过景阳冈，往来客官没有结伴过冈的必要，更没有必要给旁观者造成群P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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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扫黄（1）
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这样定义A片：“色情片的两个关键特征是重复和观看。首先，它有着一遍遍重复同一场景的冲动，仿佛是为了向我们自己证明这种对规范着我们的（ 社会 ）现实的他者的不可思议的悬置‘果真存在’。其次，我们观看的画面或者场景必定会公然‘回视’我们……它引入的是一种反思性，它规定不受破坏的纯洁的私人快感是不存在的：性总归有一定程度的暴露癖特性，它依赖的是他者的凝视。”
具有“一遍遍重复同一场景的冲动”的足球比赛和它所依赖的世界杯观众之间，其实早就达成了A片式的默契，踢球者和凝视者之间，一直是各爽各的。在这种情况下，黄健翔同志对于他所犯的错误在认识上其实还是很不充分的，我的意思是说，高潮没问题，和场上的意大利足球队以及电视机前的“意粉”同时达到高潮，更没问题，错就错在有了快感他不该喊。这一喊，太性感，太官能，粗暴地破坏了踢球者和凝视者之间的默契，把暗爽喊成了明爽——准确地说，应该是“笑场”。本来，你好端端地坐在家里看世界杯，他一喊，让你突然觉得自己原来是在看A片，能不恼羞成怒乎？
“扫黄派”的依据，其一曰“不专业”，其二曰“不道德”。首先，如果把世界杯视为A片，则A片根本就不需要解说。黄健翔存在的合法性立马受到严重质疑。即使个别加上解说的A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那么这种解说至少也应该是叙述性，最多只可以容忍解说者对如火如荼的肉搏场面做出极其适度和克制之技术评论，一旦解说者像黄健翔那样突然爆发，所谓“失去中立立场”就应该这样解释，即原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看A片的观众，被他一嗓子惊醒，未免恼羞成怒；对于那些一直在把世界杯当成A片来看的观众来说，那一刻的黄健翔，实在是活像一个嚎叫着从电视机里爬出的A片演员（ 男的！ ），更为严重的是，在自己家里看A片这种事虽已不太会招来破门而入的警察，但是嚎叫的黄健翔，却因他的嚎叫而唤起了观众内心深处主动充当警察的道德责任感。
反过来说，如果大多数观众都能主动地视世界杯为A片，黄健翔也许就解脱了。“不道德”的理由，“勃客”郑渊洁已在第一时间说得一清二楚：“无论如何，听到中国人在有亿万观众收看的电视屏幕里高喊‘意大利万岁’，感觉不舒服。可能由于澳大利亚日前以三比一击败了日本，我对这个队的好感油然而生，但是尽管如此，倘若刚才澳大利亚赢了，我也断然喊不出‘澳大利亚万岁’来。作为中国人，我的声带除了喊‘中国万岁’，很难喊出其他万岁。”
这种说法就有些狭隘了，上世纪伟大的中外革命者，经常是把“世界革命万岁”挂在嘴边的，比起来，足球算个屁啊。再说，郑渊洁也许忘了，“文革”时代，他的声带也曾无数次地喊过“中国万岁”以外的其他“万岁”。我认为，当一个人对某一个对象（ 或某种爱好 ）过于迷恋，而当这种迷恋达到高潮时，喊一声“万岁”也没什么大不了。也就是说，如果郑渊洁们能在立场上保持一定的弹性，把世界杯当成A片来看，那么，高潮的黄健翔彼时完全可以合法地放声高呼“饭岛爱万岁！朝河兰生日快乐！”当然，热爱意大利的黄，更可以由着性子狂喊“西丝奥琳娜万岁！”——意大利国宝级A片明星，江湖上人称“小白菜”，现年55岁，虽已过气，但是她也有可能“继承了意大利的光荣的传统！法切蒂、卡布尼、马尔蒂尼在这一刻灵魂附体！她一个人，代表了意大利悠久的光荣传统！”
足球扫黄（2）
完全没有问题。在高呼口号之前，谁还会去搞清楚这部A片的男一号是不是由中国演员担纲，或者影片的导演、制片人以及投资方是不是来自中国？当然，这种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和中国队再度打入世界杯一样，都是痴心妄想。
本人既非“意粉”，也不是“澳迷”，夜深人静，在黄健翔突如其来的高潮及其所引发的生理嚎叫中，只是被嚎出了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世界杯和A片，到底有什么关系？
一个段子说：某人欲向友借A片，但羞于直言，便说：“人物俩，场景不换人物简单，看完很Happy的那种。”友心领神会，乃去。隔日将碟片交给他，一看封面：侯宝林相声专辑！
当时，一损友回短信说，符合这种条件的，还应该包括新闻联播。
这种联想显然过于牵强，再说，新闻联播看完以后也不总是很Happy的，长期生活在奉行“报忧不报喜”这种资产阶级新闻原则的水深火热之下的西方电视新闻观众，也就不用去说它了，即便是中国观众，几十年来，新闻联播的下半场多是以血腥程度不一的以巴冲突场面压轴，任何心理和生理状况及地理知识都大致健全者，即便看完国内新闻都感觉十分Happy，但只要坚持看到最后，相信都Happy不起来。
如果非要在电视上为A片找一个伴，算下来估计就只有足球了，尤其是世界杯。当然，后者不一定也叫A片，称其为F片或者WC片，皆可——球队俩，场景不换（ 中场换边 ）人物简单（ 换人名额有限 ），看完很Happy的那种。
A片与足球以及世界杯最核心的可比性，主要体现在结构之上。根据意大利作家艾柯（ Umberto Eco ）在《 色情电影之真谛 》中所下的定义：“你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如果影片主人公从A地到B地花费的时间超出你愿意接受的程度，那么你看的就是一部色情片。”
相比之下，你到球场或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一场足球比赛，在第一次或两次施射及射门得分之间，场上球员（ 除双方守门员之外 ）从A地到B地花费的时间（ 包括传球、带球、发定位球、回防、冲撞、伤停补时等等 ），相信也远远超出了绝大部分观众所愿意接受的程度。
此外，两者通常都在夜间进行，从前只有男人看，现今女人也在看，主角越来越漂亮，产业越来越商业化——诸如此类，A片与世界杯之间的相似之处，实在是经不起认真二字。
当然，除了侯宝林相声专辑，不管是A片也好，世界杯也罢，看完以后并不一定Happy，最起码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据医嘱，观看世界杯会引发以下生理和心理疾病，包括生理上的心脑血管疾病，如突然心肌梗死或者中风发作，消化道出血，内分泌失调。世界杯期间的个人卫生保健策略则包括：熬夜看球，白天必须充分休息，禁止疲劳作业。看球时不要喝酒或不要喝过量；女性观众，熬夜前后仔细清洁皮肤，带妆看球，一夜下来更容易出现皮肤问题。女性已经出现月经异常者，宜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仍未能解决，要寻求妇科医生帮助，等等。心理层面，则包括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泛化”、“见诸行为”及“退行机制”等常见症状，临床表现为过激冲动、暴怒、容易与人争执、动手摔东西、赖床不起、动不动就说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等等。
我不懂医学，如果有人了解由医学和道德专家所总结出来的看A片可能导致的种种身心伤害，两相对照，相信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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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做爱（1）
第一次世界大战，始自车上（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费朗茨·斐迪南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的一辆敞篷车上被塞尔维亚愤青普林西波开枪刺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船上（ 1945年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 ）。以此推断，即将开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由2001年9月11日先后撞向曼哈顿世贸中心的两架波音飞机所引发。
人类战争史的“交通工具决定论”，如有巧合，纯属雷同。不过，人类性生活史上一个最著名的老生常谈，却也跟交通工具有关：“欧洲国家女孩子的处女底线大都是在轿车上被终结的，而在美国，90％以上女生的第一次都是发生在汽车后座之上。”
中国虽然还未变成像美国那样的“车轮上的国家”，但是“车床族”的出现，使我们提前看到了这一前景的曙光。广州媒体曾经报道，喜欢在私家车内做爱的广州车主不乏其人，不仅如此，这些人更喜欢“把私家车停在一些名闻遐迩的风景区内”大做特做。其中白云山是“停车做爱”的首选风景区，其次是珠江新城和二沙岛。高峰期是每晚8点到10点（ 和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十分接近 ）。据上述地区的清洁工说，有时，一天能在停车场扫出5个安全套。
这些报道不仅再度激活了“汽车性爱”的老生常谈，客观上，我本人在晚上8点到10点这一时段路过白云山、珠江新城及二沙岛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进行心猿意马的小心求证，至今为止尚没有察觉到报道中所描述之事，更未捡获任何安全套及其外包装，倒是越来越频繁地找到了一个偷车贼的自我感觉。彼时，我深信若在停车场真能发现一辆正在原地剧烈颠簸的机动车辆，那其实是车里的人正在向我发出“车主在内，勿生歹念”的警告，作用相当于人肉报警器。
对于“汽车性爱”的现场勘查既无结果，情急之下，干脆直接向有车并且身体健康、身材适中、热爱户外运动的男女朋友发起民调，结果是，百分之百的被访者众口一词地表示从未尝试，同时他们还一致表示，非常希望目击他人的汽车性爱。
种种迹象表明，“汽车性爱”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神话，或者是一种散发着浓烈神话气息的新闻报道。性解放运动过去四十年之后，“汽车性爱”还是一件比较变态的事，即使在好莱坞的主流观念。因在《 Lost In Translation 》有精彩演出而被称为“少女明星”的斯嘉丽·约翰森（ 今年20岁 ）日前在接受《 花花公子 》杂志采访时表示，她梦想有一天能够在布局狭窄的汽车上脱光衣服，展示自己。“我的确认为在汽车上做爱非常让人着迷，如果哪一天我的心情特别糟糕，我会考虑做些非常疯狂、古怪和色情的事情，在汽车后座做爱会成为我的选择。”除此之外，斯嘉丽还向《 花花公子 》透露，她准备在电影中裸露自己美丽的双乳，不过，她不会随便在哪部电影中裸露它们，“我得遇到合适的影片才行”。
很显然，在斯嘉丽·约翰森和《 花花公子 》看来，“在布局狭窄的汽车上脱光衣服”可以被归类为一个少女的“疯狂的梦想”，不仅可以说出来唬人，而且，其商业炒作上的震撼性效应，丝毫也不亚于在一部“合适的影片”中露乳。
停车做爱（2）
汽车性爱所体现的其实是我们对于汽车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性幻想。意大利学者艾柯1989年在《 识别色情电影 》一文中写道：“色情片里满是角色上车和开车好几哩路的全程……简言之，你看色情片，在看到健康的性爱场面前，必须忍受一部很可能是由交通部赞助的纪录片。”有鉴于此，艾柯进而提出如下辨别色情电影的标准：“若角色从A点到B点的耗时超出你愿意接受的程度，那么你看的那部电影就是一部色情片。”参照这个标准，“汽车性爱”似乎就可以这样定义：“若希望看到（ 或听到 ）他人从事这一活动的欲望高于自己亲自从事的欲望，那么这一行为就是传说中的‘汽车性爱’。”
野合模拟
把自己的性生活从卧室移至汽车，与其说是出于人类“领地动物”（ 就像狗见了电线杆子就忍不住要撒泡尿以“宣示主权” ）之本能，不如说潜意识里更像是对“野合”的返祖。
英国一家著名安全套品牌前几年发布的一份“全球性调查报告”显示，人类“最希望发生性行为的场所”，首选海滩，其次是按摩浴缸或热水澡中，占24％，树林占11％，接下来就是汽车，占8％，最后是游泳池。就“野合”而言，海滩、树林之类，野是够野了，但输在安全系数较低，治安因素之外，主要还是较容易受不良天气影响。
因此，最安全的野合场所还是汽车，既可以开到野外，又有较高的私密性，属于“户外的室内活动”，而且，基本上还是全天候的，难怪英国“过安全户外性爱生活”网站（ ）对1500名英国男女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英国男女表示，他们曾经有过在汽车里做爱的经历。
饮食的户外方式是野餐，男女的户外方式是野合，所谓“野鸳鸯”者，尽管绝大多数的鸳鸯其实都是野的。然而，对于“野合”一事的定义，中国典籍并不十分明确。现代汉语的注解是：“男女未经婚配或已经婚配而在室外交合。”但《 史记志疑 》却更偏重于“礼”而忽视性交的场合：“古婚礼颇重，一礼未备，即谓之奔，谓之野合。”若参照以上解释，一对未婚男女在一辆停在户外的汽车上交合，无疑可称之为“野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