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电影发明以后，具有浪漫气质的男女主角要么没病，凡有病的，不管是不是肺病，一概狂咳不已。电影《 早春二月 》里的萧涧秋是否也咳成这样，我记不得了（ 得肺病的是上官云珠的儿子 ），但在柔石的小说《 二月 》里，查到萧涧秋有一声隐喻性的空灵咳嗽：
“清早的冷风吹着他们，有时萧涧秋咳嗽了一声，女孩问：‘你咳嗽么？’
“‘是，好像伤风。’
“‘为什么伤风呢？’
“‘你不知道，我昨夜到半夜以后还一个人在操场上走来走去。’
“‘做什么呢？’
“女孩仰头看他，一边脚步不停地前进。
“‘小妹妹，你是不懂得的。’”
最后一句，许多年以后真的很适合那些向电视要文化的老师们拿来转赠给超级女声以及她们的粉丝。我认为，这些老师近来已经不约而同地发现，要使忧郁症取代肺结核成为21世纪最有文化的疾病，光盯着电视要文化不行，还得对着电视大声咳嗽——超女没文化，超女有文化，超女“民主文化”的隐喻，说超女有“民主文化”乃严重误导，才是真正的没文化——字字血，声声泪，都是忧郁症患者们发出的超级男声。
向疾病要文化，按桑塔格的说法，具有解构作用，能使死亡变得“优雅”，“令人肃然起敬”；向电视要文化，算不得与虎谋皮，虽也优雅，更令人肃然起敬，但容易得病，尤其是忧郁症。对待电视的正确态度是得之吾幸，不得吾命。对待疾病的正确态度是得之吾命，不得吾幸。如此而已，反对过度诠释。
冬天的享乐
要谈论四季之享乐（ 或曰四季之受罪 ），本质上都离不开温度以及温度的变化。
与春秋相比，冬季在气温上的全部特色就是低，贼冷。毫无疑问，低温不仅谈不上什么享受，简直就是受罪的代名词，跟人生的另一大悲苦“饿”并称为“饥寒交迫”。又见《 雷锋日记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阶级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很显然，在春天，即使没人把你当同志那么爱，你也可以主动地去爱你的同志，一到冬天，你遭的罪就是阶级敌人那个级别的，老了。
因此，冬季的享受是四季里最特别，也是最变态的，即依赖在严冬的大气候里以人工制造出春天或夏天的小气候，以人为的温差获得享受，也就是说，你必须像同志一样对待自己。
人工温度的来源很多，包括热汤，烧酒——这些都是内服的，外用的则有棉被、老棉袄、暖气、汤婆子以及作为洗澡水的热汤，等等。凡此种种，林语堂在《 京华烟云 》里有这样一个基本概括：“北京城的气氛，可以说只是用感觉去体会，而不是真正用眼睛去观看。她（ 曼娘 ）也感觉到北京冬季的魔力，干爽而寒冷的空气，璀璨晶蓝的天空，屋内御寒的舒服设备……大雪纷纷扬扬自天空飘落之时，她还能使秋海棠在屋里开放，因为厚厚的棉门帘，糊纸的窗子，厚厚的地毯，火势熊熊的煤炉子，使屋里温暖而舒适，人感到精神愉快，做事宁愿到深夜。平亚留下的黑貂皮长袍，曾太太教她改成貂皮旗袍自己穿，其实她用不着这样御寒的冬衣。”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忧 郁 症（4）
样样都好，唯嫌不够天然。纯天然的取暖享乐，我认为只有两种，第一是人。有的人，其音容笑貌不是就足以令我们“如沐春风”了吗？还有的人、准确地说，那是一些胖人，如果白天不能令我们如沐春风，至少夜里先给我们暖被窝，然后让我们搂着睡觉，都是外用内服皆宜的天然取暖工具。
当然，这两种人都相当地不好找，现而今胖人更是越来越少。因此，第二样百分百天然的温暖享受，就是晒太阳。冬天虽然寒冷，日照远不如春夏，好在还有阳光。对于善于享受冬天的人来说，冬天的太阳，就是用来晒的，而太阳也只是一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西。阳台一词，吴语做“晒台”，对于太阳的功能主义偏执，可见一斑。隆冬里，醒来一开门见满地好阳光，第一条件反射，就是要把什么东西放到这阳光里去晒晒。
要晒的东西，首先想起的是棉被，不过除了延长棉被的寿命，白天晒棉被主要还是为了夜里盖棉被的人。当棉被在冬夜里将白天吸收的阳光以味觉方式缓缓释放出来，蜷缩在棉被下面的人便梦见自己是一棵正在舒展着的幸福植物。一切像棉被那样易受空气和时间侵蚀的，都要摊在阳光底下晒它个透。所以晒棉被的时候，顺便也晒晒人。
享受还是遭罪，相当程度上都取决于发生在我们的大脑里的化学反应以及我们的心境。冬天本来就是一个适宜思考的季节（ 张潮：“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李光耀说，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不是别的而是空调，因为有了这东西，新加坡人民也可以像苦寒地带的人民那样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了。普遍生活在温带的中国人民，用不着那么刻意，我的意思是说，在冬天，我们基本不用去专注地思考哲学问题，只要稍稍调动一下想象力，就能把属于这个季节的享乐彻底开发出来——因为只有在“寒冷”的对比下才能获得“温暖”的感受，然而，这两种物理上的温度不可能长时间共存，在北海道的漫天大雪中赤身裸体泡个户外温泉，那是特例，通常的情况下，你总不至于在大雪天把火炉提到屋外去烤吧（ 想想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怎么死的 ）。
“如果秋天已经来临，冬天还会遥远吗？”“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这就是一种建立在逻辑和常识之上典型的“取暖想象”，更高级的，见李渔《 冬季行乐之法 》，一上来就提出想象力的重要：“冬天行乐，必须设身处地，幻为路上行人，备受风雪之苦，然后回想在家，则无论寒燠晦明，皆有胜人百倍之乐矣。”
李渔举例的想象素材，是一幅“雪景山水画”：“人持破伞，或策蹇驴，独行古道之中，经过悬崖之下，石作狰狞之状，人有颠蹶之形者。此等险画，隆冬之月，正宜悬挂中堂。主人对之，即是御风障雪之屏，暖胃和衷之药。”换言之，如果没有想象，一味靠人造温度取暖，不但缺乏取暖的可持续发展性，还会落得个“若杨国忠之肉阵，党太尉之羊羔美酒，初试和温，稍停则奇寒至矣”之悲凉结局。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妨把李渔那幅传说中的古画换成电视机里的《 日瓦戈医生 》或者《 古拉格群岛 》（ 包括一切以西伯利亚劳改营为背景的读物 ）卖火柴的小女孩，躲进被窝里把这些东西精读15分钟以上，就算无法像我那样把自己想象成橱窗里的肥鹅，至少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卖女孩的小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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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服了You！（1）
双膝接触地面以支撑身躯，乃直立行走之进化后果。若站不起来，就无所谓跪将下去。对于非直立行走的动物来说，跪下大概只意味着累了，歇歇脚，相当于人之跷二郎腿，非但毫无尊重臣服之意，反而有些轻浮。
如果不是返祖现象的话，下跪这个动作，就是人类从鸟兽那里有样学样而来的。“乌以反哺，托体太阳；羔以跪乳，为贽国卿。禽鸟之微，犹以孝宠”（ 蔡邕《 为陈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 》）。然而，“上跪天地，下跪父母”由一种象征性的孝行成为中华礼制的一个程序化主流姿势，并非毫无争议。
有异议者相信，下跪以及连带而来的磕头实际是北方少数民族原创，经北方汉人而流入南方。理由是：“南方潮湿，到处是泥，古代又没有什么柏油、水泥可以把地面弄干净，自然条件似乎不适于养成下跪的习惯。南方人见了尊长显贵，无非打个拱手，作个揖，唱个大喏便是。而北人就不一样，纳头便拜。北方地面干燥，拜完起身拍拍膝盖上的灰土，又可以清清爽爽站成一个模样。”
玄武门兵变之后，“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资治通鉴 》卷第一百九十一 ）。为了安抚父亲并表示自己的孝心，李世民把李渊当成“超级奶爸”，据信是对“牛羊跪乳”直接模仿的古鲜卑遗风，元代之后才由中原传入南方。
《 文山先生全集 》卷十七说文天祥被解至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而不跪，通事（ 翻译 ）命他跪，文天祥答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所谓“北跪南揖”，义正辞严的诡辩也，不妨视之为一种以身体的政治正确来保持政治正确的策略。然而许多年以后，跪拜一事终究还是从南北分裂演变为东西对抗，成为另一版本“夷夏之别”的一个重要指针。1793年，为了免向乾隆行三跪九叩这种“野蛮人或异教徒的礼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英使马戛尔尼（ Lord Macartny ）在清朝官员及乾隆面前以“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为技术性掩护，重复了一场文天祥式的诡辩。
今之视昔，“单膝下跪”（ get down on one knee ）和“双膝下跪”（ get down on one’s knees ），与其说是外交礼仪之争，其实更像一场无聊的文字游戏。
鲁迅先生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曾以“跪下”是否要译作“跪在膝之上”以及“天河”是否要译作“牛奶路”为例，指出处理该等译文需“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我个人的咀嚼结果是，在一个客体面前采取跪姿，不论礼仪的象征性还是道德之内涵，仅以人体工程学观之，最基本最直观的功能，无非就是使主体在物理高度上显得比客体要低。故不管“北跪南揖”，“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功能上都是要让自己显得比对方矮半截。
据《 事林广记 》：“凡揖人时，则稍阔其足，其立则稳。揖时须是曲其身，以眼看自己鞋头，威仪方美观。揖时亦须直其膝，不得曲了，当低其头，使手至膝畔，又不得入膝内。揖时须全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谓之鲜礼。揖尊位，则手过膝下，喏毕，以手随时起，叉手于胸前也。”可见“曲身直膝”也好，“曲一膝，曲双膝”抑或“身膝俱曲”也罢，皆是以身体高度上的差异来体现等级、尊卑和权力的秩序，对于施礼者而言，共同的潜台词就是——I服（ 伏 ）了You！
I服了You！（2）
揖和跪最本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丰富的互动性及其给主客双方带来的高度快感。被跪方的快感，来自于对下跪姿势予以还原或是保持的决定权。以近来备受争议的麦当劳“下跪”广告为例，卖方的快感得自于以“365天的优惠”之承诺向那个“因错失良机而心痛的下跪猥琐男”下达“平身”命令之权力；下跪方则以运用这一体位而达到某种诉求为乐。“跪求”者，可求助、求命、求财（ 请求延长打折期 ）、求爱——阿Q在向吴妈提出“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的要求时，不也“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吗？
当然，下跪也可以是一种以柔克刚的要挟——“你若不允，打死我也不站起来”。磕头如捣蒜，虽说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大不了我出蒜泥，你出白肉，风险是够大，但在“谁把谁吃掉”的意义上，终究还是值了。
第三次是广告
反之，下跪者和被跪者之间的互动若一旦失去默契，下跪行为本身也就随之而丧失了全部的快感和意义。
《 官场现形记 》里的清军舰长萧长贵与英军舰长会面之前，因获悉“那位外国来的带兵官是位提督大人”，因而认为“咱们都是按照做属员的礼节去见他。依着规矩，他是军门大人，咱是标下，就应该跪接才是”。熟悉洋务的六合县知县梅仁经反复劝阻无效，遂出言恐吓道：“就算你行你的礼，与我并不相干，但是外国人既不懂得中国礼信，又不会说中国话，你跪在那里，他不喊‘起去’，你还是起来不起来？”这番以“失去互动性”为核心的恐吓结果是：“萧长贵一听这个话，不禁拿手抹着脖子，为难起来。”
想当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为“协议关税、自由贸易”而来，为“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而辩，最后铩羽而归；两百年后，美国“公使”麦当劳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受惠者身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反过来虚拟了消费者向它下跪的一幕，广大中国消费者心中，难怪会大有乾隆爷当年“朕心实为不惬”以及“此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之同感。不过，我深信麦当劳并无刻意矮化消费者之意之胆（ 事实上麦当劳连讨好中国消费者都来不及，嬉皮笑脸的麦当劳大叔，看起来更是不介意随时向顾客下跪 ），M记和李奥贝纳只是因愚蠢而不经意地在兽道和人道、“夷夏”及南北之别、消费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膝下有黄金”还是“跪下（ 就 ）有黄金”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摆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一道，进行了一场“过于夸张，生硬搞笑”（ 麦当劳道歉语 ）的解构。
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一开头便讲：“历史总是重复自己，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则是笑剧。”我们若相信历史真的因全球化而已终结并不再重复，那么也就不会再有悲剧也没有笑剧——第三次又是什么？我认为，历史很可能终结于一部拉康意义上无比“淫荡”的A片，我指的正是麦当劳名为“追债篇”的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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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回忆录
心中有技，不如身上有技；一技傍身，不如多技压身，港产片里的说法是，周身刀，张张利。出来混，最要紧就是两个字：犀利。
一种技艺，通常不是课本上教的那些常识和通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多几样技艺，走遍天下谁都怕。行走江湖，武功是常识，技艺是暗器。既然学艺，就得从娃娃抓起。我小时候曾于数理化之外学习过数种技艺，主要的一种是拉小提琴，大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当年习此艺者不独我一人，情形虽不如许多年以后举国上下凡有两只手的都学钢琴，但多少算是一种现象，至少，上海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是1974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仍是既定国策。吾彼时知识虽然不多，身亦未及青年，然而未雨绸缪，学艺为的是一旦上了山或下了乡，根据不成文规定，凡能吹拉弹唱之革命青年，都有机会编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逃避上山下乡不敢，借此或可逃避田间地头的农业劳动，我抓革命，促他生产，得以以比较正常的体位来鼓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些田野工作者，以无比亢奋的大珠小珠落玉盘来鼓励他人更加亢奋地汗滴禾下土。
三年后，上山下乡人亡政息，知识青年考大学成为最新既定国策。在某种意义上，高考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山下乡，同样都是没有选择，非办不可之事。因此，全上海市（ 除专业团体之外 ）的琴声戛然而止，学艺立马歇菜。
小提琴之前，我还和同学们同学过另一种更牛×的技艺：防核武器，即“当遭受原子弹或氢弹袭击时如何迅速有效地保护自己及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