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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说的第一句“电”话，英语，由一个英国人说给一个美国人听。若脱离彼时之“实验室语境”，亦不折不扣的废话一句。汉语之首次“插电”，则发生在###人之间。据刘善龄《 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 》说：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抵伦敦，恰逢贝尔发明电话。光绪三年九月初十（ 1877年10月16日 ），郭嵩焘应工厂主毕谛邀请访问了他在伦敦附近的电气厂办公地，专门试用了刚发明不久的电话——郭嵩焘在日记中称之为“声报机器”的劳什子。电话被安置在相距约十丈的楼上和楼下的两间房内，随从张德彝下楼，公使留在楼上，于是，在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标准现代化环境里，通话开始了：郭问在初（ 张德彝 ）：“你听闻乎？”曰：“听闻。”郭：“你知觉乎？”曰：“知觉。”郭：“请数数目字。”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公使在当天日记里写下的试用报告还说：“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唯此数者分明。”
一个新用户向对方发出“你听闻乎？”之询问，合情合理，然而紧接着就问被叫方是否失去“知觉”，实在匪“夷”所思。很显然，对于西人的这项大胆假设，郭、张二人起码在通话语气上还是十分“小心求证”的，张之奉长官命而在电话里数数，想来也不会有许多年以后崔健的狂放。当然，不管是在初还是崔健，“一、二、三、四、五、六、七”和“沃森先生，过来——我等你”一样，依然还是废话。
打 错 了（3）
尽管（ 或由于 ）“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这些实验性通话或通话的实验性还是给后之电话语言风格留下了病根。早期“声报机器”技术上的话音品质问题正在让位于礼仪上的通话品质。电话礼仪这事，好像都是无师自通的，好像抄起电话就打。马季曾在《 打电话 》里对一约女友看歌剧《 刘三姐 》的男青年打电话时“废话过多”做过善意的嘲讽，但这一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非礼行为至今犹忠贞地在“第十根电线杆子下面”长存抱柱之信。今年政协大会的小组讨论上马季委员发言说：“好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 打电话 》是60年代初的作品，到现在人们还觉得有点现实意义。”
电话礼仪，除了说话要有礼貌，主要是少说或不说废话。我研究过各种文本、体例以及居心各异的电话礼仪，发现其各有侧重，但力戒废话是一致的。什么是非礼的电话？郭嵩焘和张德彝的领导有皇家风格的示范在先。据溥仪《 我的前半生 》供称，十五岁那年，在庄士敦的煽乎下，非要在养心殿安一个电话。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因担心皇帝被电话非礼（ “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外界随意打电话，岂不冒犯了天颜？” ）而以“祖制”相阻，但最终还是搞不过以“自由”相抗争的皇帝，便遂了他的心愿。翻开电话局送来的电话本，溥仪把第一通电话打到杨小楼家，还学京剧念白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对方问：“您是谁呵？”皇帝就立马挂机了。皇帝还用电话非礼过杂技演员徐狗子和东兴楼饭庄，冒充一什么宅子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当然，溥仪前半生也用电话办过一件实事，就是约见了白话文干将胡适，后者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就是把中文变得嗦起来的一种“白活文”。
CCTV去年6月曾经播出专门教授电话礼仪的节目，主讲者乃“知名礼仪与公共关系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礼仪与公共研究中心主任”。博导强调指出：“礼是尊重，从互相尊重的角度，通话时间宜短不宜长。电话打多长好呢？电话礼仪有一个规则，叫三分钟原则。长话短说，废话不说，没话别说。我们有同志打电话很寂寞，拿起话筒就跟你捉迷藏，喂，你猜我是谁啊？有自恋倾向……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浪费人家的生命，所以打电话一定要短。”
电话礼仪之方方面面，谈得都很到位，唯于“嗦”一项却未能免俗地不甚靠谱。为论证“短些短些再短些”，博导在开场白现身说法：“昨天我接了一个打错的电话，一个女孩子跟我讲，你这儿是保洁公司吗？我说是哪个保洁？宝贝的‘宝’，清洁的‘洁’？还是保卫的‘保’，清洁的‘洁’，是化妆品公司还是打扫卫生的公司？她说我找打扫卫生的那个公司，就是保持清洁的那个公司。我说你找它干吗？她说我找工作啊，我说我不是那个公司老板，你打错电话了。”
这通电话若是打到住宅，搁任何正常人那儿，都会直接挂断以“打错了”，有没有礼貌另说；若教授本人在学校外面还开着公司，除非真叫baojie或“保十洁”，否则，还是“打错了”，说文解字还是在线下玩较爽。至于“你找它干吗”之类，就有非礼之嫌了，和人家急着找工作的小姑娘比，倒显得教授自己是一个“很寂寞”的同志了。
族谱是不靠谱的
专业化的不靠谱之事，当今有三：看风水、做品牌、治疗不孕不育。因为此三种专家门诊给出的承诺，全部都发生在未来，区别只是几年、十年八年乃至下辈子。于此三大专业不靠谱之外，近来犹新增了编族谱一项，以Soho的方式专办几百上千年前的事，属于由阴处往阳里看的风水、逆向的品牌建设、倒推的治疗不孕不育。
因不肯起草即位诏书，朱棣诛方孝孺。朱棣问：“汝不顾九族乎？”孝孺答：“便十族奈我何！”朱棣遂尽捕其族人及学生（ 只为凑足十族，燕王也有“十景病” ），当着他的面逐一杀戮。这是600多年前的事了。600年来，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已，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中国人家，到现在能像第五代或第六代导演那么脉络清晰地准确上溯至第五代或第六代者，已属非常不易，何况被一次过灭了血亲、姻亲乃至主要社会关系的老方家。
“便十族奈我何”除了大无畏的勇气，还透着远见之明。方孝孺殉难603周年纪念日，终于有人站出来说：“我们方家的一支在方孝孺被诛十族时侥幸逃了出来，经过600多年后才有了我。”此人是来自合肥的22岁大学生，自称方孝孺第23代孙，证据是国家图书馆藏《 上海著姓望族 》之《 方何宗谱 》（ 以另一角度观之，此事既证实了方孝孺有远见，似也表明燕王的高度前瞻性，因其在下毒手之前根本没有理会杀孝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 ）。被一一考据出来的还有“唐宋八大家”后人甚至柳下惠后人，后者更是一猛子“由此上溯”到炎黄二老那儿去了。
专家意见不一，大多倾向于族谱并不靠谱。关于方孝孺后人一事，有明史专家说只凭借族谱这一个证明来断定自己为方孝孺的后裔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其他的旁证，况且族谱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我个人则倾向于认为，在别人的家事面前，族谱和历史学家都不一定靠谱。“只凭族谱不足为据”有理，毕竟是就封闭的文本而论，若这些专家都是CSI里的那种，那么，除了“君子之德，五世而斩”这个历史学旁证之外，我们就可以用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技术手段考据出“君子之DNA百世不迁”，并且拿这个结果来慢慢说事儿了。
我非专家，所感唯有戚戚然。天下寻根认祖之事，通常只寻好人，不认坏蛋，循的是“良祖宗驱逐劣祖宗”定律。此固人之常情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着这一信念成为王侯将相之后，王侯将相本人及其后人最想证实的则是“王侯将相，宁无种乎？”若后人不能挺身而出，别说什么君子之德，就连前者的真实性也有可能遭到怀疑。寻根认祖之宏观理学指导是敬宗收族、慎终追远，落实到修谱凡例，操作上便骤然“调控”起来，元代《 闽泉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 》特例“不书五”：“一、不道。谓悖逆大故，忘亲害事，致覆祖宗，伤害风化者，削籍不书。二、乱伦。谓子父妾，兄收弟妇，弟纳兄妻，男女无别，人所讳言者，削名不书。三、乱宗。谓本宗有应继子孙，不肯受立，而养异姓，招赘婿以乱宗支，据法不书。四、绝义。谓出承人后，赘冒人姓，日改代更，遂忘丘首，及妇人改节，与庙绝者，据义不书。五、辱先。谓为僧道，为尼祝，为巫娼，为娼妓，为伶优，为奴隶，为穿窬，及趋奉异教者，皆削不书。”
书此书彼，认谁不认谁，不仅是一种可操作的文化规范，也早已内化为人之常情。问题是，族谱虽经重重过滤，一旦有人较起真来，也能生出许多是非。近有自考为柳下惠后人的柳哲先生因不满有博客名“柳下秽”者而“不排除通过舆论和法律为祖先讨公道”：“有人怀疑柳下惠是传说中人物，有的非常不恭地说他性无能，我们海内外数百万柳氏后人感到愤慨，向博客网领导提出抗议，要求尽快撤消‘柳下秽’网名，对该网民真实身份进行调查，在博客网论坛首页向柳下惠后人公开道歉。”
认“圣之和者”（ 孔、孟评语 ）柳下惠为祖，符合“良祖宗驱逐劣祖宗”定律，本来没什么好说的，但“柳下两兄弟，一王一圣人”怎么办？“盗跖”怎么说？“柳下跖怒孔老二”又该如何正确对待？“柳下秽”之辩若因此而扩大化为柳、孔之争，人多势众的海内外孔家后人要是也较起真来，柳氏一门又将如何应战？或者，两家联手，矛头一致对准挑拨离间、炮制“巧伪人”之不恭骂名的庄子后人，再顺藤摸瓜地一把揪出在《 史记 》中为柳氏祖先树立了“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这种变态形象的司马迁后人，看他们杀得兴起，方孝孺后人VS朱元璋后人，岳飞后人VS秦桧后人，第二、第三战场相继开辟，再卷入包公后人（ 周星驰？ ）和陈世美后人（ 陈小春？ ），届时所要处理的，就不只是“若干”的历史问题了。
李敖说，蒋氏及国民党高层的政坛关系“是由一根生殖器串起来的”。其实任何人欲以考据之法归宗认祖，除此之外也不能依靠别的东西。好生把族谱串起来就是，以生殖器的名义打闹，就更不靠谱，甚至离谱了。
我的太空奥德赛
普鲁斯特这样写道：“一个人本不愿旅行，并为此烦恼多时，最后来到车站才下决心取消旅行，于是高高兴兴回到家中解开行装。”在太空旅行一事上，这正是最适用于我的心情写照。
第一次听说美国太空探险公司首次向中国公民推出“私人太空旅游”服务的消息，我着着实实地为此烦恼了整整七天。对于我这么一个连坐趟飞机也思前想后、提心吊胆的人来说，“私人太空旅游”实在是人类的一小步，个人的一大步。最现实的困难是，本人的体重长期保持在80公斤以上，而目前把每公斤物体送入太空的成本据说是50000美元，照此推算，要把鄙人这样的庞然大物送上太空，我得花费400万美金，足够我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闲庭信步爽一辈子的了——唯一不解的是，众所周知，任何物体进入太空之后都将处在失重状态，也就是说，按重量收费的政策近乎商业欺诈，最起码在一个文科生看来。
无论如何，最终我还是“下决心取消旅行”，并且躺在床上就高高兴兴地解开了思想上的包袱。毋庸置疑，这绝对是一种酸葡萄心理，然而即便是酸葡萄，却也各有各的酸法——例如，如果说太空开发在大家看来乃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时代大搞军备竞赛的恶性竞争，那么，向中国消费者隆重推出的“私人太空游”，在我个人看来，大致上就属于一项“军转民”产品，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冰箱、摩托车实在也差不太多。
正所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我想，这一次我的思想应该是走得实在太远了，远得足以把我绕回原地。想想，花2000万美元，参加轨道太空飞行的旅行者将在太空国际空间站上居住8天，环绕地球120周（ 约300万英里 ），体验身处浩瀚宇宙空间的奇异感觉——很好，但是吃饭怎么办？偶尔坐火车出趟远门，我连餐车里的晚、午两餐都受不了，别说整整8天了。我尝过杨利伟在天上用的罐装食品，味道可以接受，问题是，当时我乃结结实实地站在自家厨房的地面上打开那些太空罐头的，但是根据前苏联联盟30号和联盟31号飞船上安装的“电子味觉测量仪”的测试报告证实，一旦进入失重状态，人的味觉也将随之失调甚至失去，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在我面前摆上整套的满汉全席请我连吃8天，也丝毫无助于削弱我将记你丫一辈子仇的坚定决心。
退一万步，看在“体验身处浩瀚宇宙空间的奇异感觉”份上，吃不好也就算了，然而“电子味觉测量仪”在联盟30号和联盟31号飞船上还记录到另一项“奇异的感觉”：即失重飞行初期（ 2至6天 ），由于胃肠道蠕动减慢，导致肠道中气体存量偏高，从而导致航天飞行者在飞行途中放屁紊乱，或一吃就放，并一直持续到饭后1小时，或有屁放不出来，进退两难。虽说此症状在6天之后将逐步消失，但是对于8天团的团友来说，此时离降落也不远了。
除了肚子里太空，“太空8天团”更严重的问题是抽烟。在长达192小时昏天黑地的旅途中，不会有吸烟区，不会有团友，更不会有善于说段子的饶舌导游和性感的地陪或妖艳的全陪。说到段子，倒想起这样一个：NASA为了进行某项测试，请了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男人上太空，每人只准携带50公斤重的随身物品登机。美国人带了50公斤重的健身器材，俄国人带了50公斤重的美女一名，韩国人爱抽烟，乃携卷烟50公斤。一年之后，太空船返回地面，三人会见记者，但见美国人因在太空舱里健了一年的身，变身为大只佬一名；俄国佬也不赖，没闲着，和美女生了一个健康的太空婴儿，一家三口红光满面，唯独韩国人面黄肌瘦，一脸郁闷。一众记者遂异口同声道：“O，您这一定是抽烟抽的吧。”
“别提了，”韩国人答，“NND忘了带打火机！”
如果你酷爱裴勇俊，大可把忘带打火机那位的国籍换成美国、俄国或日本，就像前面看着像奔驰后面瞧着像宝马的韩国车那样，几乎所有的段子都是一个开放文本，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本人乃是5000万中国烟民中资深的一员。就算我带了一整箱温州打火机、甚至高举奥运火炬登机——就算有吸烟区吧，终因吃不好饭，也就丧失了饭后烟的乐趣。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太空旅游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整整8天不吃饭、不抽烟，没事光放屁或有事不放屁。就算我把一切都强忍了，但是，万一我在天上真的没看到地球上的长城或万一我确实看到了，从天而降之后，面对地面上那些执着的人们，将要如何解释，如何交代？又将情何以堪？
正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从前，我们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从前，我们仰望头上的星空，俯察内心的道德，素是素了点，可大家伙的太空旅游生活还是搞得很丰富、很靠谱，不但省老了钱，更全然没有以上这些烦恼。库布里克本人也从未报名参加过任何太空旅行团，照样玩得爽翻，而且，据说也就是吃了些药，跟嫦娥当年所选择的太空飞行模式，基本上一模一样。（＇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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