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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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的天堂- 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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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豆豆的表现欲被老哥彻底激活了,很骄傲地说:“叔叔,我还会数学呢,你考考我。”
  老哥马上配合着出起十以内的加减法来,还别有用心地说:“现在豆豆和贝贝抢答啊,谁做对了,我就奖谁一个大拇指。”
  结果十道题下来,豆豆得到了十个大拇指。还没学数学的贝贝,愣愣地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俩表演,像个十足的傻瓜。


  老哥的同事看自己的女儿表现那么好,高兴地对他太太说:“你什么时候教了她那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呢。”
  老哥一听,立即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是:“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你。”
  我气得要命,也非常心疼贝贝。但是第一次去他同事家,而且除我和贝贝两个白痴外,其他的人都似乎陶醉在豆豆的秀场里。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起贝贝唱歌其实很好听的,就出来圆场说:“现在我们来点才艺表演好不?贝贝,给大家唱首歌,你唱歌最好听了。”
  没想到贝贝头也不抬地说:“我不会。”
  我讪笑着:“哦,你想跳舞?来,贝贝最会跳舞了。”
  “不会。”她又来了这么一句。显然,她的心情已经彻底搞坏了,不过这一点只有我知道。老哥有点尴尬地笑了笑,似乎觉得很没面子。
  我趁机说:“贝贝今天累了,也比较晚了,我们回家吧。”
  把贝贝哄睡以后,我在书房找到老哥,冲他恶狠狠地说:“你是故意的!”老哥看我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没有应声。
  “看我和贝贝扮演白痴,你很爽吧?”我准备发起进攻。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难道我不爱她,我不爱你?”
  “孩子也有自尊心,你知不知道?你那样做可能直接影响她以后的自信,你知道吗?”我继续气势汹汹。
  “我只是想刺激她一下,已经三岁了,也应该学习了。”老哥一副无辜的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教?三字经上说了,‘子不教,父之过’,又没说是母之过,你想要教她学习,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地拉我们出去出丑?”我想着他在他们家看我时那阴险狡诈的眼神就生气。
  老哥被我噎住了。我继续反攻:“你不能发现自己孩子的优点,还拿她没学的东西跟人家去对比,我看你根本不配做父亲!难道她以后不会识字?以后不会十以内的加减法?我告诉你,给孩子一个快乐、自信的童年,比什么都重要!”
  “别的孩子在学习,她不学习,就可能输在起跑线上。我们不去比较,她自己也会比较,她发现自己不如别人,一样会影响自信!”老哥也急了。
  
那一夜我和贝贝成了白痴(2)
“别人发疯,我们不要跟着发疯好不好?才几岁的孩子,就要背多少唐诗、认多少汉字、一分钟以内要做多少道数学题,还有那么多兴趣班要上,你不觉得他们太可怜了吗?人家国外的小孩,小学三年级都还在疯玩。”
  “但我们是在中国,我们的国情就是这样,就是应试教育,就是会甩掉那些成绩差的人,就是考那些几十年不变的东西。”
  我这才发现,关于贝贝的教育,确实得考虑了,得统一意见了,否则,以后有吵不完的架。很多家庭都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吵个没完没了,弄得孩子都无所适从。
  但我们这样吵,显然不能解决问题,而只是在极力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已,孩子的教育,不是父母用来一较高下的。
  我叹了口气,说:“好吧,看来这个问题今天不可能有结论,而且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都得好好思考才行,暂时放一放吧。”
  老哥也赶紧顺着台阶下来,说:“我们多看点家庭教育方面的书,多请教下这方面的专家,再讨论吧。”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去深圳书城、当当网、亚马逊图书网淘了很多有关家庭教育的书,边读边热烈地讨论,去一些专业的少儿教育网站、专栏上遛,收获了很多建议,另外请教了许多专家和有经验或者教训的父母。
  我们这才发现,教育孩子原来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办的事情之一。而且越看那些书,越跟那些专家交流,越觉得压力巨大。
  有一天,贝贝的一个玩具坏了,满怀希望地找老哥帮她修。老哥看了看说:“不行,修不好了。”贝贝很吃惊地问他:“爸爸,你不是很厉害的吗?”
  一听这话,老哥忙对贝贝说:“你等下啊。”然后迅速拉着我去别的房间,像面对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很紧张地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觉得呢。”
  “我的第一反应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它修好,维护她心目中的老爸形象,但又一想,是不是应该告诉她这个事实:你老爸虽然厉害,但也有些事情是办不到的。”
  我说应该告诉她事实。老哥犹豫了一会说:“要不,我们请教下专家?”我听了哈哈大笑:“这样做爸妈不得累死?”
  后来,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下,对教育贝贝定了几条原则:一、先尽可能做好自己;二、学习做爸妈;三、重点教她做人、做女人的基本理念;四、对于老哥所关心的学习,我们决定抓住她的敏感期,培养她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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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孩子的教育只能以一个人为主导,另一个人密切配合。我和老哥确定了“妇唱夫随”的策略,后来居然配合默契。
  贝贝的眼睛从四岁开始矫正视力,必须少用眼,我只同意她在每周六看一次碟。有一个周一的晚上,她很想看芭比的碟,我不让,贝贝很委屈地哭着去找“爸爸”。老哥听贝贝说完后,同仇敌忾地说:“哎呀,想看又不让看的时候真是很难受的,很伤心的,怪不得你要哭了。”贝贝看老哥那么理解他,贴着老哥的脸“呜呜”地哭了起来,眼泪擦了他一脸。
  过了一会,老哥看贝贝发泄得差不多了,说:“咳,妈妈怎么那么偏心眼呢,只对你好,我眼睛也近视了,她就完全不管。我看电视、看书他都不管,害得我一天到晚戴着眼镜,又难看又麻烦,我简直烦死戴眼镜了,贝贝,我把眼镜送给你吧,等你长大了戴。”贝贝一听,立即从老哥身上跳了下来:“我才不要呢,那么丑,我只要不看碟,过几个月眼睛就矫正好了。”
  确定了这几条以后,我们依然很忐忑,不知道能不能做好爸妈,面对孩子,似乎没办法不担心点什么。做父母的,难道都这样吗?
  
绝对的门当户对(1)
2001年到2003年,是我们家的事故高发时段,我们没有回避问题,没有掩盖问题,而是认真地解决问题,一旦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说服自己妥协,或者说接受。值得庆幸的是,那些问题都来得比较早,而且大多在始发阶段就试解着决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磨合期里,我和老哥的爱,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那么困难,妥协起来也不那么难受,为了自己的爱人,无论怎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通过这一段时期,我们更深入地明白了彼此的需要,接受了彼此的方式,也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我们心里,逐渐涌出越来越成熟的幸福感。
  之后,我们的婚姻真如老哥所说,成了一个幸福的陷阱。当我跟朋友们娓娓道来地说着我们生活中那些点滴时,朋友们听完,常常疑惑地问:“你们俩为什么这么好呢?”
  是啊,我们为什么这么好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常常自问。有一次,我觉得找到了答案,半搞笑地对老哥说:“我知道了,就是门当户对。”没想到老哥立即反驳:“谁说的?你显然是高攀了嘛。”
  然后这家伙开始进行分析比较:“你看,我们虽然都来自在农村,但我出生在大别山区,海拔有800多米,而你,出生在典型的江南丘陵,海拔才两三百米,你不是高攀是什么?”
  我大笑:“对哦,你老爸还是老一辈公社党委书记呢,多大的官啊,威震一方。而我老爸,他老人家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只是村长,我不是高攀是什么?”
  老哥来劲了:“嘿嘿,还有呢,我们家兄弟姐妹有九个,你们家才五个,我小时候,谁都不敢惹的。”
  我看到自己整个不具备比较优势,开始狡猾地变向:“不过我们两家也有很多共同点啊,我们的妈妈都没有读过书,两家都一样穷啊。”
  没想到这家伙不依不饶:“胡说,我们家比你们家穷多了。你上初中之前,夏天穿过鞋子没有?穿过吧?我从来没有,都是打赤脚。我要到县城上高中的时候,老爸才下死力给我买了一双凉鞋,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抱怨‘天怎么还不亮’。第二天一穿上那双鞋,我感觉那个幸福啊……”
  我说我上小学时,中午都是吃自己带的冷饭。老哥说:“你还有饭吃?我是带两个土豆,在学校蒸熟后当午饭的。”
  我说我上中学时,在家带一罐用罐头瓶子装的菜,要吃一个星期。老哥说:“你还有菜吃?我都是带辣酱,舀一勺辣酱往热饭里面一埋,又咸又辣,吃得满头大汗。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主要靠辣酱下饭,总感觉吃不饱。有一次,先打了三两米的饭,伴着辣酱吃完,简直没感觉,又打了三两米饭,还是伴着辣酱吃完,有点感觉了,但还没饱。我豁出去了,反正六两米的饭都吃完了,干脆饱他一次,再打了三两,这下终于吃饱了。”
  接着,我们开始讲小时候所做的各种事情。虽然他家在湖北大别山区,我家在湖南农村,但我们所干的事情都非常相似,比如放牛,比如扯猪草。
  老哥说他小时候干的事情主要是打柴,而我们老家产煤,不用打柴,但我也要用刀,我要用刀割牛草。
  老哥说他不太会打柴,打得很慢,用柴刀也不顺。他十多岁时有一次砍柴,拿刀的手一挥,不小心砍到另一只手的手背。他抬起受伤的手一看,白骨赫然醒目,赶紧往家里跑,才跑几步远,血喷射出来,他赶紧在草地上抓了一把泥土按住伤口。跑到家的时候,按在伤口上的泥土都被血冲走了。
  他说完把手给我看,现在还有一条三厘米长的伤疤。后来我每次摸他的手,都会不由自主地摸摸他的那道伤疤,为十多岁的老哥心痛。
  那个晚上我们一直在讲我们小时候的事,开始坐在沙发上讲,后来一边洗澡一边讲,最后躺到床上讲,一直讲到凌晨三点多,最后得出结论:我们是绝对的门当户对。
  我颇有感触地说,先辈们真是英明,总结出了“门当户对”这个婚姻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在运行了几千年后,依然应该成为择偶最科学的标准。老哥后来惊奇地发现朋友当中那些不幸福的婚姻,根源都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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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门当户对(2)
当然,说婚姻要“门当户对”,不是看重门第,更不是有什么阶级等级观念。而是我发现,只有“门当户对”,两个人才会有类似的经历,才有可以被理解的过去,有可以畅谈的往事,有继往开来的基础,有像我和老哥那样,可以比着吹牛的各种骄傲,无论是比穷,还是比富,无论是比砍柴,还是比打猪草。
  
多年的师生恋
用今天的话来说,“门当户对”的婚姻,能使两个人有类似的知识结构,有可以兼容的资讯,能资讯轻松地对接,形成两个人从过去到现在的了解和理解。


  令人称奇的是,我们发现,我和老哥在认识之后的知识结构也几乎一模一样。
  我读本科时,学的是中文,而老哥对文学向来很感兴趣,他看的文学类书籍一点不比我这读中文系的少。读中学时,他曾梦想当作家。我们在一起讲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时,我一不小心会遭到他的取笑。
  老哥本科读的法律专业,他后来又让我也读完了所有法律专业本科生必读的书,并让我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跨专业考上的经济法学研究生,我们还师从同一个导师,直到今天,他老人家作为我们俩最老的义务品牌宣传员,让我们俩在母校的名声如同学校门口的那两棵梧桐树,茁壮成长。
  我毕业分配到深圳后,“投身”新闻事业,而老哥高考时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对新闻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比我这正宗报人要厉害得多,他常以一个刁难的读者的立场,对我的稿件提出各种蛮横的问题,使我不得不在发稿前一改再改。
  至于我所就职的第一家报社,他在我去这家报社投递简历前,就已经自费订阅一年。老哥对这份报纸的热爱,比我们为这份报纸工作过的人多得多。
  我到现在就职的报社负责金融板块时,老哥已经在银行工作了五年,我在他的正面引导以及旁敲侧击下,又学习了另一个专业——金融。
  在我们多年的师徒生涯中,除了感受我们的“师生恋”,我还无数次被又爱又恨地骂成“笨蛋”、“傻瓜”,自尊心常常遭遇“重创”。
  直到后来我在家革命性地建立“模拟法庭”,老哥接到案件,在正式开庭前,我作为本案对方当事人,在家模拟开庭。
  老哥开完庭回来后,常大笑着打趣我:“对方当事人请的律师如果有你一半厉害,我就完蛋了。”我这时就会得意:“哼,知道本律师的厉害了吧?哈哈!”我常以这样的一声大笑,来刷新我所有“笨蛋”之类的负面称谓。
  十多年的互相渗透,我和老哥的知识结构变得惊人的相似。只是,这家伙几乎总比我高明,每当这时候,我就非常讨好地说:“我是小女人嘛。”、“谁叫你是我老哥呢?”而当我真的以非常佩服的语气,问老哥怎么那么厉害时,他会在我面前做难得一见的谦虚状:“我是你哥嘛。”
  知识结构的惊人相似,使得我和老哥几乎无话不谈,十多年来,一直无话不谈。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无论房地产还是金融,无论投资理财还是女儿教育,无论国家大事还是鸡毛蒜皮,无论司法制度还是新闻自由,无论音乐还是影碟,总之,一切的一切。我能说的话,老哥都能懂,老哥关心的话题,我都明白。有时,我们越聊越兴奋,到半夜一、两点还睡不着。
  当然,我和老哥最喜欢的,还是情话,我们俩都喜欢表达爱,喜欢自酿蜂蜜,把彼此淹死。
  
最好的朋友
老哥不是个很主动的人,特别是在交往上。所以他的朋友不多,更准确地说,他的朋友很少。当我跟他说到这一点时,他毫不在意地说:“我有你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老哥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门当户对”,我们的知识结构惊人的相似,我们无话不谈,所以我们沟通最充分,最了解彼此,最懂得欣赏对方,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们俩有时不知不觉地说着互相崇拜的话,像两个喝醉了酒的哥们,极其认真地说着“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之类的话。
  正是这种“最好的朋友”关系,成了我们婚姻的肥沃土壤。九年来,我们在这块土壤里变着各种戏法耕种,让它开各种花,结各种果。
  在“最好的朋友”里加进浪漫,我们就变成情人。在马尔代夫海边的月光里共眠,在新疆白桦林###“儿童不宜”的照片,在土耳其古老的街道上,静夜徘徊。
  在“最好的朋友”里加进责任,我们就变成夫妻。我要变着法子为老哥做5块钱的美味佳肴,要让老哥尽可能地感觉舒服。而老哥要把一个男人的好,尽量让他身边的女人知道。
  在“最好的朋友”里加进耍赖、任性、撒娇,我们就变成父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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