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伟篮坛风云路- 第1部分

序
公元2009年1月16日，星期五，下午5时许，北京崇文区，两广路，通正国际大厦14层，主任办公室。
　　那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送走了《体坛周报》记者杨毅、刘骁，我独自坐在办公桌旁，望着毗邻小区“幸福家园”的灯火，思潮起伏、浮想联翩。
　　这天上午，听说下周一国家体育总局就要宣布篮管中心主任的任免决定后，杨毅打来电话，坚持要来做“最后的采访”，拗不过他，我就答应了。杨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记者。记得十年前，他刚在《北京青年报》实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儿，有股冲劲，什么都敢写，没少给我们添麻烦，而他现在已经是《体坛周报》副主编、资深的篮球记者兼评论员了。时光如梭，后生可畏啊！
　　接受杨毅的采访十分轻松，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想必都是读者感兴趣的事情。看似不经意地、时而突兀地提出的问题显示出他是有备而来的，体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素养和洞察力。三天之后，他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李元伟时代，让历史去做评判！》
　　对于退休我是早有准备的，心情一直是平静而洒脱的；不知今天为什么有些激动，或许是杨毅的采访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过去五年多难忘的岁月。
　　是的，五年半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回头望望，这五年似乎做了不少事情，又似乎没来得及做成更多的事情，但我可以说，过去的五年是不平静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起码是不平庸的五年。
　　回首过往，也留有不少遗憾。许多事情仅是开了一个头，例如CBA联赛的市场化探索正处在紧要关头；提高国家队国际竞争力的尝试有待于总结发扬光大；营造篮球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等工作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篮球文化建设、篮球博物馆建设、CBO联赛、资源整合与开发等，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五年时间根本来不及做这么多事情，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有些事情做得粗糙，跟进乏力，制度化建设滞后，专业化建设不足，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留待后人总结批评。能够开个头也是一件好事，毕竟经过努力，做了起来，可以为后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多一些选择。
　　退休以后，从繁忙的工作和巨大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使我有机会沉淀下来，对过去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思索中国篮球的发展道路，我把这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对未来中国篮球的前途，我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我相信中国篮球会越来越好，即便有曲折、有反复也是暂时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至于我在“主政”期间所起的作用，正像我在告别会上所讲的：“中国篮球的历史不是从我开始的，也不会由我结束。我只是接过篮球发展接力赛中间的一棒，尽心尽力地跑好这一棒，相信今后的同志们会越跑越好。”
　　不少朋友都劝我写一本书，讲讲这几年的经历和思考，给后人留下一些东西。五年毕竟只是沧海一粟，时间太短暂了，是不是值得写，有没有人感兴趣，我拿不准。但朋友们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一段历史、一段探索，应该把它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何况这段历史凝结了许多人的智慧和心血。正是这句话打动了我。是的，这不单是我个人的事情。我有责任将这段历史记载下来，供后人研判。
　　中国篮球应该怎么搞？我不能说得很清楚，但我想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应该顺应现代篮球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合中国国情，遵照篮球运动规律和市场规律办事，才能不断有所进步。这几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认知在不断探索、实践和创新。所作所为不敢说都是对的，但对未来中国篮球的发展一定是有价值的。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描述、评论人和事，以平和、开阔、包容的心态来观察、审视现代篮球和中国篮球的发展变化。要谈清楚一些事情，必然涉及到人，所以在这本书里也涉及到几位同志，希望不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和困扰。凡是自传类的作品，都不能摆脱主观的成分，我只是希望主观的东西尽可能少一些。管中窥豹，偶有心得，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大家评判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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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重归（1）
泰戈尔说：“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在历史的天空中，个体是渺小的；在个体的世界里，岁月的车轮却总会留下历史的痕迹。
　　2003年6月13日，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由此开始。
　　这一天，我重新回到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
　　这一年，我55岁。
　　我能在55岁这一年成为中国篮球的掌门人，是有历史原因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机缘，篮球总是出现在我人生的某个节点上，影响我以后的道路。
　　之所以叫做重归，是因为之前我曾经在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过两年半的时间。事情要从1997年说起，那是8月里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国家体委人事司的电话，通知我参加篮管中心的筹备工作，当时参与筹备工作的还有信兰成同志和续川同志。三个月后，篮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我即从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的岗位上调到篮管中心任副主任，到2000年5月调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任职。
　　早期篮管中心的棘手事儿
　　1997年之所以有机会从学校调到篮管中心工作，与我的篮球专业有关。1973年北京体育大学招生，凭借在篮球方面的特长，我幸运地被录取，当了三年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在了学校，在篮球教研室任教，一直工作到1988年。这期间我还考取了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之后作为访问学者到莫斯科体育大学进修了一年半时间。
　　可以说我人生最好的年华，都和篮球息息相关。青少年时代打篮球的日子帮我摆脱了精神贫乏、寂寞所带来的种种困扰，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乐观的心态，也让我在打篮球的过程中学会了写作和奋斗。这是我最喜爱也是我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我对它充满了感情，当然也在多年工作中对中国篮球的发展积累了很多心得、想法。
　　早期在篮管中心任职的两年多时间，我先后分管过训练、竞赛、青少年培养和办公室综合事务等工作，熟悉了全国篮球运动的情况。这为我后来担任篮管中心主任打下了基础。在前期的工作中，有两个突发事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对我后　　1972年山西长治轴承厂篮球队合影；左边第四人为李元伟
　　面的“执政”理念影响甚大。
　　一个事件是发生在1998～1999赛季的改分、改表事件。这是发生在当时的两起记录台违规事件，前后间隔不长，都发生在四川蓝剑俱乐部队主场，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对联赛产生了重大影响。事件发生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山东、吉林两支队伍到四川打客场，被当时的四川省体育馆记录台工作人员分别在比赛时间和比赛记分表上做了手脚，从而输掉了比赛。此后尽管经过查证，篮管中心对四川蓝剑俱乐部和相关当事人进行了严厉处罚，但由于《国际篮球竞赛规则》规定，比赛结果一旦生效即不能更改，因此影响了山东、吉林两队的名次。
　　事情发生后两地球迷群情激愤，投诉抗议，出现了报复的倾向，甚至有球迷协会公开声称要在全国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到北京来*。这使我们十分紧张，显然这已给后续比赛带来了隐患。当时我分管竞赛工作，感觉十分棘手，必须想办法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吉林、山东省体委和俱乐部的配合下，我采用了与两地球迷代表直接对话的方式，在长春和济南分别与数十位球迷代表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从尊重球迷的角度出发，解释了相关规则精神并呼吁球迷顾全联赛大局，得到了球迷代表的谅解。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山东永安俱乐部有一位球迷代表邢大妈，五十多岁，是一位“双栖”球迷，先迷足球，后爱篮球。她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对篮球足球运动一片赤诚，讲起话来朴实无华、态度真诚，说到激动处声泪俱下。那份真挚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球迷们对篮管中心高层领导能够直接与球迷见面，倾听他们的想法，十分感动，因而从内心愿意配合篮管中心的工作。在与山东球迷对话后，在比赛当天的济南体育馆里甚至打出了欢迎李主任的横幅。这个结果应该得益于我长期在院校工作，习惯了与群众面对面做工作。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也大大加重了球迷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引子：重归（2）
另一个事件是发生在1999～2000赛季的奥神、前卫合并风波，10家俱乐部集体抗争的事件。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差一点就造成当年甲A联赛“停摆”的后果。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9月26日，奥神和前卫两个俱乐部突然向篮管中心提交了一个合并的方案，要求在占有两个甲A名额的同时，完成强强联合。这个方案递交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篮管中心规定的注册时间，没想到中心内部有人私下里已经和奥神有了某种默契。篮管中心在10月5日同意了这个方案，理由也很勉强，就是规则上对这种合并没有限定。这当然引起了其余10家俱乐部的强烈不满，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公平原则，坚决反对这样的合并。双方互不相让，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对立阵营，而篮管中心夹在中间，处境十分尴尬。10家俱乐部在武汉开会，之后联名上书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如果前卫、奥神合并，那么其他俱乐部将联合退出甲A联赛。
　　事态发展到后期，10家俱乐部总经理拒绝出席联赛的新闻发布会，将矛盾公开暴露在总局领导、媒体和赞助商面前，开创了联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先例。奥神俱乐部的表现也很强势，他们的一位负责人居然蛮横地说：“篮球是什么，不就是玩吗？合并又怎么了，不过是名称问题，爱叫什么叫什么，叫王八蛋也行，管得着吗？”一语激起众怒。此时联赛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按计划新联赛将于11月21日开打，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联赛真的“停摆”，损失将极为惨重，这个后果谁也承担不起。当时负责联赛推广的国际管理集团（IMG）和赞助商忧心如焚，媒体也极为关注。
　　那个期间我正率团在韩国、日本访问。11月4日在我由韩国到达日本的当天接到篮管中心办公室秘书徐岚打来的电话，通知我总局领导要求我立即赶回北京，协助处理此事。我只好改签机票，于11月6日匆匆回到北京。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回到家里，我打开电视机，在BTV6频道上看到10家俱乐部总经理在武汉开会的情景。10个俱乐部老总把手放在一起高喊“加油”。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到篮管中心，大家统一了思想，鉴于当时形势危急，最终决定接受大多数俱乐部的意见，奥神、前卫合并成一支队伍参加甲A联赛，余下一个名额由甲B联赛第一名的湖北队替补。然后中心领导分头做有关各方的工作，我被分配去做“造反”俱乐部的工作。我于当天赶到烟台，与五个俱乐部总经理见面，有理有据地规劝，软硬兼施，最终达成了谅解。事情的结局是大家聚集到北京，由体育总局张发强副局长、竞技体育司吴寿章司长出面召*议，有关各方都做了自我批评。其实，在这个事件中牺牲最大的是前卫队，好不容易打上甲A了，但队伍却分化了，原先队伍中很多年轻人的前程也受到了影响。
　　我在这两件事情中经受了洗礼，深切领会到作为一个运动项目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站在公正立场上处理问题是多么重要。
　　力主体科所三年改革
　　2000年5月，我离开篮管中心副主任的职位，前往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当所长。
　　当时离开篮管中心的细节如今已经没有印象了，肯定谈不上伤感，不过惋惜之情还是有的。当时我对篮球运动发展状况不是很满意，从内心里觉得本来可以搞得更好一些，发展得更快一些，对当时中心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也有一些看法。

引子：重归（3）
不过，那已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了，服从组织分配，去干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是第一位的。抱着这样的态度，我前往体育科研所就职。
　　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司局级单位担任一把手职务，能够有机会施展一下自己的身手，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基于我做副手六年的经历，我深知，一个单位一把手的精神状态十分重要，它对这个单位的前途具有重大影响。如果一把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小富即安、做太平官，就不可能使单位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把一把手看作一个单位的发动机，应该是单位运转的原动力，要具备推动事业发展的热情和能力。为此，我时常问自己：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还能够做些什么？督促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改变局面，争取好的前途。
　　这是充实的三年，也是我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三年。
　　体育科研所是一个老所，成立于1958年，是体育系统科研机构的龙头老大；拥有过许多闻名遐迩的研究员和教授；曾经为国家体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目前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信息中心、兴奋剂检测中心都是从这个所分出去的。
　　长期以来，科研所就在体育系统内运行，在国家科技界知名度很低。我去科技部咨询科技体制改革相关工作时，有关负责人竟然很吃惊：居然还有个体育科研所！
　　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这个曾经辉煌的老所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并逐渐落伍。到2000年前后，科研所已经面临着生存危机：负担沉重，经费短缺，设备陈旧，学科带头人年龄老化，中青年学术骨干流失；有点创收能力的研究室都分出去自立门户，剩下的部门无心进取。当时的科研所正处在一个不知该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
　　我去了之后提出了一个想法，要让科研人员有尊严地工作、生活。按照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精神，进行了机构调整、人员分流、转变机制、加大投入。
　　当时我从单位门脸开始改建，把体科所（体育科研所简称）破旧的门脸改造一新，明亮气派的灯箱宣传广告一字儿排开；还从总局申请到了专项改建经费，要把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办公大楼装饰一新；组织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活动，借助全民健身热潮打响国民体质监测的牌子；花重金设计了全套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把体科所作为一个品牌进行推广，为它专设标志……
　　三年时间，我们确实见到了效益，也凝聚了人气，原本默默无闻的体科所成为国家重点科研单位，经费由原来的700万元增加到2　100万元。而在后来的雅典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取得突破，体科所在幕后作出很大贡献。
　　在2008年出版的体科所所史《体科奋进五十年》中写道：“1999年至2003年，是科研所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公益性研究机构性质的确定从根本上解决了科研所的生存之忧、发展之虞，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一个人和业兴的新局面开始出现。”
　　要说再见的时候，心里是感伤的，三年时间里，我和体科所的同志们从困境做起，并肩战斗，一起走上了充满希望的光明大道。想起那些我曾经承诺却还没有做到的事情，想起那些信任我、跟随我做了大量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