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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梅塞德斯230”（Mercedes230）。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Nasel）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 CAMP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Kadula Camp难民营53岁的Muhanmed Yosef由于他十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AL AMAR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照相。
下午三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Ramallah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四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挂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坦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警”，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l Press Service ，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它们是JinJin的Hitteen PressOffice和Nablus的JournalistMuhamad Amireh 办事处（Hiheen Press Office inJinJin，The Office of the Journalist Muhamad Amireh in Nablus ）。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十九、坦克，进攻！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Irit Ben－aba）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本—阿巴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摩加迪沙”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联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国家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常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绝。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儿们。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唐师曾，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九七年以后仍能继续其在香港的领事馆。
……“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看到过我写的这段故事。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花20个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罐可口可乐。之后揣起吃剩下的两只“皮塔”饼当作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则在街上买大饼吃。这样就可以把拨给我用10天的经费用20天，指挥我的林老板命令我尽量节约每一美分，争取在以色列坚持到最后一天。以色列的物价实在太贵，我住的饭店仅住宿费一天要收180美元。
饭后，我和村田照例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层的以色列国防军（IDO）办事处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一位以军少尉告诉我们，可能要有一次装甲演习。我和村田在登记处报了名。
可直到2月12日夜，我要求采访以色列国防军装甲演习的申请还没批下来。这时，新华社文字记者朱界飞也由开罗经陆路进入以色列，经与他协商，他去搞专访，我则设法采访装甲兵演习。
以色列从立国之日起就离不开它的装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布雷·亚眠之战以来，坦克就因集炮火、机动性、通讯能力于一身而成为地面战场起决定作用的兵种。凡是掌握坦克战精髓的军人都获意外的成功：象法国的古德里安、美国的巴顿、苏联的马利诺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龙。以色列制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据称是与美国M－1艾布拉姆斯、英国奇伏坦、德国豹Ⅱ同样优秀而神秘的坦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古德里安就命令施图卡飞行员坐在冲锋的坦克分队前导车上以达到空地协同作战的目的，德军坦克在冲锋中一旦遇到敌人战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图卡飞行员就呼叫施图卡飞机空中压制，从而协同突破敌军防线。
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国防军把空地协作、步坦配合发挥到尽善尽美，战无不克的程度。直发展到1982年阿里尔·沙龙率以军锲入贝鲁特，将巴解总部驱赶到北非的突尼斯。
为了一睹以军装甲集团的真容，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那位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
2月13日清晨，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松川贵合租一车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车队。此次成行，可能有赖于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预，我成为20位记者中的第18位。
在我们车队前面是一辆雪佛莱大吉普，车尾两根4米多高的鞭状天线被尼龙绳勒向斜后方。紧贴其右后方的是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端“加里尔”步枪戴凯福拉钢盔的警卫。
进入内吉夫大沙漠后，我们沿着一条用以色列国旗和红白、绿黑、红黑、绿白、黄黑相间的标志旗指引的一条简易公路飞驰。
我们租的桑巴路底盘不断地碰到地面。随着车队，我们爬上一处高地。放眼四望，周围布满了雪佛莱吉普。我们被安排在山坡朝阳的一面，头顶上架好了尼龙防空网。不远处，几辆拖曳式炊事车正准备早餐。我走过去，问做饭的士兵哪儿可以撒尿，随手拍了辆炊事车。一位以军士兵礼貌地带我走进沙漠上一处用白铁修的小屋，这就是野战厕所，令人吃惊地是厕所还准备了绿色的手纸。
以军为参观的记者准备了免费早餐，饮料从橙汁、热牛奶到咖啡一应俱全，热气腾腾全是那台炊事车变出来的。吃罢早餐，有以军士兵将丢弃的垃圾杂物装入黑塑料垃圾袋运走，高地又恢复了整洁。
我看中了一位左肩章下别着贝蕾帽的上校，他正倚着一辆雪佛莱吉普用希伯来语派兵遣将，我走过去，一位卫兵告诉我不能拍这位军官。
一位自称“希蒙上校”的军官用英语简要介绍今天的演习科目。远方简易公路平板拖车载着南非制造的155毫米G－5加农炮沿公路快速突进，消失在远方的山包后，5分钟后，这群G－5加农炮开始向远方轰击。炮火准备10分钟左右，我们面前的沙包突然蠢蠢欲动，迷彩布揭去，原来数十辆M－60坦克和M－113装甲车一直潜伏在我们眼皮底下。
挂着主动式装甲的M－60喷着白色烟幕冲向前，行进中利用地势迂回跃进，作抵进射击，M－113装甲车则紧随其后，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相互掩护。
我们分乘3辆十轮重型卡车紧随其后，观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交替冲锋。就在沙漠鏊兵之际，我的一台尼康FM2突然停止工作。我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就拆下MD—12马达，可用手过卷还是搬不动。我知道我要倒大霉了。因为仅89年一年我就拍了700个胶卷，等于快门开合了25200次。从87年起，我可怜的尼康们已这么干了4年多。我小心翼翼地拧下镜头，痛苦地发现反光板已翻上去，联结钛合金钢片快门的螺丝钉早已磨断，快门碎成几片……
幸亏我还背着离开北京前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塞给我的一台莱卡。可这台莱卡只有35毫米广角。为了拍到大一些的照像，我跳下十轮卡车，趟着流沙向前跑。不想惹恼了身后一个自称给法新社干活的小子：“山本（YAMAMOTO），你再往前走，我就烧了你的护照。”我不知道这个白人崽子是在喊我，竟自爬上一辆M－60坦克，不料这小子竟直追过来，用食指点着我的鼻子：“嘿，拿莱卡的，你再往前冲，我们可要合伙儿揍啦。”我猜这小子的爸爸或是爷爷准是死在了珍珠港，不然他不会把一切黄种人都叫山本。
两架AH—1“眼镜蛇”式反坦克直升机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用火箭攻击地面的坦克群，可我由于相机坏了而兴致大减。从M－60坦克往下跳时，我不知挂在什么地方，牛仔裤腿被撕开一道半尺长的大口子。
我坐在光秃秃的沙包上放眼望去，乘M113装甲车的以色列国防军已跳出装甲车开始冲锋，硝烟四起，“加里尔”自动步枪低沉的点射声声回荡。AH—1“眼镜蛇”在山脊上悬停，螺旋浆卷起遮天蔽日的黄沙，虎视着步兵扫荡残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布雷·亚眠首次亮相的坦克，今天已看不到一点旧时的痕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压制敌军火力掩护坦克进攻“施图卡”式强击机也荡然无存。自越战期间美军将UH—1直升机配署给美陆军骑1师以来，军用直升机就成了陆军作战必不可少的运载工具。
我眼前的这支部队充其量不过是个装甲旅，可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军事行动中，参加的兵种涉及侦察兵、炮兵、坦克兵、摩托化步兵、电子干扰兵、通讯兵、工兵、运输兵和陆军航空兵。
我没有看到诸如以制“梅卡瓦”式坦克或美制M－1艾布拉姆斯式，甚至连M－2布莱德雷式步兵战斗车也没有，更没有AH—64阿帕奇式反坦克直升机。由此可见，这场演习，不过是对伊拉克“飞毛腿”袭击虚张声势的政治反应而已，但由此更坚定了我认为以军不可能从陆上攻击伊拉克的估计。因为即使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公路突袭速度，也只有每小时70公里，以色列坦克不可能以高于60公里的时速，在穿越一千几百公里的阿拉伯领土之后攻入伊拉克。因为500个摩托小时需检修的坦克主机、坦克单车1000马力的耗油和上千公里的野战补给线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从军事角度上讲，这种奔袭将失去以军神出鬼没的沙漠突袭效果和主动权，从政治上讲失去的将更多。
3天以后，我终于修好了我的尼康相机，为换这个该死的快门，竟用了我近三百个美元。我只恨这台尼康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抛弃了我。
二十、耶路撒冷老城一日
我从内吉夫沙漠采访以色列装甲兵演习回来那天，想发回去几张以军演习的传真照片，可耶路撒冷到北京的国际长途无论如何也接不通，急得我手捧四张照片抓耳挠腮。万般无奈，我拨通了以色列国际电话局，一听我要中国，接线员们万分惊喜，用英文连说：“请您稍候，请您稍候。”俄顷，听筒里传来使我感到亲切的汉语：“我叫奥丽特，我现在就帮你接北京。”
晚上回到房间，我收到一张饭店服务员送来的便条：“请给244101奥丽特小姐回电话，她是今早和你讲汉语的人。”我又好奇又狐疑：莫非碰上摩萨德女间谍了。我按条子上的号码一拨，电话就通了。“我是奥丽特，请您在大厅里等我，我和我的朋友想认识从北京来的中国人。”清晰的中文使孤军奋战了两个多月的我好似回到了北京。
在一楼大厅，奥丽特和她的三位女伴热情邀请我参加当晚的舞会。我说对不起，我从不跳舞。她们一听又改变了主意，请我讲中国的故事。
奥丽特是希伯来大学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曾到台湾大学学过中文，现在正回国念研究生。业余时间在电话局当接线员挣钱。奥丽特的最大梦想是爬长城。这帮女孩子告诉我，这里有位青年一年前去中国爬过长城，还去了西藏。回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