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兵，逼迫蒋介石签定所谓的“中日共同防共协定”，对此事蒋介石若同意签必遭全国人民的反对，若不签的话日本人还会继续向华北增兵，为此可以说蒋介石已陷入了绝境；另一方面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北有“联共抗日”的动向，蒋介石已派重兵进驻潼关和洛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其余下的兵力已难以对付“两广”的军力部署；第三方面如果假督促中央抗日之名兴兵北上，不但会赢得全国大都数人的支持和同情，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和山东的韩复渠等地方势力也会乘机而动，何愁不把蒋介石置于死地？陈济棠听后觉得在理，终于定下了反对蒋介石的决心。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两广”正式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就想利用颇有影响的粤军元老林虎去做说客，策反陈济棠的部下。可林虎早就厌恶官场生涯，隐居香港多年，并断绝了与一切军政人员的来往。第一次，蒋介石派了湖北省省长杨永泰去香港拜访林虎，结果吃了闭门羹。第二次，他又改派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前往，同样也被拒之门外。于是，蒋介石把任务交给了戴笠，他要戴笠无论如何也要敲开林虎的大门。戴笠清楚，对林虎这样正直清高的老人，任何威吓和利诱都是难以起作用的，自然他自己不能胜任其事。但戴笠对蒋介石的重托不敢怠慢，当他得知上海巨商陈文波曾有恩于林虎，派人与陈文波联系后让其去香港做林虎的工作。陈文波是带着蒋介石的信去香港见林虎的，也许是陈文波和林虎的感情确实特别或者是蒋介石的信起了作用，林虎在陈文波到香港的第二天就起身到广州活动去了。戴笠得知后如释重负，但他清楚仅靠林虎去策反粤军达到平息“两广事变”是很难的。若真要如“福建事变”那样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只有把陈济棠最引以为豪的空军收买过来，才能真正地置陈济棠于死地。多年来，陈济棠为了加强反对蒋介石的实力，在空军上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到“两广事变”发生时，已有战斗机四十多架，轰炸机二十多架，加上水陆两用飞机和陈济棠的私人座机及其它各型飞机总数已超过一百架，几乎可以和蒋介石所掌握的中央空军相抗衡。为此，陈济棠始终把他的空军视为命根子。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把策反陈济棠的空军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他通过郑介民召集特务处华南区区长刑森洲等人，制定了一个详细而又周密的策反和收买陈济棠空军的计划。这计划报到蒋介石那里后，很快得到了批准，并要戴笠亲赴“两广”坐镇指挥。
这次，戴笠把自己的落脚点放在了广东的虎门。
戴笠到虎门后，秘密通过陈济棠的空军参谋长陈卓林的拉线，亲自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和空军第二队队长丁纪徐取得联系，就空军投靠蒋介石的事宜进行谈判。黄、丁俩人曾在南京航空署工作过，在他们与戴笠见面之前已经得到了南京航空署署长黄秉衡秘密赠送的巨款。为此，当戴笠提到广东空军的事，他们就表示愿意配合做策反工作。接着戴笠与陈卓林经过反复谈判，答应了陈卓林提出的每架投向蒋介石的飞机给二万元港币的奖励。但由于这奖励的钱超过了飞机的购买价，蒋介石起初觉得不合算拒绝了。可戴笠坚持“空军垮了陈济棠就垮了，陈济棠垮了‘两广’事变也就垮了”的观点，并多次从军事和政治上把自己的观点耐心向蒋介石阐述。蒋介石终于被戴笠说动，同意了每架投降飞机所要的奖金。
过后，戴笠加紧了对飞行员的策反和收买。当时广东的空军的飞机分别停放在两处，一半在广州的白云机场，一半在海南岛机场。两地的飞行员每月有两至三天的时间，轮流到香港的九龙休息度假。于是，戴笠派早就潜伏在广东空军里的情报人员陈振兴去了香港。陈振兴原是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的毕业生，后经空军飞行学校第四期训练后被戴笠秘密安排到广东空军。陈振兴拿着戴笠批给的十二万元港币，对前来九龙休假的飞行官兵大把地化钱进行拉拢。结果没有过多长时间，广东空军驻广州白云机场的三架飞机和驻从化机场的四架飞机，在陈振兴的同窗好友黄智刚的带领下北飞投向了蒋介石。陈济棠自七架飞机飞走后立即警觉了起来，他下令把所有的飞机都开进机库，并禁止飞行员进行飞行训练，还把所有空军的高级将领集中到广州进行训话。陈济棠采取的这种对空军极不信任的做法，引起了广东空军官兵的普遍不满。终于，在第一批飞机投奔蒋介石后的第八天，广东空军的所有飞机先后飞向韶关的曲江机场，并向全国通电投奔蒋介石。与此同时，陈济棠的主力第一军在林虎的策动下，也通电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紧接着，广东的海军在戴笠的艰苦努力劝说下几乎与陆军同时举起了反陈济棠的旗帜……
陈济棠所有的实力在瞬间荡然无存，这无疑把他逼入了绝境。于是，他在绝望和哀叹中宣布下野，并乘英国人的军舰逃到了香港。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见陈济棠是如此的结果，明白仅靠自己的力量已无力挽回局面，不久向蒋介石表示归顺中央。
就这样，“两广事变”在戴笠的精心策反下，不流血地解决了。
事后，蒋介石为此给了戴笠巨额奖金，以表彰在开展反间活动中的有功人员。戴笠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会，同时还搞了多种多样的庆功活动。
三说“西安事变”。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就急调在湖北境内“剿共”的东北军星夜开往西北。并让东北军的张学良以“西北剿共副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胡宗南的中央军共三十多万部队与红军作战。戴笠为适应西北方面“剿共”的需要，迅速成立了特务处西北区，还相继建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和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同时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戴笠还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的情报站建立了无线电分台，还给三十多个在一线的特务情报组配了电台。戴笠利用这情报电讯网络，要求手下的各级组织广泛收集红军的军事情报，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以及杨虎城本人的活动。当时，戴笠忧虑的是担心张、杨在西北地区联起手来，一致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蒋介石再三强调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西北区的各级特务情报组织，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挑拨两军关系，进一步扩大两军之间的裂痕。戴笠手下人员的煽风点火和挑拨离间，引起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高度警觉。为了麻痹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和避免蒋介石的怀疑，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暗通明不通和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这办法确实瞒过了戴笠手下的人也瞒过了戴笠，在已经出现了种种“异常”迹象的情况下，造成戴笠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最终可能有的结果估计不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以避五十大寿为名，先后来往于西安和济南等地，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部署在军事上对红军的最后一击。也就在蒋介石数次催逼东北军和西北军加紧对陕北红军的进攻时，戴笠得到了一份重要的情报：“根据西北区的紧急报告，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某负责人正进行秘密接触，具体内容不详。”这是戴笠第一次得到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异动”的情报，为了摸清真相，他要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火速查明张学良和杨虎城与红军接触的情况。江雄风是浙江温岭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此时的江雄风已被胡宗南要去到中央第一军工作，只是由于接替他的人还没有到暂时还留在区长的位置上。不过戴笠的密令到后，江雄风还是很快进行了工作。紧接着报来的情报更使戴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据张学良身边的亲信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准备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并领导抗日。戴笠获此情报后，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正准备飞往西安进行军事部署。可是当戴笠把可能“兵谏”的紧急情报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认为张学良素讲忠义并对他蒋介石本人非常崇敬，张学良不可能出此异谋。蒋介石认定，戴笠提供的所谓“兵谏”的情报是谣传。由于戴笠与张学良的私交不错，也认为“兵谏”之说可能是来自于各别极端分子的企图，也就没有再在蒋介石面前多说什么了。过后，那份关于“兵谏”的情报被丢到一边没有人理睬了。
可是“兵谏”最终还是发生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在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三点钟。这消息来自于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他来的电报上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这短短的十三个字，足以使整个中国惊愕了。时在上海的宋美龄在接到孔祥熙的电话后，是星夜赶回南京的。她到官邸后就找戴笠了解情况，而此时的戴笠对“西安事变”一无所知。戴笠接到西安方面确切消息，已是事变后的第二天了。电报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江雄风在潜逃的路上用西北区掌握的其它秘密电台发来的，内容大意是：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难料。过后，任凭戴笠如何向这秘密电台连续不停地呼叫，对方没有了回答。戴笠于是猜测江雄风的处境相当危险，并由此推断西安的形势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当蒋介石被张、杨所扣的消息被戴笠证实后，顿时整个南京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主张立即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调动军队向西安发动进攻。但宋美龄和宋子文等蒋介石的亲属们，认为强硬激烈的军事行动会给蒋介石的生命带来难以预料的威胁，所以反对采用武力而谋求和平解决。
面对如此对立的局面，向来冷静精明的戴笠也变得六神无主了，从心眼里感到了恐惧和担忧。这期间，戴笠每天都去晋见宋美龄和宋子文，了解与西安之间的联络和谈判的进展情况，并逐日与驻守在甘肃天水的胡宗南联系，分析以及掌握西安的形势。当戴笠得知宋美龄和宋子文准备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时，非常想一同前往。但由于他的特务处始终是蒋介石的御用工具，曾得罪过东北军和西北军里不少的人，此次前去无异于自动上门送死。可戴笠心里更清楚的是，这次未能事先洞察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阴谋酿成如此大祸，无论蒋介石在事变之后是死还是生他都难逃渎职之罪。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冒死一搏，也许这样才更会有生的希望。也就在戴笠犹豫时，得知情况的胡宗南给他来了电话。胡宗南说：“这次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底牌握在校长的手里，而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这次事变的目的，无非是逼校长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如校长有不测，那么国家必乱，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初衷也就不能实现，反而要成千古罪人。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聪明，断然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也绝不会有生命危险。既然校长不亡，哪有学生先亡的道理？你此次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载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胡宗南的这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坚定了他去西安的决心。可戴笠的决心遭到了宋美龄的反对，她担心戴笠去了许多事情会更难办。后来是宋子文出面，说戴笠与张学良私交甚好，好些别人做不了的事他能做到。宋美龄听宋子文这么一说，加上戴笠决意去西安表现得十分诚恳，也就不再反对了。
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的详细分析，还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戴笠内心里原有的那种惶恐和不安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经过再三思考，临上飞机前还是随身暗藏了两枝左轮手枪。可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后，戴笠所带的那两枝手抢就被张学良手下的人缴了，而且当晚被软禁在张学良公馆的地下室里。戴笠见自己落得如此境地，知道已是凶多吉少，便在日记本上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由于张学良一直没有与戴笠见面，戴笠不知他对自己到底作如何处理。为此，戴笠让人找来“西北剿总”二科科长陈昶新，要求陈昶新带他去见张学良。当陈昶新把戴笠的要求转告张学良后，张学良亲自去了地下室。戴笠一见到张学良，当即跪在地哀求道：“请副总司令千万保全委员长性命！”戴笠虽然是为蒋介石在说话，但也是在拭探自己的性命是否有危险。张学良见状赶忙说：“委员长寝食都很好，你可去看看他。”戴笠从张学良的口气里感到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马上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去见蒋介石。张学良只好要自己的副官带着他写的手令，去了蒋介石临时居住的地方。谁知戴笠还没有进门，蒋介石就骂道：“你这时来干什么？给我滚回去！”戴笠只得缩着身子，畏惧地站在门外不敢进屋。宋美龄见此情景，立刻作了劝解，蒋介石这才脸色有了缓和。这时，戴笠走进屋跪下来后，对蒋介石说：“校长处分我吧，是学生没有保护好校长的安全。”蒋介石听戴笠这么一说，沉默了许久，而后叹了口气说：“这也不全怪你。”过后，蒋介石摆了摆手，戴笠知趣地退了出去。当晚，张学良担心有人伤害戴笠，就让戴笠住在了陈昶新的家里。可张学良绝对没有想到，没过多少时间蒋介石把他交给了戴笠“严加管束”，而成了戴笠的阶下囚。
“西安事变”是在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六项条件后而告结束的。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很快推翻了原先的许诺，对事变中的有关责任人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该赶走的赶走，惟独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恩宠倍加。这在蒋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关于“兵谏”之说的情报记录在案，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敢冒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蒋介石一生中尽管把特务工作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但在公开演讲和所写的文集中提到戴笠的只有一次，那就是他所写的《西安半月记》。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极为感动的。“西安事变”结束不久，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里的宏恩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这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所以当专程来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得知此事后也不免有些眼红了。当然，戴笠此时心里最应该感激的还是胡宗南，是胡宗南对“西安事变”的正确分析使他最后下决心去西安，要不然这最后的结果也许完全不一样了。正因为这样，戴笠与胡宗南成了最好的知己，俩人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这事留着后面再说。
戴笠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中的表现，确立了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特别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戴笠有了完全的信任和依赖，他把专门警卫自己的侍从室一处三组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戴笠。应该说，此时的蒋介石对戴笠已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