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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戴笠暗中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布置，以便在警察系统内形成忠于他的势力，并以此与唐纵抗衡。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走了一步极其危险的棋，他暗示甚至是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成立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实际上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警坛社”的组织者是军统局训练处的邹风吟和《家风》杂志社的编辑罗肇棣，他们两人由于职务的关系在军统内部交际很广，活动能力也很强，“警坛社”成立不久，仅在重庆和武汉两地就发展了五百多人。戴笠乘机让军统局人事处的徐风，把“警坛社”的领导权接管了过来。不久，蒋介石便获悉了这个情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就是另有所谋。”
蒋介石的话分量很重，但没有人将此话传给戴笠。
一九四六年二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作了准备。在这同时，蒋介石指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会报，以便研讨撤消军统局的对策。戴笠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必定不会有好的对策，干脆以肃奸案件太多为借口，请假到外地巡视去了。由于戴笠不肯出席，再加上原来指定出席月度会报的人员有了大的变动，会议已很难再开下去。于是，蒋介石下令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组成，并由此小组提出撤消军统局的方案。
蒋介石拟定此份名单，是经过仔细琢磨的。
这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叶秀峰是代表中统局的，其余全是黄埔毕业的学生。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统局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想依靠黄埔系。此外在八人小组中，宣铁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长、陈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长、黄珍吾是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而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则代表中统和军统机构，从表面上看警察与特工在名额上四票对四票。这说明在蒋介石的头脑里，军统局化整为零后的主要方向是警察特工化，形成特工与警察的合流。此外，戴笠在这新的八人小组里地位和影响已大大降低，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他以后如何走下去还要看这些人的眼色。应该说戴笠所面临对手的势力比过去还要强大得多，除了以前的宣铁吾和叶秀峰，又多了李士珍和黄珍吾。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已斗了许多年了，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可使戴笠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被自己拉下马的人又被蒋介石扶上马了，而且还要参与讨论如何撤消军统局的事。这对戴笠来说，是怎么都难以忍受的。但这是蒋介石有意的安排，戴笠还能说什么？至于那个黄珍吾，他是郑介民的同乡，原来戴笠与他的关系不错。抗战开始后，戴笠曾想让黄珍吾担任别动队的代总队长，后因黄珍吾靠上了蒋经国，先后担任了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和青年军第二零八师师长。日本人投降后，经宣铁吾和李士珍联手向蒋经国推荐，并在蒋经国的帮忙下，黄珍吾最终从韩文焕的手上夺得了首都警察厅长的职位。这使黄珍吾完全成了宣铁吾和李士珍一派的人。还有那个陈焯，他的资历之老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摆老资格，戴笠这种小字辈，他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剩下的还有唐纵和郑介民，他们虽然都是老军统，但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戴笠与他们其实已很难沟通。唐纵不用多说了，郑介民此时已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首席代表，成了国内外瞩目的政治新星，也不可能再跟在戴笠的后面行事了。
戴笠知道已面临险境，而为了摆设这险境他做着最后的努力。
戴笠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消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以免被蒋介石和政敌抓住口实。在对日伪财产进行接收的过程中，军统系统的有些人员上下勾结大发接收之财，有的一人就接收了二十多处的房产。当时，上海公布的敌侨和汉奸的房产有八千五百多幢（实际数远大于此），被军队、宪警、特务和流氓等侵占的就有五千多幢，其中军统占用的最多。还有，如北平的马汉三及其亲信贪污的金佛像有数尊，每尊重达数十公斤……到了肃奸的后期，戴笠已知此事不妙，再这样下去不但要毁了军统，而且会殃及他自己。于是，戴笠放下繁忙的肃奸工作急着回到了重庆。他当着毛人凤和沈醉的面语气极严肃地问道：“各地接收财产的情况，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大有问题，你们得赶快出去清理，迟了便要出毛病了。”戴笠说完，当即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
戴笠在重庆待了没有几天，又乘飞机去了青岛。
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有了相当的默契。在这之前，美国海军部答应战后以部分海军舰艇援助中国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国海军司令的目的。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那么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戴笠必须要尽快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克柯将军见上面，一方面在克柯身上投下赌注和本钱，另一方面想通过克柯了解美国海军部援助中国海军的计划和进度。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首先在青岛登陆，为此青岛也就成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重要基地。于是，戴笠下令成立了军统局青岛办事处和青岛站，派很善于交际而且英文很好的梁若节任主任和站长。戴笠再三交代梁若节，他在青岛的惟一的任务就是联络好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克柯将军。克柯虽是美国海军中的名将，但也是凡胎肉体，戴笠觉得克柯这老头金钱不会紧缺，可身边的女人不常有。对此，戴笠指示梁若节寻找一些漂亮女人供克柯玩乐。开始，因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克柯若此时上岸怕遇到部下而影响威信，故有些犹豫。戴笠知道后，吩咐梁若节改在星期三、四邀克柯上岸活动。克柯对戴笠在细节上注意很是感谢，他多次对梁若节说：“戴笠此人善解人意！”戴笠在青岛陪克柯的目的达到后，他又急着到了天津，拜会了美军驻天津司令爱德华将军和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戴笠按照克柯将军的要求，与他们一道商量策划美海军陆战队在渤海海湾登陆的事宜。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四万多人在渤海海湾一带登陆，这对蒋介石进行全国军事部署帮助极大。戴笠也正是看清了这点，利用与美国海军的特殊关系从中穿针引线，好让蒋介石认为他尚有利用价值，也有利于他竞争中国海军总司令。
此时，戴笠还加强了反共产党的活动。
整个抗战期间，军统局几乎全部的力量都用在了对付日本人。现在日本已被打败，而被蒋介石称为“心腹之患”的共产党组织更加强大了。所以，戴笠此时敏锐地感觉到，反对共产党必定是蒋介石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所谓的“国共和谈”，这不过是蒋介石麻痹共产党，敷衍国内外舆论，争取内战时间的一种姿态。戴笠觉得，要使军统局有新的出路或者在化整为零时，具有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本钱，就得迅速调整部署在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中做出成绩来。自从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后，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反共内战的密令，并向各战区重新印发了他在江西剿共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而且先后发动了绥远、上党、邯郸三次战役。结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十一万多的部队被共产党的武装所歼灭。特别是在邯郸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一万三千多人在邯郸前线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在指挥部队作战时被共产党军队围歼，一时无法逃生当了俘虏。高树勋的起义和马法五的俘虏，在国民党军队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蒋介石尤其感到心疼，连着几天没有睡好觉。戴笠得知此事后，觉得蒋介石的痛心不是因为失去了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而是出师不利挫伤了他本人和国民党军队反共的信心。于是，戴笠想做一件国民党在战场做不到的事，那就是派特务把高树勋重新从共产党那边拉回来。这样，一方面可给蒋介石挣回面子，一方面也能让蒋介石清楚军统局在反共上的能力。为了尽快落实这件事，戴笠到天津专门召集下属人员开会，商讨策反高树勋回归国民党的办法。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仙洲曾在高树勋手下任过调查室主任，与高树勋的关系不错。为此，戴笠把任务交给了陈仙洲，要他不惜成本办成此事。陈仙洲考虑再三，让曾任新八军师长的张抚疆前去策反高树勋，结果去后一直没有音讯。天津解放后，才知道张抚疆早已被高树勋策反过去了。
就在戴笠在反共产党的问题上另寻办法时，蒋介石为了能尽快解决军统局化整为零的事，亲自给戴笠打电报，要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这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局的电台转发的。就在这段时间里，先期到达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已私下商谈如何将军统局彻底搞垮的办法。毛人凤得知此事后，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电文的背面，注上了“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等字样。
此时，戴笠正在北平。
他接到这份电报后是思绪万千，并且情绪坏到了极点。
戴笠日夜在外巡视，久不肯回重庆，确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的目的。他想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为军统局寻找个好的结果，甚至想让蒋介石在撤消军统局的问题上能回心转意。但戴笠最终是错了，他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现在是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的联手算计，戴笠觉得被人围在了铁笼子里已无计可施。
这天晚上，戴笠在住房的内室召见了文强。当他拿出蒋介石的电文和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后，内心里的冤屈和不满一下涌了上来。戴笠对文强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的是国家和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就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一事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然后，戴笠还特别关照文强：“此事，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人要保密。”据文强后来的回忆，说戴笠当晚说这些话时眼睛是发红的。在戴笠的脑子里，文强始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文强拟就这份复电也不轻松。经再三字斟句酌，方拟成一稿：
校长钧鉴：
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
中旬始能面临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讵料煮豆
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
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生戴笠
文强将复电稿拟好后，交给戴笠润色。也许是戴笠极坏的心情并没有好转，或者是他对蒋介石如此地对待他心存反感，他对文强拟的电文看过多遍后仍旧拍给了毛人凤，让毛转交给蒋介石。其实，这份电文中的有些用词极其不当，如“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之句，蒋介石看后会怎么想？毛人凤当时接到此复电后，也以为上面的词句不妥想让戴笠删去。可不知是何原因，这电文还是没动一字地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上。蒋介石接到戴笠的复电是如何想的已没有人能知道，反正蒋介石是沉默了。
不过，没有人去想蒋介石的沉默会预示着什么。
蒋介石的电报使戴笠整日处在不安中，戴笠其实并不惧怕宣、李、黄三人，真正令他感到害怕的是蒋介石。蒋爱之则生，蒋恶之则死，对这戴笠的心里是非常明了的。如果说宣、李、黄三人暗中捣鬼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阴谋，戴笠觉得尚不足为虑。问题是在这里面有多少是蒋介石的意图呢？本来，就蒋介石一人之力，戴笠就难以对付了。倘若蒋介石再借手宣、李、黄相逼，那戴笠纵有回天之力，也是难以抗拒的。想到这里，戴笠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惶惑不安的心总是悬着。实在忍耐不住了，戴笠就问身边的文强：“你从形势上来看，觉得我们军统的前途如何？”戴笠突然这样问话，使文强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他略作沉思后还是直率地向戴笠说了自己的看法：“现在高喊要取消特务机构的人很多，以校长的英明也难以应付。如果真的要将军统局化整为零，这当然不仅仅是对我们团体的不利，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事前途不利。”文强廖廖数语，使戴笠一下在感情上找到了知音，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必要与文强深谈一次。戴笠接着问文强：“你有没有好的对策？你的看法我很感兴趣。”文强毕竟没有对戴笠所感兴趣的问题深思过，况且此刻对戴笠的心事又不十分的了解，他怕话不对题会引起不愉快，就对戴笠说：“你的题目不好做，我还要好好考虑，明晚我们再聊行吗？”
文强这么一说，戴笠也不好勉强了。
第二天，天刚黑文强就上戴笠的门了。戴笠已支走了其他的人，屋里只有他和文强。此时，文强已对戴笠所关心的许多问题已经过多番的思虑，所以坐下后就对军统局所遇的难关说了自己的看法。文强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团体目前面临的难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三大会议（国共和谈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参政会）都提出了要取消军统组织；其次，国民党内部的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对军统的成见根深蒂固，会用一切机会与军统作对；第三就是有黄埔系的宣、李、黄三人合伙，千方百计地要对军统端锅。这三个难关目前对军统来说，每一个都可以说是致命的。”在谈到对付难关的办法时，文强说：“不管如何变，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不会变。虽然有人外要取消和内要端锅，其实这更显得特工工作的重要。还有，既然‘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政策，那么只要内战打起来，我们军统就会有戏可唱。更重要的是，校长抗战中不是依靠美国人吗，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