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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的主编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谈中，他说俄国的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资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统治者总是以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殊不知这样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的立场看，首先是阻碍了领导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们资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个地区反映上去的资讯都是有利於自己“政绩”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资讯的链条中间环节过多会降低决策的灵活性，也会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比如，史达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断，他大量工作“无效化”，使这个体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在勃列日别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着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盘算而算计着让别人承担责任，於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个围绕他的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而在他两次中风以後，基本上处在不“亲政”的状态，这个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进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些稿件。而写作团队本身又分为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现得“荡秋千”似的两边晃悠，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个集体行为，最後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锋芒的地方都磨掉後的妥协产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人们常说，苏联剧变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它倾尽全国之力去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过高的积累率导致人们生活水准长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了剧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已经迈过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业开始反哺农业，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但是当局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身体主观需求的满足。这些人以自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当然的认为，民众的生活水准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体制”冲动，“被禁锢的头脑”是可以用物质手段收买的，国家既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务，人们就会满足於过自己的小康日子，拿个人自由与安全作交换，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苏联到1970年代有免费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廉价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稳定的养老退休制度、免费医疗；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了1倍，远高於物价上涨水准，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租房的费用只占月平均工资的2％－3％，（目前中国工薪阶层房租占到了工资收入的1/3）；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苏联人均的影剧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时说，“他们缺什麽？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为什麽他们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先锋呢？”这个道理就像几百年前但丁所说的：我个人有足够的面包吃，我并不是为面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麽要造反。所有的统治者一直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执政者适应历史的面貌，而不可能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
关键的问题就在於，上述这些人并不是为物质利益而呐喊，并不是为个人呐喊。对一般人来说，很容易把“民主与福利混同起来”，但是对知识份子而言，就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在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的个人工资远远高於苏联的人均平均工资。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後，对於过去的罪恶是要揭露”。因为这种恩赐的福利既没有制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来源，萨哈罗夫说，苏联遗产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民与当局的关系如同是对聋哑人的对话，这个社会抵触情绪已经接近饱和，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急剧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过了极限，靠着戈巴契夫一个人的“忽悠”或者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不可能使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於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或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麽无论看起来多麽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式发生了这样的剧变”（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後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78－279页）。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中央编译局编：《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46页）。他还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46页）但是他掌权後，自己恰恰就进行了这样的“背叛”。直到1988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对开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开性被各个阶层所接受，尤其是知识份子最欢迎公开性。仅仅改善物质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进一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赫鲁雪夫打开後的铁幕透出了一线的缝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这扇视窗，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打开的窗子可以合上，但开启在人们心灵中的窗子却关不上了，反而愈发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他们愈发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统治者这才意识到，史达林时代是回不去了。人们没有说什麽的自由、写什麽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麽的自由、不听什麽的自由。他们没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可以有避开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苏联有一篇文章叫“‘真理报’没有读者”）。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假如人们自己感觉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问题，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据美国学者鲁道尔夫对1968－1970年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样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权利、人权－社会法制、宗教自主性、创作自由、发展和理性、生活品质。这里“生活水准的提高”只是这些诉求中的最後一项。到苏联末期这一点更加明显：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导了一个民意测验，测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是来源於商品匮乏、法律不健全，还是缺乏社会正义”。结果大约有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缺乏社会正义占了第一位。可见，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的。其实，这个道理不仅适用於剧变前，剧变後的时代也一样。200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的东欧剧变20年研讨会上，哈威尔一再强调东欧“剧变”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同样在剧变以後评价转轨时，他也一再说，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应当“少迷信经济学家”，转轨成果除了经济学指标外，也要在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活跃方面得到体现。
………【矛盾的逻辑】………
随着90周年纪念临近，左棍纷纷出动，沉渣泛起，大有复辟动乱鼓噪。说来也有趣，当年说老大哥今天就是我们明天，那麽老大哥对历史反省是不是也走在我们前面了呢？不知是俄罗斯和中国民族都有长期**统治下相似的民族性还是意识形态相同导致的思维模式相仿，在对待暴君问题上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
上世纪70年代，苏联勃烈日涅夫统治下的“再史达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史达林乾杯”。
“为什麽要为史达林乾杯？”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所有的人民都相信史达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史达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差不多年龄，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200人吧”，一位小夥子说。
“也许2000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1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人，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史达林的继承者》吗？”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1963年，那是赫鲁雪夫反史达林和史达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史达林统治的阴暗历史事实。可是，到了勃烈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史达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忘却形式：不只是要忘记史达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苏联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史达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青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沉默代替了真实，沉默就是谎言”，那麽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弥尔（J。S。Mill）曾写道：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被不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也就因此被排除出国家历史，而从族群记忆中排除出去了。
对历史真实发生的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麽造成的呢？这本身成为一种需要记忆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迫使大多数人变得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剖析自己的真实回顾。这样的记忆成为每一个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因为它是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地反抗。
人们对每一个过去时刻的集体失忆，总是与某种用以替代的“正统记忆”同时发生的。“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用来加强集体失忆，成为集体记忆的替代品。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史达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史达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史达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史达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集体沉沦。
这样的“自觉沉默”，发生在那些少不更事，对过去没有直接记忆的青少年身上，与他们在教科书或历史书里学到的东西有所关联。但是，为什麽那些上了年纪的，对过去有亲身体验的人们那里也会发生呢？
上世纪70年代初担任《纽约时报》莫斯科新闻部主任的海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Smith）在他的《俄国人》（TheRussians，1973年）一书里，记敍了当时一些苏联人对史达林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对史达林的大清洗感到心有余悸，一方面则怀念他的“坚强领导”。1973年巴黎航空展时，发生了苏联一架图－144超音速飞机坠毁事件，一位苏联工程师对史密斯说，“要是还像以前那样有强人主政，那就绝对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1974年，苏联冰球队以7：2的比分输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队，一位球迷也是这麽对史密斯说，“塔拉索夫（前教练）是个独裁者，他是很残酷，但他能赢球。”人们选择容忍独裁和忘记残酷，因为独裁和残酷在他们心目中是一种有效的领导形式。
早在19世纪，俄国杰出的讽刺小说家谢德林就在《一个城市的故事》中描绘过俄国的这种强人崇拜，故事里的人叫喊，“就算把我们摞成一堆，四面放火……只要主子还在，我们就能忍受。”看来谢德林讽刺的还真不仅是那个奴性深重的沙俄时代。
………【保尔…柯察金】………
“这是怎样的城市！这是怎样的河流啊！所有部份都是那麽和谐一致！如此美丽的建筑！如此高雅的格调！在水和建筑浑然一体中又是如此各具特色！”这是19世纪初俄国一名着名诗人巴秋什科夫对圣彼德堡的赞美。
两百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