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朝日光鲜王国- 第56部分

　　　　在清津，沿海矗立的巨大的工厂像一道生锈的墙，烟囱整齐得像是监狱的铁杆。烟囱是最可靠的指标。多数时候，工厂锅炉只会喷出几阵烟，你可以清楚数出喷烟次数–一阵，两阵，顶多三阵–然后看着这城市的心跳慢慢消失。工厂大门紧闭，上头缠绕着链条和挂锁–当然了，如果早已把机械拆散、运走的小偷还没把锁也偷走的话。

　　　　工业区北边，海浪轻拍着空荡荡的港口码头。以往固定来载运钢板的日本和苏联货船都不见了，现在只剩下北朝鲜一些生锈的渔船。宣告着二十一世纪的太阳–金正日的几个大字高耸在港口上方的峭壁上，但连这几个字好像也跟周围的景观同朽了。沿路宣传告示上的红色字迹已多年未重新上漆，褪成了黯淡的粉红色。

　　　　清津曾是北朝鲜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现在有了一种崭新的美，荒凉又寂静。在秋冬这两个东北亚的干燥时节，这里的天空清新而湛蓝。来自钢铁厂刺鼻硫黄味已经消失，人们再次嗅到海水的气味。夏天，蜀葵悄悄从侧方爬上了水泥墙。连垃圾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北韩以前有很多垃圾──东西都不够了，哪来的垃圾呢──但既然经济活动全然停止，文明生活的沉积物自然也随之消失。没有塑料袋或糖果包装纸随风飘荡，港湾里也没有漂浮着的汽水罐。如果有人在人行道上踩熄一根烟，就会有另一个人去捡，把香烟拨开，抽出里面仅余的几根烟丝，用报纸再次卷起。



………【韩少身陷三论门…小骂原是大帮忙】………

　　　　岁末年终，冬春之交，小熊本以为自半月前蝙蝠侠拜望盲侠途中，被维尼的四川表叔功夫熊猫半路暴菜后，本年度的文艺圈不会再发生什么大事件了，不成想日前韩少三论门横空出世，再度为年末的大陆艺能界，投下一枚震撼弹，一时间引得各路豪侠纷纷跳出来各自站队，好不热闹。

　　　　说实话，一直以来小熊都是更欣赏四姑娘多一些，因为四姑娘虽说时常装嫩扮公子，但起码从来不扮公知，装所谓意见领袖的13样。而且小四扮嫩，也主要是为了回应自己90后NC粉丝读者群的重口味需要而已。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字不行插画凑，身高不足鞋垫够的小四，其实是爱岗敬业的模范。反观韩少，一会是飚车竞速的追风少年，一会又是引领潮流的意见领袖，看似特立独行，自由牌坊高树，可又老喜欢拿自己不屑主流文坛说事。这就让人感觉有点不对味了，好比一个标榜贞洁的烈女，却老喜欢站在青楼门口，逢人就拉住，向人吹嘘自己的节操，颇有点此地无银那什么的了。等到日前韩少三论门一出，印证了旁观者一直以来的猜测，这正是，秋雨含泪司马狂，孔圣聚焦对斜阳。韩少三论安天下，小骂原是大帮忙。

　　　　在三论主体思想的核心价值观里，韩少的论点很清楚，无非就是群氓无知无识，不配行宪参选的等等说辞。这套老调调，韩少也不是第一个弹的，从当年的晚清，到后来的北洋，迄至于蒋记等等，各类当朝者虽说本尊千差万别，但在这一点上却众口一辞，重复过无数遍了。可这在逻辑上首先就不通，试想随便在一个基因好，发育早的家族，百十年繁衍下来，少说也已是五世同堂了。有谁敢说这个大家族里，全是先天性的缺心眼？总不至于千百个子孙都是吃蛋炒饭长大的吧。

　　　　其次，行宪组选本身，实质上就是全体股东定期选举常务董事，执行经理，选的是贤与能，但投票的股东自己，是不需要所谓高素质打底的。因为股东拿出的是真金白银的股本，选民缴纳的是花花绿绿的税金，出钱的是大爷，选的只不过是替主人打理事务的管家而已。管家干得好，接着干，干不好炒鱿鱼就是。而老板永远是对的。说什么选民要先具备公民素养，才能参与选举，那就本末倒置了。

　　　　远的不说，说两个近例，一个是本土的，当年陕甘宁边区选举，陕北老乡们，大字都不识几个，可一样能选，不认字，那就用黄豆来投票，认准一个理，要选那些种田做活是个好把式，村里口碑是个公道人，能带领乡亲奔好日子的出来当民意代表。同样在新大陆，长途卡车司机最早的地区行业工会组建，那时跑长途货运的第一代移民们，鸟语还没小熊好，26个字母基本认不全，远光灯更是从来没关过，怎么办，哥几个凑在酒吧里，就地取材用啤酒瓶盖来投票，选出的是什么人，帮着搞保险的律师，修车的老机师等等，都是些和司机们切身利益有关的人。要说文化素质，陕北的老乡，美国的司机准没看过诸如三重门，独唱团这样的高端文化产品，可这一点不妨碍中美劳动人民在为自身谋福祉争利益的博弈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时空交错，遥向呼应，无师自通的创造了黄豆选举，瓶盖投票这样的完美行宪模式。

　　　　再次，三论主体思想里还模拟了一幅仿行宪政后，劣质选举的可怕图景。这又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好比说吃饭也有噎死的可能，那难道就宁可饿死也不进食？所谓要先提高公民素养，然后才能开始宪政的预设前提，实际也是个伪命题。例如在大学寝室里理论务虚，看AV四年，都不如去学校边上按摩店实习一晚来的收获大，效果好。所以老人家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硬是要得嘛。至于劣质选举，也是宪政进程中常见现象，需知罗马不是一日建成，苍井老湿也不是一夜成名的。这里有个在实践中磨合，实战中提升的过程。

　　　　例如当初的台湾，从威权时代的画票圈选，到解严后的买票贿选，再到后来的监票直选，就是再逐渐自我完善。宪政推行的越深入，社会的参与面就越大，利益阶层的划分就越细密，各自参与互动的带入感就越强，最后当一张票由最初的一碗猪脚面线就能买到，到一票万金难求，于是任何利益集团想包揽选举此时都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当所有人都卷进来为自身利益选择代理人参与博弈之后，劣质选举，暗箱操作的空间在多方博弈下就不得不要向更透明的社会契约政治方向发展。这不是一个道德素养提高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成本计算，和多方力量技术制衡的简单数论原理。

　　　　韩少还在三论主体思想里，吓唬胆小的所谓小资和草民，说什么追求幸福的路上会有动荡，会失去现有稳定生活，而自由的功臣，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坏国王云云。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空泛问题。且不说到底有没有所谓稳定的中产阶层，还是实际泡沫化的卡奴，房奴，车奴。退一步，说个当年俄国的励志故事，90年代的新贵里，排在前七位的，除了一个是二代过渡以外，其余六个，都是十年前所谓的小资，有卖电影票奔小康的黄牛党，有机关里坐领定薪的小科员，还有在学校里旱涝保收的教书匠等等，行宪之后，他们不但没被淹在血海里，人家还发了。因为公正透明的新环境能让有能力者更快的脱颖而出，至于更广泛的的中底层群体，本来就没什么家底，无所谓失去，怎么变其实都意味着净赚。就和国际歌里唱的一样，失掉的锁链，得到的将是更好的世界。

　　　　至于什么功臣变质之类的假想推论，当然如果要以卢卡申科，普京这些为例，那属于前朝旧人的遗留问题，归于二次清党的范畴，压根没有讨论的必要。作为功臣主流部分，刚升仙的天鹅绒之父哈维尔的生平，就已经证明一切。先行者们大都是沿着，中正堂前骂过娘，绿岛上头蹲过仓，台北街头战旗舞，立法院里做文章，这条路走过来的。先不说什么前半生的理想，信念，即便是后半生最后阶段为个人名利考量，眼看着功成名就，要盖国旗完美收官的当口，此时此刻名誉荣耀，历史评价对他们比什么都更重要，即便是不成气如水哥，铉哥一般，也至多不过是为子女多吃多占一点，如此而已。比之前朝，那也纯洁得像个天使，羞涩得像个孩子，而且最后在法制框架下，不是也被揪出来了，说的雅点是宪政带来的社会进步，说白了在各阶层多方利益制衡，选票博弈主导下，政客想不装完人都不行，想伸手，边上自会有其他利益团体跳出来抓现行，宪政的核心，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在狼群里定期选出头狼来，而头狼不是那么好做的。

　　　　最后韩少还在三论里提出了一个所谓3亿8千万的统计学数字，也不知这个数据是怎么推论出来的，即便账上有这个数，那也是分母的概率居多。下层分母出现的机会，一般是在交会费，或是发挥优先带头模范作用，吃大苦，出大力，救灾筑坝，艰困工程的施工会战现场，以至于带头分流下岗，移民动迁的时刻。至于平日里排排坐，分果果，那是上头分子们的事，和分母们无关。一条线分割了分母和分子，这是最基本的数学原理，现在倒是有点能理解当年韩少放弃高考的真实原因，连基础的分子分母概念都未能厘清，当年弃考是明智的。与其进场孵个鸭蛋，还不如在崇明岛上靠大闸蟹致富来的自在快活



………【第八章　手风琴与黑板】………

　　　　金日成的逝世使得美兰最后一门音乐考试推迟，因此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她才得以毕业。考虑到金日成刚刚去世，因此在此时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可真不适时宜，对所有其它事情也一样。此时，美兰却很急切的想回到家里，和父母在一起，清津的食品供给已经完全中断了。她要求分配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教学。幸运的是，最终她被派往位于她父亲曾经工作过的Saenggiryong矿附近的幼儿园当老师。矿场距离镜城两英里，在通往清津的主路上，位于奶咖啡色的山间。对于能够回来工作，美兰的父母也放心了些，这样她能吃的好一些。在北朝鲜，未结婚的子女，特别是女儿同父母住很平常。她能够帮这料理些家务，还可以陪陪父亲，那些日子他已经几乎不上班了。他们的口琴屋里的两个卧室由于两个大些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考进师范学院，现在也显得空空荡荡。

　　　　从家到幼儿园大概步行需要四十五分钟，而且幼儿园看上去和她在清津实习的那个一模一样。那是个单层的混凝土建筑，要不是围着房子的铁栅栏上画满五颜六色的向日葵，入口处有个拱门上面写着“我们很幸福”谁也看不出这是个幼儿园。在门口的院子里，有几件破旧的运动设施–一个秋千，木质的座板早已破烂，一部滑梯，还有一个爬架。教室都是些标准的配备，黑板上挂着金日成父子画像。双人的课桌也是用木板和铁架做成的。在教室的一边，窗户下是迭起来的床垫，用于午睡。另外一边有个很大的书架，只有很少的几本书现在也几乎看不清了，这些书是很早以前的复印件，现在也是污迹斑斑了。书本和纸张在北朝鲜很珍贵，如果想让孩子们在家学习，那么一些有毅力的母亲就要去手抄课本。

　　　　学校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学生本身。乡村的孩子们看上去就比他们在城市的同龄人要穷很多。幼儿园期间还没有制服，因而孩子们穿的也都是五花八门，大多都是哥哥姐姐传下来的衣服。因为学校没有暖气，孩子们一个个都是裹的一层又一层的。有些孩子衣衫褴褛的都会让美兰惊讶，他们穿的破破烂烂。当美兰帮孩子们脱衣服的时候，她发现一层又一层的衣服下面，包裹着的是那么瘦小的身体。当美兰握着孩子们纤细的手时，孩子们的拳头在她的手掌里只有核桃大小。这些五、六岁大的孩子，怎么看都像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在清津实习的时候，她的学生大多是工厂工人或者当官人家的孩子；而这些都是矿工的孩子。美兰意识到，虽然城市里的食物供应很成问题，但是矿场食物短缺更严重。在过去，为了奖励他们的重体力劳动，矿工能得到每天九百克的粮食配给，多过普通工人的七百克。现在Saenggiryong附近的煤矿和高岭土矿差不多都关闭了一年多时间，矿工的粮食配给也早就中断了。美兰怀疑有些孩子来幼儿园仅仅是为了中午能吃上一顿餐厅提供的，一份和她大学时餐厅里一样的，只放点盐，飘着几片干菜叶的清汤。

　　　　虽然如此，美兰还是满怀热情的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身为教师，是个受过教育，倍受尊重的阶层。这对于一个矿工的女儿还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再也不是身处社会的最低阶层了。每天早上她都迫不及待的起床，穿上在床底压了一宿的，爱起皱的白衬衣。

　　　　学校早八点上课。每当此时，美兰就会挂着灿烂的笑容去迎接孩子们，看着他们慢慢坐满教室。当她把孩子们一个个领到指定好的座位上，她就会拿出她的手风琴。在北朝鲜，每一个教师都要求会弹奏手风琴，这也是她毕业前的最后一项测试。手风琴也被称为“人民乐器”，因为当人们到建筑工地，或者在田间地头的义务劳动时很容易携带上它–也没有什么其它乐器能给田野里或者建筑工地上劳作的工人带来手风琴所能带来的巨大干劲。在课堂里，老师经常唱《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在北朝鲜这就如《一闪一闪亮晶晶》一样，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

　　　　美兰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这些歌词就深深的印在心里：

　　　　我们的父亲，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

　　　　我们的家园在劳动党的怀抱之中。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即使面对火海，可爱的小朋友们请不用害怕

　　　　因为父亲在这里

　　　　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

　　　　美兰没有像她姐姐那样的好嗓子–俊相曾经这样揶揄她，每次她唱歌的时候，俊相都是避而远之。可是她的小小学生没这么挑剔。当她唱的时候，他们都仰着小脸看着她，很是活泼可爱。孩子们都很崇拜她，这样也激起她的热情。美兰曾经很沮丧于自己的弟弟和自己年龄相仿，事事总是和他竞争，相比之下，她更喜欢教导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她很喜欢她的工作，至于她教些什么，她不曾停下来想想是对是错。她也不知道教育可以会是其它的什么样子。

　　　　一九七七年，金日成在他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文章中这样写到，“只有在适当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科学，技术以及体育教育才能得以成功。”由于美兰的学生还小，还读不了伟大领袖的通篇巨作，（以金日成的名字出的书多达一打，而金正日也写了另外一打的书），她只是大声的朗读着这些摘选。孩子们也被鼓励跟着她齐声朗诵关键篇章。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或小男孩用孩子气的嗓音大声背诵金日成的语录总能引得大人们一片开心的笑声。在意识形态训练之后，接下来的课程就是一些比较普通的科目，但是伟大领袖总是形影相随。不论是学习数学，科学，阅读，音乐或者艺术，孩子们总被教导爱戴领袖，憎恨敌人。举个例子，一个一年级的数学书上是这样提问的：

　　　　“八个男孩，九个女孩一起歌唱金日成赞歌。一个有多少个孩子在唱歌？”

　　　　“一个女孩在抗日战争中作为爱**队的通信员。她把情报放在一个装有五个苹果的篮子里，但是在一个检查点，被一个日本兵拦住。这个日本兵拿走了两个苹果。现在篮子里还有几个苹果？”

　　　　“三个朝鲜人民军战士消灭了三十个美国大兵。如果这三个士兵每人消灭的美国大兵一样多，每个战士消灭多少个美国大兵？”

　　　　二零零三年出版的一本一年级的启蒙阅读材料里有这么一首诗，题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