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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假如宋朝当时没有李纲，那就连半壁江山都要保不住了。因此，李纲坚决抗战的决心和事迹，可说是“贯日月、泣鬼神”！
民国的那些年，并不如当今某些学者所渲染的那样，是自由主义的宁静乐土。那是一个“国土一天天沦丧”的危难时代，整个中国，哪儿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因此，该作者疾呼：愿自己写的这本小册子，“能鼓舞第二李纲的崛起，来挽救这汪洋大海中的破舟”。
……国有大难，英雄必出！
对李纲一生的总体评价，以“民族英雄”而论，大抵不错。这一点，恐怕只有身处危局的人们才有更深刻的感受吧。
李纲的家乡无锡，是锦绣江南之地。当年李纲的祖父退休，在还乡时途经这里，为太湖的烟波浩渺所陶醉，遂起意在此安度晚年。
无锡山水，素有“吴山青，越山青”的那种空灵，李纲在此生长，自幼也就有着一份剔透明澈的聪慧，少年时胸有大志，学业精进。
十九岁那年，母亲吴氏去世。李纲是孝顺之子，在为母守丧的三年中，他结庐在母亲坟茔旁，清心寡欲，手抄了《妙法莲华经》七卷，放在母亲的棺木中。据说，在此期间还在墓地周围栽下了松柏数十万棵。
李纲完成启蒙学业后，先后入了县学和州学，成绩一直优异，每次考试总能名列前茅。到二十二岁时，由州学推荐，进了京师的太学，名次是当年的第一。这个荣誉，他的父亲曾获得过，后来李纲有个堂弟也获得过。
一门三个太学榜首，史书上说：如此盛事，“时人荣之”。
就在这一年，李纲娶了襄阳人张氏为妻。张氏也是官宦人家出身。李纲的老岳父张根，官居秘阁修撰。
从崇宁五年起，夫人为他连生了三个儿子，即长子李仪之、次子李宗之和三子李集之。
李纲入了太学后，如鱼得水，学业更加精进。第二年成为“进士预贡”，具有了考贡士的预备生资格。 。 想看书来
一位惯于“惹事生非”的太学生（3）
第四年，因父亲升职，按照古代官场规矩，李纲获得了候补“将仕郎”的官职。这是一个最低品级的文散官，无具体职务，是专门赏给还没考中进士的官员子弟的。
第五年，参加“国学贡士”考试，又得了个第一。这年春天，他已经具备了考进士的资格，但是突然听说有家中有亲丧，于是决定不参加考试。有朋友写信给他说，那不过是不确切的消息，劝他还是参加春季的考试，中了进士，也好安慰尊亲。李纲是个大孝子，坚决不干，宁可错失了这次机会。这一年，他被正式授予“将仕郎”和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法参军的职衔。
从上面这个履历看，李纲也就是一个走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宦子弟，似乎看不出他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所以，他少年时的一次经历，在这里必须一提。他父亲早年在延安为官时，李纲才十四岁。当时有西夏人来攻，围城甚急。李纲的父亲组织城防，万分紧张。小小李纲那时就有胆量骑着马，时时在城墙上绕城巡逻，无所畏惧。父亲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敌寇的蔑视，给了小李纲以深刻影响。
……良好正派的家教，就是英雄的摇篮，不管这个家是华贵之所还是贫寒之屋。
在太学就读的日子，是李纲仕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开封城内蔡河湾南岸的这所森严学府，在李纲踏入仕途之前，就锻造了他刚正不阿的为官理念。
宋朝是个重文抑武的朝代。宋代的太学，规模甚为了得。这所当时世界上罕见的人文学院座北朝南，气象恢宏，共有一千八百七十多间大小屋宇。院内有亭园射圃，供太学生门练习射箭，触目皆是庭树森森、花木繁盛。
从全国各州县推荐上来的优秀生，就在这里潜心攻读，学生人数常年保持在三千八百多名左右；再加上行政官吏、教师、工役，整个学院的人数，总计当在四千人以上。
这里是全国读书人无限向往的深造之地，典籍丰富，浩如烟海，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太学生只要经过几次考试，朝廷就可正式授官，所以人们也把太学叫做“储材之地”。
李纲赴太学就读之日，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一路水陆兼程，心潮难平。船一过尉氏县，远远就眺见汴京城楼高耸天际，端的是人间天上。进入东水门后，只见一座百万人口的繁华之都扑面而来……
年轻的李纲饱读诗书，心怀天下，从此就要从太学的亭亭柏荫下，走上修身治国的坦荡大道了。想到此，他怎能不心事浩茫！
入学之时，朝中正是蔡京当道，朝政糜烂如江河日下。一路所见，太湖采石所的官船，高挂“应奉局花石纲”的皇家大旗，十多艘一队，在水路上横冲直撞。
沿途百姓不堪搜刮，怨声载道，都说国家将要败在这伙奸贼手里了！
民间疾苦，深深震撼了从深宅大院里走出的年轻李纲。他不禁浩叹：人间何世，百姓何辜，要遭这刮骨剔肉的残酷盘剥？
李纲是精英教育熏陶出来的学子，坚信儒家真理。古来孔子讲“求仁”，孟子讲“民本”，可是眼前的景象，哪里有一点仁义和爱民可言？他搞不懂，难道真理就是写在纸上来哄老百姓的？
在太学里，人也是物以类聚的。李纲结识了同学李彪、陈朝老等人，彼此情投意合，如同手足。他们目睹奸臣弄权，朝政*，都压不住心头的一股怒气。几个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慷慨陈词，指斥时弊。 。。
一位惯于“惹事生非”的太学生（4）
李彪这个人，入太学已有些年头了，因为敢言而触怒了学官，同时又无强势人物做后台，因此迟迟得不到授官。同年的学子，到了“释褐”（脱下布衣、换上官袍。意为毕业）之时，大多都顺利进入官场，风生水起。而他，则一直伴着真理的化身……孔老夫子的塑像吃冷猪头肉。
越是郁闷，他越是要说！
借酒浇愁之时，他总要破口大骂：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宦官阉人只知残民，朝廷只知敲骨吸髓，还让百姓活不活了？
除了骂以外，李彪还将所见所闻种种，写成了一道奏疏草稿，全面抨击当朝执政的弊病，准备有机会递交给皇帝。
学官们对李彪的大逆不道早已很不耐烦，经常派人去监听。这日李彪骂得太狠了，太学当局认为不能再容忍，便将情况密报给了蔡京。
蔡京大怒，说：太学本是弘扬朝廷教化之地，有如此背逆，还要太学做什么？于是下令，将李彪逮入监狱究治。
太学当局杀了鸡，但是却没吓住众多不满的猴。李彪被逮后，又有陈朝老奋身而起，上书皇帝，说皇帝五次任命宰相都所用非人。当朝大佬只知贪婪跋扈，坏事做绝，天下万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太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员，是国家的栋梁，老是这么闹，着实堪忧。这日，徽宗、皇太子赵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议，如何打压太学里的这股逆流，内侍又递上来一个东西，是太学生邓肃进呈的政治讽刺十首。
徽宗看罢，心里有气，半晌不语。
蔡京在旁趁机奏道：“邓肃以诗讥讽朝政，还敢公然上呈，应予严处。如不杀，有人将更肆无忌惮，浮言谤语，将扰乱天下而不可收拾。”
宋代没有杀大臣的先例，更别说杀太学生。徽宗虽然觉得蔡京说得有理，但权衡再三，还是不敢开这个恶例。于是下令将邓肃除籍，遣返回乡，交给州县严加管束。
十天后，太学将邓肃开除遣返。临别的那天，李纲一直把他送到东水门外，执手洒泪而别。
几番整肃，太学里的刺头给收拾得差不多了，当局落得耳根清静。
古代的昏庸之主，有一个习惯性思维：以为人家不说了，就是问题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怕*弊政能亡国，而只怕人们发牢骚。
高压之下，太学生们的表现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花天酒地，无心向学，一天到晚去干谒权贵，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出路；另一种就是埋头苦读，从读书中寻求解脱。学院当局也抓紧了课程，想以沉重的学业来压制思想自由。
太学的课程，后来发展到十天一小考，每月一中考，三月一大考。考得你焦头烂额。当局还出了一些拍皇帝马屁的题目，比如《喜见黄河清》、《天下太平赋》、《鹤瑞呈祥诗》等，让学生们写诗做赋。实质上，考试教育就是精神奴役，学校里没命地举行考试，就是为了磨掉学生们的锐气……几年考下来，你就是烈马也能给驯服了。
这种吹牛文章，李纲不愿意做，即便是写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也感到是耻辱。于是常常一下笔就离题万里，写成讽刺文章了。太学官员对李纲的这种不驯服也是大为头疼，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刺头：从出身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官子弟，但从言行看，又分明是个异端分子，不向学校当局靠拢，专和闹事者同气相求，专看异端的书，专写异端文章，显然不堪造就。
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讨论来讨论去，也只有听之任之。
李纲这位“愤怒青年”，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到最后，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恰好李纲这时也中了进士，他们才松了口气，赶紧送神。
跨出学院大门，李纲年纪已经二十九了，即便在今天，这也算是超龄学生了。
消磨了的光阴固然可惜，但这也磨练了他的意志，此后他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有一个“叛逆太学生”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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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1）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
一个人的仕途走得如何，往往由三个因素所决定：一是天分，二是志向，三是性格。在这三样中，李纲前两样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直接导致他后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大戏。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性格，他敢说话，不平则鸣。这其实是一种对政治负责的态度。可是古代的皇权统治，容不下认真负责的人。你一认真，皇帝就不免要露出没穿衣服的窘态来。所以，不仅皇帝喜欢装聋作哑的人，整个机制也在淘汰着对政治认真的人。
李纲的出身与学历，足可保他高官厚禄一辈子，他只要不说话，就一切平安。可他的思路是：既然国家高薪养士，就要对得起这份俸禄。看见了国家的弊病而不说，是做臣子的最大不忠。
这种性格，在皇权政治的混沌状态下，就显得太清醒了。一般执政的君臣，都喜欢混沌（混沌了才容易做坏事），他们容不下讲真话的人。即便在同一利益集团里，爱讲真话的人也往往要被自己的同僚整肃，这就是历史上“自己人整自己人”现象的根源。因此，李纲的仕途坎坷，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其实，徽宗一开始倒还没把李纲当外人，对他青睐有加。李纲考中了进士乙科以后，据史料记载，发榜之日，皇帝“顾问再三”，也就是关照了三次，特旨升为甲等。这大概是徽宗有照顾近臣子弟的意思。
紧接着就授予了李纲官职，让他当了承务郎、镇江教授。“承务郎”的职务相当于校书郎，是一个表示俸禄等级的衔；“教授”才是实际职务，是州学或者县学的主管官员。
此后，李纲的仕途呈缓缓上升之势，徽宗对他似乎也很满意。如果仅此而已的话，李纲在后来当一个十几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两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静：一是金军入侵，二是他太敢说话。
在镇江督学的两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他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奉养，沉醉于山川秀丽之中。这情形，有诗为证：“山川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李纲《谒告迎奉诗》）
此后的五年间，李纲的官阶不断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国子正”（国子监的职员），后又短暂地担任过监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礼乐的国家机关；少卿是副长官。拿到现在来说，是副部级的职务。应该说，李纲只用了五年工夫，就进入了帝国中枢机构的上层。
这期间，有一次李纲与他的父亲恰巧于同一天被徽宗召见。徽宗注视李纲良久，慨叹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荣耀啊！”
监察御史是“言职”，也就是负责纠风、提意见的官儿。李纲担任这个职务后，接连提了几条意见，就内侍（宦官）外派的问题、宰相喜欢任用幕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徽宗见他说话太冲，赶紧罢了他的言职，让他干别的去了。
这是他在政坛上初试啼声，一切后面的大波澜，现在暂时还看不到苗头。可是，也许他心里有预感。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契阔离亲宁素愿，
迂愚报国只丹心。
远游自是男儿事，
更把《离骚》细细寻。
（《吴江五首》）
像屈原那样忠诚，又像屈原那样被谗，这的确就是他未来仕途的不幸命运。
宣和元年，京师忽发大水，城西一带淹得渺漫如江湖。灾情严重，导致漕运不通。徽宗慌了，下诏令群臣献策。众人皆不敢言，惟有李纲敢说真话。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2）
他上奏说：灾害不是没来由的，必有其发生原因；防灾虽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灾之策。李纲分析，这次水灾，是因为京西水利长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出，灌入京城。他认为，水利失修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当朝大佬不思国政，只知搬运花木竹石以取悦皇上，结怨民间，因此才引来了天灾。
那么如何治灾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严守卫。”
这篇着名的奏疏，题目叫做《论水便宜六事奏状》，当头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灾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想救灾的话，那些劳民伤财的花石纲，能省就应该省；各地凡是受灾的，秋租应一并豁免；“水过之后，安置居民，借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总之要安抚好老百姓。
对于玩忽职守的“水官”，李纲则提出，要“诛水官之不胜任者，以正典刑。”
那时的当朝宰执，是蔡京。李纲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当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纲提的这个意见，等于一头撞在了铜墙铁壁上。
宋朝的高层政治运作，承袭的是唐制，国家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议定，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办理。中书省和门下省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驳回。圣旨下后，允许侍从大臣评论得失，也允许台谏官员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最高行政层面上的相互制约，是皇权体制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纠错机制，也是避免*政治蜕化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线。
但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这套法度完全被破坏。圣旨往往由蔡京亲拟，徽宗御笔抄出发下，谓之“御笔手诏”，门下省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就以违制论处。
这样一来，原来的制衡程序就成了一纸空文，蔡京的个人意志畅通无阻。即便是一个好人，在这种“无障碍政治体制”中，也会犯大错，何况是奸臣执政？
果然，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