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谁说的？”
“很多人这样说，”金超看着吴运韬严厉的目光，心里有些胆怯。
尽管吴运韬嘴上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但金超看出吴运韬内心非常不安，他询问了很多关于传言的细节。
后来因为工作太忙，金超也就把这件事放到脑后去了。
不存在和原任领导的合作问题，金超能够放开手脚进行工作了。他待人真诚，不怕吃苦，编辑室的同志都很支持他的工作，所以，时间不长，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苗头。
金超兴致勃勃地走在上班的路上。
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城市显得白光光的。太阳一出来，一千万人就一齐出动，像是被某种神奇力量推动着，搅扰在一起，世界发出无法辨析的雄浑的声浪。这种声浪冲击的不是你的耳膜，而是你的心灵，它使你烦躁不安，想向什么人发火，想和什么人打一架，想做一件让人惊愕的事情。但是金超的心情很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有的人心情很好，有的人心情不好。
权力！权力！（4）
夏昕和郑九一的心情也都很好。
杜一鸣的结局对夏昕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他现在只求认认真真做好出版工作，从工作成绩中寻找满足感，对于中心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甚至于和他认为有些品位的人也不过多交往，决然超脱于任何纷争之外。他蔑视那些不遗余力让自己和别人都活得不舒服的人，他自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比他们优越。不管别人怎样评价他，认为他清高，他不改变自己。这是他惟一能够坚守的东西。现在他坚守住了这些东西，他心情很好。
郑九一目前还不具备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个讲究实际的人严格按照设定的路线接近目标：他孤身一人闯荡北京，有了一个可爱的妻子，妻子已经怀孕，目前没有住房，还和岳父岳母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心性高傲的他和岳母关系紧张……目前他什么也不需要，惟一需要的是金钱。他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才主动要求从机关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尽管他在机关也已经找到了捞外快的方法。这些方法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继续有效，编辑室主任的职务又给他创造了新的条件。他当然有理由心情不错。
吴运韬没有感觉到王莹琪写了那封信，没感觉到那封信在起什么作用，就把王莹琪带给他的烦恼放到心灵里一个小小的角落，在最初是邱小康，然后是廖济舟、夏乃尊、徐罘坐过的宽大的办公室里翻阅着金超、夏昕、师林平、郑九一负责的部门出于各自角度和目标形成的生产力成果的报表，寻找即将达到他自己设定的目标的喜悦。
第八章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苏北到北京联系调动工作正是酷暑时节，异常闷热。他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看到办公室主任沈然正在指挥几个小伙子从一楼往地下室搬样书，小伙子们累得汗流浃背。沈然打量着苏北，说：“我们主任到Z部开会去了。”苏北问什么时候回来，沈然看看手表，说快了，她让他等一等。苏北跟上她来到三楼，这里有一间会客室，摆着一些桌椅，一只落地电扇轻柔地吹着。苏北在那儿只坐了几分钟，沈然就弄清了苏北的意图。“那你就先在这里等一等。”
“好好好，你去忙。”沈然到二楼去了。
接近中午吴运韬才回来，刚刚打开办公室门，沈然就跟进来了。
“老吴，有一个人找你。”
“谁？”
“好像是过去在K省洛泉地区插队的北京知青，可能想到咱们单位来工作。”
“哦，”吴运韬淡淡地应道。
徐罘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他，说是有一个人想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工作，介绍了一下这个人的情况。吴运韬听说是北京人，心里有些不爽快，就连徐罘都感觉出来了，说：“这个人在K省已经呆了很多年。”徐罘还说，苏北成熟老到，处事沉稳，是K省某出版社大型文学双月刊《西北文学》的主编。
吴运韬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下台的一把手说：“老徐你说调就调，我听你的。”
徐罘说：“别别别，还是按照正常程序。不管怎样，你先见一下，感觉一下……我认为这个人是不错的，相对于那些成立于五十年代的老社，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毕竟是一个刚刚涉足出版业的单位，苏北有管理经验，自己就是作家，在出版这一块，他会有很多长处……你知道，我一直在考虑引进专门人才问题……”
吴运韬在心里笑道：“但是你一个人也没有引进来。”
“那就让他来吧，我见一下。”吴运韬对沈然说。
吴运韬坐到办公桌后面的高背皮面转椅上。
吴运韬主持工作以后，沈然每天让人为吴运韬收拾整理办公室，享受和徐罘一样的待遇，办公室很整洁。虽然外面暑气逼人，但是屋子里因为安装了空调，显得十分清爽，窗台上两盆花青翠欲滴，挂满了鼓胀的蓓蕾。新买的天坛牌文件柜闪着幽暗的色泽。宽大的写字台上，堆满了报表、书籍和同业朋友寄来的邮件。
沈然把苏北带来了。“这是我们吴主任，”沈然介绍说，“老吴，这是苏北。”吴运韬站起来和苏北握手。
吴运韬打量苏北。
这是一个个子高高的有些消瘦的中年人，长相气质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仅仅是人海中普普通通的角色。吴运韬注意到苏北细眯的眼睛里有一种羞涩的神情，他在尽力做出笑容，但是却不知道说些什么，这是不善交际的人才会有的情形。
吴运韬很意外也很新奇。
沈然为苏北沏一杯茶放到茶几上，对吴运韬说：“老吴我走了。”
沈然也和苏北点点头。苏北慌乱地站起来表示感谢。
吴运韬脸上带着微笑，看着苏北。
“请坐请坐。”
苏北坐在沙发边缘上，不知道应当等吴运韬发问还是由他自己说明意图。
“我听我们的徐罘主任说，您想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工作，是吗？”
“是是是，”苏北搓着手，“我在K省搞刊物，我想调到北京来工作。”苏北从黑色的公文夹里取出几页纸，恭恭敬敬地递给吴运韬。
这是用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业务自传。
吴运韬将身子稍稍向后仰着，眼睛和纸之间隔着很大的距离，读那份业务自传。他很快改变了姿势，显出专注的神情，读完以后，把业务自传平放到桌上。
“我知道你，”吴运韬亲切地说，“我刚刚读了你的一篇文章，”他想那篇文章的题目，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写得非常好，当时我就想：这位作者对胡杨一定很了解，非常了解……”
苏北不好意思地说：“您过奖了。”
“哦……”吴运韬没想到会被打断，怔了一下，“但是你的确写得很好……你想调到北京来工作，是吗？”
“是。我是北京人，一九六八年插队，我在K省呆了二十五年，一开始在洛泉地区插队，后来在那里上大学。再后来参加工作，到省城当编辑……离开北京快二十五年了……”
吴运韬发现苏北不善言谈。不善言谈却做着大型文学双月刊的主编，吴运韬感觉这不是一般角色。
“是啊是啊，你应当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乡啊，再者，北京的天地毕竟宽广一些。”吴运韬拿起业务自传，“我知道《西北文学》，刊物很有影响，能够主编这样一份刊物，你的工作能力，当然不用怀疑。你已经搞十几年编辑出版工作，这非常好。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虽然不叫出版社，但是主要业务现在已经是图书出版，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大显身手……这非常好。从业务自传上看，你自己也写小说———我好像对你的小说有一点儿印象……”
“我写小说用的是笔名。”苏北挥挥手，不想谈这个话题。
苏北很少炫耀式地和人谈个人创作。在业务自传写上这些内容，无非想给自己增加一些被接受的因素。
“你是文学圈子里的人，和作家们都有交往吧？”
“我搞刊物工作，和作家的交往机会多一些。”
“这是很宝贵的资源。K省是文学大省，那里重量级的作家太多……”吴运韬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胡杨还好吗？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写东西？”
“他还在写。”
“他应当写。读者都在期盼他的下一部作品。你知道吧？我喜欢胡杨的作品，尤其是《国色》，就像你在文章中说的，他写出了那个城市的灵魂……那里的人物，就是我小时候经见过的人物……”
“您是……”
“哦，忘了告诉你，我也是K省人……”
“真的？”苏北流露出孩子气的兴奋，“用K省人的说法，您我应当算老乡了！”
吴运韬没有应答苏北的这句话，接着说：“我知道胡杨前一段时间为《国色》承受了很大压力……我们这里总是这样，把纯粹的艺术问题政治化。人们对胡杨那部作品的批评显然是过头了，不应当那样。即使作品真的有问题，也应当平等地讨论，不能一棍子打死……听说这部作品在国外得了奖？你看你看，这样就不好了。”
苏北看着吴运韬，想弄明白他说的“不好了”指的是在国外获奖不好还是因为在国外获奖证明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不好。苏北理解为后者。他对吴运韬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对于有文学见解的人，他总是很敬重。
“胡杨知道你想到北京来工作吧？”
“他知道。”
“哦……你为什么要离开K省？”
“因为一些个人原因。”苏北不想做更多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我爱人认为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会更好一些……”
“你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她的调动问题解决了吗？”
苏北回答说：“她在K省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当老师，已经先于我联系好了中国文化大学，还是搞教学。”
“那太好了。”
“孩子的问题，北京市政府有政策，知青子女户口可以落在北京，所以我女儿的户口前几年就落在了我父亲的户口本上……”
“哦……”吴运韬说，“你是怎么认识徐罘的？”
“我不认识徐罘，”苏北笑了，“是这样，我和爱人到中国文化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接待我们的一位领导正好也是曾经在K省洛泉地区插队的知青，他很热心，当时就为我的工作张罗，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是第二天接到那位领导的电话，让我来找您的……您说的徐罘是……”
“你碰到了很多好人，”吴运韬笑着说，“徐罘是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原来的主任，现在退居二线了。他热心推荐你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吴运韬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是这样，苏北。就我个人来说，欢迎你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工作。这件事，我们要研究一下。我们的两位副主任到云南开会去了，要等几天才回来。你打算在北京呆一些日子吗？”
“我想尽快回去。”
“不要紧，你回去也行，回去等我们的消息。”
“我知道调北京很难，这事还要您多操心……”苏北诚恳地说。
“就你的条件来说，不应当是很难的，”吴运韬说。“你以前联系过往北京调动吗？”
“没有。”
“这次你没有到其他出版单位去联系吗？”
“没有。”
“不用联系了，苏北。我基本上可以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决定调你。”
苏北站起来，表示感谢。他的脸微微地红了。
吴运韬让他坐下，两个人又聊了些别的，然后苏北告辞，吴运韬把他一直送到大门口。
事情进展极为顺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很快做出了调苏北的决定，苏北很快就跑好了调往北京的所有手续。北京市政府对于知青返回北京有优惠政策，苏北的手续都是在这个框架内完成的，没有叨扰单位。
和吴运韬第一次见面四个月以后，也就是新的一年元旦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苏北已经把家从K省搬到北京，准时向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人事处报到，并且坐在金超的第二编辑室办公室里面了。
苏北没有对任何人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煎熬：回来没有住房，为了租房，他简直跑断了腿，最后才在三哥的帮助下租到了又暗又潮湿的两间平房，租金是每年五千元。在北京，学校更是分为三六九等，为给女儿联系一个质量好一些的学校，他左磕右碰，好不容易找到一所离家很近质量又不错的小学。从来不会送礼的他，面红耳赤地去敲有关老师的家门，讷讷地说着客气话……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又回到了他度过童年时光的这座城市，回到了他的生命开始的地方。
一九六八年年底，十八岁的苏北离开被贫困折磨着的家庭，带着父亲用拣来的废木料钉成的箱子，出发到遥远的K省洛泉地区插队去了。他还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母亲追随他到公共汽车站为他送行时的情形，还记得二姐瞒过姐夫给他手里塞的十块钱，记得大哥、二哥由于他在家庭问题上站在母亲一边而拒绝给他提供任何帮助时的表情和目光，记得在同一年中专毕业参加工作的三哥由于和最亲爱的弟弟离别伤愁动不动就向母亲发火时的蛮态，记得火车开动之时站台上响起的哭声，记得三哥用手背挥去泪水的姿势……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时光能够重新创造一个人，也能重新创造一个世界。苏北早已经不是二十五年前那个苏北，北京也已经不是他在这里读中学时的那个世界。这里已经没有母亲，没有二姐了，父亲被在老家的大姐接走了，北京的所谓的家，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空壳，一个象征。他不是回家来了，二十五年前那个家早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了。他是把他的家搬到了一个已经有些陌生的世界。
尽管这样，一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人，一个被生活残酷改造过的人，突然回到他小时候生活过的世界，仍然能够唤起一种甜蜜的记忆。他到中学母校去看望他的老师，看那里的教室；他回忆起上小学的他抱着不到两岁的侄子———现在他应当三十多岁了吧？———看来来往往的汽车，用自己拢共几毛钱的积蓄为侄子买米花球时的情形；他还专门到插队前和父母亲住过的地方去看那个熟悉的院门。现在这间房子已经让三哥倒给另外一户人家了，和单位分给他的另一间房子换到一起，住到阜成门去了。
站在这里，苏北才切切实实感觉回到了生命起始的地方，觉得经历二十五年漂泊，这回真正落到了地面上。他落到了一个宁静生活和工作的港湾。
在单位，虽然适应新的环境需要一个过程，虽然他知道这里同样会充满了人生争斗，但是，他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心里异常踏实。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角度：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妥善安排自己的创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一个单位的运转殚精竭虑了，日子一下子显得清闲而自在，生命好像又回到了初始的地方。时间耽搁得太久了，他要静下心来写一直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
在一个环境里，完全置身局外的人会获得非常好的观察角度。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角度感到高兴。他找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作为搜集素材的札记，准备用它来记录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人和事的观感。
这已经是他写的第35本《札记》，从到洛泉地区插队第一天到现在没有一天间断。这么多年来，札记成了他最可信赖的朋友。如果不能够用笔书写，他的生活就将一片灰暗，他在最没有光亮的地方看到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