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不出半点声音，极目处人影鬼影都不见一个。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这个高度足以令我丧胆。
上升的速度又一次减缓，我落回地面。下落时我瞪大眼睛，拼命搜索，想在地上找一件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一块石头，一茎植物，一眼鼠洞，任是什么都行，偏偏什么也找不到。我第三次被不可抗拒的反作用力托起，越飞越高，树木从眼前消失，蓝色的地平线半隐在薄暮中。我心知这次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惊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怦怦狂跳，不可抑制。
我很不解那些年为什么会频频遭遇这种梦境，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我却记不得白天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是否只好将之归结于当时我心中隐隐感到的不安？我的周围是一群志向高远的青年，在新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鹏程万里，而我呢？虽然在学习上我仍名列前茅，但政治上我却对自己少有信心。回想起来，有三件事令我尤为自惭形秽，这就是雷锋叔叔、劳动课和忆苦会。
雷锋叔叔在60年代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伟大的普通一兵，他爱党爱毛主席胜过爱被旧社会夺走生命的亲生父母，时时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春天般温暖。他生活异常俭朴，部队发的一点儿很少的津贴被他一分一分积攒下来，匿名捐给遭了水灾的人家，一捐就是几百元。类似的好事不胜枚举。雷锋还写过一本光辉的革命日记，如果把他当作一百分的话，我永远也达不到一百零一，和他相比，我八十九十都做不到。一事当前，下意识地我总是先为自己打算，然后才有可能顾及他人。此外，如果我说话不欺心，我怎能保证我爱党爱领袖胜过爱二姨和父母？于是我不免对雷锋叔叔暗暗怀恨，他那么完美无缺，使我无法不辜负老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除了学雷锋，一零一中还有一门必修课，叫“劳动课”，每个星期整整一下午。上这门课的目的，据说是培养我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因为全体工人农民都热爱劳动，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好逸恶劳。我不敢怀疑这种理论，但这门课却使人觉得无聊之极。整个下午，我们将煤渣从校园的前操场抬到后操场，几星期后，也许又将这堆煤渣再折腾回来。这叫什么事儿！干完活后，整个人灰头土脸，别提有多不舒服。劳动课的那个下午长得漫无尽头，等下课时，我已是精疲力尽。结果连晚上也搭了进去，看不了书，干不了其它事。到头来这门课教给我的只是对体力劳动心生反感，进而怀疑自己。我总想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否真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热爱这门课。但这种问题，我不便问他们，他们也不便问我。
在校园里劳动不算，每个学期我们还必须下工厂或农村去劳动两周。开始时我很是兴奋了一阵：过去我从没机会接触工农大众，现在我可以生活在他们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多有意思！但事实证明我在一厢情愿。
每次我们下工厂或农村，总被安排住在会议室或小学校，白天还是跟本班学生一起干些基层单位硬为我们找来的杂活儿，晚上谁也不准离开住处四处闲逛。其实老师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还能闲逛到哪里去？在当地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谁会邀请我们去作客？晚上的时间真是闷极了。
到了后来，一听说要去工厂农村我就反胃，觉得这种活动劳民伤财，有百弊而无一利。从学生方面来说，我们得中断学习，离开家，天天睡在潮湿的地上，听凭蚊子跳蚤大肆吸血，临时伙房的饭菜难以下咽，无处洗澡，厕所也臭气熏天。而在接待我们的基层单位方面，我们帮不上他们的忙不说，还让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他们只好让本地的小学停课，让出教室给我们住，又得小心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对当地人简直是个大包袱，但下边谁敢抱怨？接待我们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
到了1964年，突然间全国大讲阶级斗争。毛主席发出指示，各级领导紧紧跟上，大作宣传。一零一中在政治运动中从来都不甘后人，于是便请来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给学生做大报告，以激发我们的阶级觉悟。在此期间我们听到了许多悲惨的故事，有些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记得听一位老贫农讲述他家如何在荒年卖掉他了年幼的妹妹：小妹妹才6岁，出奇的聪明伶俐，她知道父母要把她卖给人贩子了，就流着眼泪苦苦哀求：“爹，娘，你们不要卖我呀！以后我再也不说肚子饿了！我把所有的饭都给哥吃，我什么也不吃。求求你们了，可怜可怜我吧……”她的父母听了这番话也伤心欲绝，但实在没办法，一家人都在挨饿，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拿去换了几个银元。后来小女孩又被转手，不知是被逼为娼，还是做了大户人家的丫鬟侍妾。或许她根本没能活下来。她被人贩子拉走时含泪的乞求几十年来一直回响在哥哥的耳边。
另一位老贫农和他的寡母相依为命。有一年冬天，母亲得了重病，儿子没钱为她延医买药，母亲奄奄一息，儿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罪。一大母亲从昏迷中醒来，喃喃道：“要是在临死前能喝上一口热糊糊该有多好……”当儿子的听到这里，奔到地主家求他们施舍一碗玉米面粥，但地主们都是铁石心肠，任他下跪磕头，仍不为所动。于是儿子只能在村里挨家乞讨，村民们都很穷，他很久才讨到一点儿吃的东西。等他跑回家时，母亲早就咽了气。她空着肚子，一个人死在冰冰冷的房间，儿子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不孝。
这种悲剧故事不厌其多。其中有一个曾给我惹下不小的麻烦。讲故事的老工人在旧社会是黄包车夫，有一次他病得厉害，而家无隔夜粮，不去干活，妻儿老小就没饭吃。老工人看看家人，只得咬咬牙下床去拉车。有人叫车了，是一位去戏院看戏的阔小姐。戏院很远，老车夫想快点儿跑，但他一会儿便上气不接下气，脚像踩在棉花堆上。汗水湿透了衣衫，他不但不感到热，还一个劲儿打颤。当他费尽全力把车拉到戏院门口时，戏已开场，阔小姐很生气，她根本不听老车夫的解释，一个子儿也不给就扬长而去。老车夫没有一丝力气再去和她争辩，一头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欲哭无泪。他很晚才两手空空回到家，家里冷灶无烟，孩子们失望极了，一家人抱头痛哭……
听到这里，我大为动情：“那阔小姐怎能这么残忍？没有一点人心！”如果换了我，决不会这样待人。我会像奶奶那么仁慈慷慨，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这个不幸的车夫，再给他雇一辆暖和的出租车送他回家，想想他的孩子如果见到父亲带回家可口的食物、崭新的衣裳，他们会高兴成什么样！他的妻子也会容光焕发，一下子年轻10岁！第二天，他家会有一位不速之客，是全城医术最好的大夫。大夫告诉他，有人已经付了钱，请他来这儿出诊。车夫的病很快就治好了，当然为他延医付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以后类似的忆苦会还在接二连三地开，我总是一边听一边胡思乱想。有时我任思绪悄然远遁，取代了报告者未完的故事，编造出了一个个我更加中意的新版本。我对这种神游八极的白日梦感觉美妙，可惜好景不长。有天我惊醒过来：故事中，我一直把自己想作是乐善好施的阔小姐，怎么我从未把自己跟工人农民来加以认同？
这一发现使我吃惊不小，我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大成问题。在阶级斗争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立场，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剥削阶级一边！幸好及时醒悟，悬崖勒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后我可得好好管住自己的想象力，别让它再出格了！
后来我便将这一插曲渐渐淡忘。就在我对自己稍有一点信心时，一零一中又开展了一场新的运动，叫“暴露第三层思想”。何谓第三层思想，我们的政治老师如是说：“第一层思想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老师同学；而第二层思想你只会关起门来向最知心的朋友透点儿口风；至于第三层思想，它仅仅在你脑海中闪过。很多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然而你一旦抓住它，仔细剖析，你会大吃一惊。你不会向任何人承认你曾经有过这样肮脏、这样反动的想法！”
政治老师接着说：“这第三层思想最危险。像癌细胞潜伏在你的体内，如果你不声不响把它掩盖起来，遇到合适的气候这种思想便会发展，会迅速蔓延，会害了你，毁了你！”听到这里，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老师话锋一转，语气又温柔起来：“对第三层思想，你怎么办？比方说，如果你发现身上有个肿瘤，你得告诉医生，让他给你治疗，开刀也好，吃药也好，只有医生是专家，最能给你对症下药。好了，我现在要你们认真找一找你们的第三层思想，把它写下来，下星期将报告交给我。”
他的话在我心中掀起一场风暴，我想到自己对劳动课的反感，想到我在忆苦会上编的那些故事，我知道我有“第三层思想”！我该怎么办？要不要写下来交给政治老师，还是装作没那回事？我若隐瞒它们，是不是对党不忠实？但如果老老实实，竹筒倒豆子，不免授人以柄，我怎能傻到这步田地？
我平生第一次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那时我才14岁，而我所受的教育又使我坚信老师总是对的。我父母会有偏见，会犯错误，但老师不会。特别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在我们眼里，他几乎是党的化身。我还听同学说他简直神了，可以看穿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这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的同学们也都不笨，他们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说不定他早已把我看穿，知道我的灵魂深处藏着那么多危险的想法？而现在他只是在考验我老实不老实，如果我隐瞒，将来大家都会知道我是个胆小鬼，撒谎，而且思想反动！
这样的前景使我不寒而栗，但我还没傻到甘愿出卖自己。周末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迷迷糊糊做了个梦。时间似乎倒流了，我又回到童年，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艳阳高照，我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是来春游的吗？那么老师和其他同学呢？突然我想起我们正在玩捉迷藏，同学们都躲起来了。我应该藏在哪里呢？我登时好生着急。
慌乱之中，我四下打量着：花丛太低，小树大细。我看到远处有一个亭子，等我一头冲进去，才发现它是用竹子搭的，纤细的栏杆什么都藏不住。而且亭子建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公园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眼睛，一双双眼睛射出的光像又尖又长的钉子，直刺过来，在我身体上扎出无数透明的窟窿。时间紧迫，我得赶快再找一个藏身之所。
绝望中我再次环顾四周，这次我兴奋地发现山脚下有个小茅屋。奇怪，早先居然没注意。我奔过去，很快躲了起来，茅屋里黑乎乎的，我松了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又安全了，那一刻我才看到我的双脚正踩在一堆大粪上。
我恶心得醒了过来，再也无法入睡，脑子里想着刚才的梦，这个梦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过去我常听别人说梦能预示人的运气，比方说，梦到水能发财，梦到火则会成功。也有不祥的预兆，梦到鞋子要倒霉，梦到掉牙齿，家里就有人会死。大粪在梦中出现，这个人一准儿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个该死的梦弄得我比过去更加神经兮兮。
即使我这么六神无主，我也从未想到要向父母讨个主意。我知道他们若听我说起梦，准会笑我无知，若我再把事情当真，他们会为我的愚不可及而脸红。那会儿我和父母的积怨虽已冰释了几年，但我仍对他们怀有戒心，若对他们流露我的真实想法，焉知他们不会以此为证据，又得出结论说我不及小炼？就这样，我一直把烦恼埋藏在心底。政治老师说得对，第三层思想，是谁也不会告诉的。
交稿的最后期限到了，晚上，我拿了纸和笔，呆坐了很长时间。12点钟敲过之后，我草草写了几件不痛不痒的小事，第二天，我看都没再看就把思想报告交了上去。我一直在等政治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等着他揭露我的罪行……有好几天，我的右眼皮不住地跳，这是又一不祥之兆，中国人不是常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么？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政治老师没来找我的麻烦，眼皮也渐渐不跳了。我的心悬在嗓子眼好一阵，也慢慢回落到原位。我终于长长出了口气，甚至有些自鸣得意起来。毕竟政治老师是人，不是神，我这就把他骗过了，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且莫高兴得太早，还有他说的癌细胞呢？我的心又是一沉。也许我隐瞒了第三层思想，已经给癌细胞创造了滋生的条件，有朝一日我会被它活活吞噬。那时我可不能怪别人不来拯救自己，是我在自作自受。
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这个深挖第三层思想的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我问了不少同时期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并无此番经历。因而我怀疑这是我们政治老师的杰作。若非他对工作如此尽心竭力，我怎会年方十四，便做得这番恶梦？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我只等了两年多就报了这份仇，出了这口气。
12 梦中的英雄
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我思想负担越来越重，我开始后悔来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读书。如果要转学的话，附近的清华附中是一个选择。也许他们不这么强调劳动课和思想改造？我偷偷盘算着下次升学考试我得考清华附中，这样我最终可以就读清华大学，成为一名女科学家。
在一零一中我不但对自己不满，对父母也不满。过去我对父亲十分崇敬，因为他是一位老革命，现在我觉得他有点儿莫名其妙。60年代初，他突然决定不再当官，而坚持要改当一名教师。对他这么个老同志来说，这样的选择令人费解。部里的领导定然颇为不快，能够想象他们对他的议论：“这位老同志的革命热情衰退了，”“咳，他原本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在大学又受了西方思潮的毒害。”过没多久，他们就放他走了。
父亲于是转到了国际关系学院教书。开始想让他当教务长，他亦坚辞了，因为他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员。最后他真的遂了心愿，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
而母亲呢，中国的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新社会居然还那么管用，她很快也调到国际关系学院教起了英语。随后，我们搬出了机关大院，这使我伤心了好一阵：我很怀念那儿舒适的房子和我的朋友，没了通行证，星期六晚上就再不能去大礼堂看戏看电影了。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和父母之间有些事是不谈的，这便是一例。
按规定我仍算是干部子弟，父亲1949年以前的经济来源决定了我的出身。但自从父母做了教师，我每逢说起自己是干部子弟时便多少有点儿中气不足。当然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些，我也懒得跟同学说父母换了工作。然而，我在学校里却越来越感到孤独。我的周围多的是血统纯正、意气风发的高干子弟，在他们中间，我难免有一种“鱼目混珠”的自卑。我暗暗地怨父母，怨自己，更不想呆在一零一中了。
我的一些同学对此有所觉察。他们开玩笑说我成了老师的先行官，每天早上我总是在第二遍铃声响前一二分钟进教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