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选择了北大荒。在我想象中，这是一方遥远。神秘而令人神往的水土。辽阔的处女地，一望无边的雪山松林，小木屋，篝火，狩猎和滑雪，野兽出没，暗藏的敌人，夜间苏修特务偷越国界，殊死的战斗……
死？我倒不怎么怕。与其一天天地熬这漫漫长夜，倒不如轰轰烈烈像个荚雄似地去赴死。最近我的身体每况念下，生病令我心烦，父母令我心烦，小炼和小跃更是令我心烦。我不想在这个家再呆下去，呆着徒然浪费时间。是该走了，而且越早越好。
1968年7月15日，我登上征途。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的家人都到北京站为我送行。父亲。母亲。小炼、小跃从西郊过来，二姨从市里她自己家中过来，还有几个同学。吴当然没露面，我记不太清同学中都有谁来了，只记得有两个工人出身的女孩，她们的父母比我们的家长要实际，让孩子留在北京工作了。
那天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约有千把人吧，都是奔北大荒去的。站台上的人更多，亲朋好友纷至沓来。开车的时刻逼近，有人哭了起来。我的同学中，那两位留在北京的女孩哭得眼睛都肿了。
她们究竟哭什么呢？难道她们是因为不忍与我分别才伤心？我无法相信这一点。犯得着么？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的。也许她们是为自己伤心。想想将来的平庸生活，再没机会去冒险和体验做荚雄的乐趣。不管怎么说，我不喜欢别人在这儿哭我，我也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哭他们自己。我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拿他们怎么办。
我只好仰头望天。天色晴朗，万里无云。无数红旗迎风飞舞，锣鼓喧闹声搅得我什么都听不清。这倒正中下怀，反正我什么也不想听。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思绪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两千多年前的一幕展现在我眼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豪气干云的荆轲在易水边长叹，他刚刚离开燕国的首都。为他送行的人中有燕国的太子丹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他们一身缟素，深知荆轲此次远征断不会生还。他要去咸阳行刺秦王——中国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
河岸上，盛开的芦花一片茶白。风刮得正紧，高渐离击筑，荆轲即兴引吭而歌。他的朋友们止不住垂泪涕泣，荆轲却沉静从容。曲毕，他慨然登车，绝尘而去，终不回顾。
“文革”前，我在《史记》里读到的这段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荆柯一样，我从此离去，也再不回头。历史上，荆柯为了拯救万民于水火，舍命刺秦。他被秦王手下残忍的卫士剁成了碎片。今天我们作的牺牲乃是为了一项更崇高的事业：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再有上下贤愚之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过去。在我们的社会里，城市的知识青年志愿到农村去，农民的孩子进城上大学，这样城乡差别最终消弥。也许我们这代人看不到这一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白白付出了。但这样的牺牲是光荣的。历史会铭记我们这代人，就像铭记长征的红军战士一样。
铃响了，我的神游嘎然而止。最后3分钟，火车即将开动。二姨再也忍不住了，在此之前她勉为其难地挤出一副笑脸，好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常常记得它，现在笑脸断裂开来，尽管她在努力克制，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下来，一发不可遏制。她靠在小炼的肩上，一下子显得这么苍老，这么无奈。她向我伸出一只手，像是要在最后一分钟把我从火车上拽下来……
火车向前冲了一下，慢慢移动了。突然我的英雄情怀烟消云散，泪水夺眶而出。我周围的人都哭了，站台上有人追着火车跑，拉着车上人的手。车速加快，牵着的手终究分开，我把脸上的眼泪抹掉，家人和同学都不曾看见我的泪水。
母亲这时也偷偷哭了。她后来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起这件事，她也不想让人看到她落泪。“有其母必有其女”，这么形容我们的性格大抵是不错的。她是个感情内向的人，我也一样。
火车驶出了我的故乡北京。灰色瓦房和柳树、枣树。古城门、护城河一起渐渐从视野中隐退。这些景致熟悉得就像我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从今日起我可能再也不能目睹它们了。一念及此，淡淡的忧伤涌上心头。
未来日子里，我深知，我若后悔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回头已是不可能，像荆轲一样，我踏上的是一条不归的旅途。自我注销了北京户口的那一刻起，便自动放弃了作为中国人在那个年代里所能享受的最大特权，为自己的命运划上了句号。从此我成了农村户口，一个农民。我落户的地点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多年以后，即便我不在人世，我的子子孙孙仍得生活在那里。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生活在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在目前的条件只能保障百分之二十的城市居民。
我离开北京并非全是一时冲动，但那时我确实未曾意识到此举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我的感觉中，下乡的旅途和“文革”初期的串联并无二致。歌声和笑声很快就回到车厢。每个人看上去都兴高采烈，我却有点心不在焉，我在想前天父母和我交谈的一席话。
开始是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
“瑞，下乡是革命行动，我和你母亲坚决支持你！”他的开场白首先昭示他的政治态度。他说话时不时也会打点官腔。
“其实，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像你一样到农村去。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发，现在还不清楚。学院已经决定搬到农村去办，成为一所五七干校。”
听罢此言，我心一沉。太糟了，这样一来，我在北京的大本营都给端了。将来如果我想回北京小住几天，哪儿还有我落脚的地方。我感到整个家被连根拔了起来，但我不能对父亲流露出这种忧虑。
“去五七干校同样是革命行动，我也坚决支持你们！”
“很好，”父亲往下说，“将来我们都做农民，这样更好。工人农民襟怀坦白，不像知识分子那么虚伪狡诈，两面三刀，口蜜腹剑。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真呆腻了。”嘿，父亲，您和母亲不也是知识分子么？当然了，我理解您的意思，你们俩特立独行，和他们还不一样。
“瑞，我得给你几句忠告，”父亲接着说，“你要记住一点：根据我过往的经验，我们党永远是正确的，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不论将来情况怎么千变万化，你一定要相信党和毛主席。这样你才不会犯政治错误，不会惹麻烦……”
“知道，我知道，你不用再对我说这些。”
父亲欲言又止，看得出，他还有难言之隐，我等他说出来。他看了看门，门已经关严实了，当时家里也再没别人，然而父亲还是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目前我的处境不妙。专案组想方设法找证据对付我，你走后，情况也许更糟，他们会把我关进牛棚，甚至会逮捕我。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得作最坏的打算。将来如果有人到你的农场去对你说，你的父亲是叛徒、间谍。反革命，你不要信他们！我来告诉你一点关于我自己的事：在我过往的生涯中，只受过一次党内处分，那是在瑞士，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她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我不想说她的名字，那是小炼出生前后的事。我为此被记过，这之后我就和她断了关系，这算是我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这件事是真的，其它不论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别相信。今天你要走了，我得跟你讲清楚。你千万记住我的话。”
可怜的父亲！过去他在我们3个孩子面前多么威严，像中国其他做父亲的一样，他总是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若非朝不保夕，大难临头，我敢保证他永远也不会对我说这番话。谁听说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谈这种事来着？“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多么难堪！怪不得他挑了一个家中无人的时间跟我说这些。是不是母亲故意把两个弟弟带出去了呢？
母亲回家后，她也来找我谈话。这是不常见的事，在家中谈话一般是父亲的事儿，母亲只在一旁做他的后盾。这次有所不同，母亲亲自出马，她走进我的房间，和我一起并排坐在床上。她先拿出一只瑞士手表，把它给了我。
“你看到这只手表，就像看到我一样。好好爱护它吧。”“我会的！”（1968年的时候，即使是一零一中，也很少有学生戴手表，17岁的学生戴一只瑞士表真是绝无仅有的事。）
然后母亲说：“我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出过远门，但这次还是有点不同，你要离开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记住：将来你要是碰到什么为难的事，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答应我：你如果需要帮助，一定得让我知道。”
“好吧，好吧。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这些谈话在我脑子了盘旋了一会儿，后来便不知去向了，像我们适才一路见到的山间和湖面的轻烟，风吹四散。三天后，我们到达北大荒。从850农场场部，不同的生产队派各自的拖拉机把我们载走。约有50人左右分去了第三生产队，这个队在场部西北边一个叫凉水泉的村里，离场部有30来公里。
我们这就出发了。过不了多久我便发现眼前的景物与我的想象的迎异：这儿既没有高山，又没有森林，北大荒原来是一片绵延无尽的沼泽。其中有一部分开发成了农田，从远处看，麦田橙黄，豆田碧绿。未开发的处女地上杂草蔓生，黄绿参半。草又细又长，有半人多高，在风中摇曳。我们的拖拉机穿过草丛，惊起一群沙雁。
拖拉机里的每个人突然都起了一种引吭高歌的冲动，我们于是拉开嗓门，齐齐唱起歌来。有些人的嗓音像夜莺，有些人的嗓音像破锣。这无关紧要，我们在北大荒，不在北京。没人笑话，不必脸红。歌声直上云霄，天际高阔，天空不是浅蓝色的，却像是紫罗兰色的，浓郁而湛美。我从没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见过类似的景致。东边，阳光斜映，晔晔生辉；西边，浓云密布，雨帘低垂。我们新的故乡如此多骄！我已经爱上它了！
然而我们抵达的村子却显不出一点诗意，看不见树，看不见花，连菜地也看不见，只有几座平房向外排开，像一个方阵。饭堂的顶高些，昂首在前，像个军官，其余的平房一模一样，像一队步兵。每座平房约25米长、15米宽，里面有4个单元，4扇门窗，坐北朝南。因此地气候恶劣之故，其它三面墙一扇门窗都不设。
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能分到一个单元，不论是两口之家还是六口之家，总之是一个单元：一个房间和一个过道。过道没窗，又窄又暗，用作厨房；它也是一个中间地带，将房间和外面隔离开来。进了大门得从过道一直走到北头，才摸到房间的门。
比起过道的暗无天日，房间有一扇窗可以见到阳光，家家户户都让宝贵的阳光照在炕上。炕很大，占了整间房间朝南的一半。炕下其实是烟囱，人在过道的炉灶生火做饭时，烟和余热首先经过炕，把炕烤得暖乎乎的，睡在上面很舒服。因此，当地人不单在炕上睡觉，他们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在炕上做，客人来了，也招呼他们齐齐上炕取暖。
像这样无电无水的房子，当地人每月付1元5角的房租，相当于当时的75美分。租金对所有家庭都一样，各户人家的收入差别不大。不过毛主席说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于是我们这帮北京青年（多数是出身革干的前红卫兵）决定应该先摸一摸村里的阶级斗争形势，看看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对这些人我们要严加提防。而贫下中农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我很快就和贫下中农混熟了，村里有一大半人划归这个阶级。奇怪的是刚开始他们给我的印象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他们的概念完全来自报纸和曾在一零一中诉苦大会上作报告的那几个人身上，总觉得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热情很高，可是这儿的农民并不如此，他们和我们交谈时，从不出现“阶级斗争”的字眼，也不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思想改造”等词语，有些人偶尔会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不过我只听到过有数的几次。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常提醒我们多穿衣服，戴上帽子，还敦促我们晒被子，这样可以少得风湿病，风湿病在这种湿冷地区非常普遍。他们教我们怎样用乌拉草絮在靴子里保暖，提醒我们在尚未习惯农活前不能干得太猛。类似的关照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最为感动的还是他们的慷慨。每次他们做了好吃的，像蘑菇或百合之类从平原上摘采到的东西，还有他们自己在家擀的面条、包的饺子，都忘不了和我们一起享用。那些年，当地人自己和孩子都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家养的鸡和鹅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给没收了，自留地也惨遭同样的命运，很快都荒废了。
冬季到来时，有些村民外出狩猎，夏天则设法捕上几尾鱼。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两手空空地回来。这个地区到60年代末，就已经没什么野生动物了，我真是难以置信，10年前村民们曾编过这样的歌谣：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但只要老乡们运气好，速到只把野鸡或野鸭，他们总会支孩子来宿舍叫我们。他们完全可以不叫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无从报答他们。我问村民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们北京学生家住在大城市，娇生惯养。现在你们大老远的来到这儿，天天在地里于这么重的活儿，没什么好东西吃，还挨蚊子咬，哎呀！瞧你腿上起的大包！还有这手上的冻疮！要叫你们的爸爸妈妈看到还不得心疼死？”
这样的话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由得想：这算不算我们批判过的虚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呢？一种所谓普遍的儿女情长？若在“文革”伊始，我会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类情感，在我看来，它抹煞了阶级斗争。可是现在真正的贫下中农也这么看问题，毛主席说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如果他们这般言行，这般言行便是对的。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们？我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想罢，我深深吐日气，说心里话，我真庆幸这里的农民有情有谊，而不是一味大讲阶级斗争。到了他们家中，我可以随随便便在他们又大又暖和的炕上歇息，大嚼他们给我们吃的东西，听他们讲述的故事。当地人讲的故事和我在报上看到的全然不同，他们爱讲村里发生的事。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只手表。
那是1958年的事，约有10万复员军人来到北大荒屯垦戍边。话说这些人中有两位契若金兰的山东籍战士：山东人一向以义勇著称，这两人过去在朝鲜战场上并肩作战，现在他们一同来到凉水泉开拖拉机。其中一人年长几岁，已结了婚。他到此地不久，妻子也从家乡跟来了。稍年轻的一位还是单身。
一天晚上，结了婚的那位上夜班时，他的妻子一人在家煤气中毒，死了。中国的北方，每年都有不少人死于煤气中毒。做丈夫的悲痛万分，他很爱自己的妻子。令他特别伤心的是，过去他妻子曾想要一只手表，说了不止一次，但直到她死他们也还没能攒够钱——那时好的国产手表也要上百元，这对一个月工资也就30来元的农场工人来说不啻是件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