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这样天份的女孩该模仿港台歌星挣大钱了。而在1968年，花儿为能在我们的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兴奋不已，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为能让花儿出演，争辩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结合贫农，所以我们的演员阵容里至少要结合进他们中的一位。我还答应亲自辅导花儿。
我于是帮花儿熟悉台词，然后是彩排，接下来就要正式献演了。这是村里的又一桩大事。但开演以后，周和文尽在那儿呆板地背了台词，戏演得了无生气，我在台下于着急。
轮到花儿出场了。她一走上舞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林岚，像一阵春风，一阵急雨。她冲上舞台跑过去质问林育生：“哥哥！你知道吗？肖继业他的腿很快就要被截掉了！”花儿的嗓音变了，大滴的眼泪涌了出来。每个人都被她感动，其他男女演员顿时进入了角色，激情从他们胸中奔涌而出，挥洒自如，即使在我挑剔的眼光看来，话剧演得也相当成功。更重要的是，人人都说花儿功不可没，她简直浑身都是戏。
花儿的成功对我来说意味深长。不是因为我对她的判断胜人一筹，而是我为全体知青感到骄傲，我们的牺牲是有回报的。过去我虽然也是自愿来农场，却总认为农村长大的孩子不如城里的孩子聪明，真是大谬不然！我很高兴证实我原先的看法是错的。
从那一天起我就幻想有朝一日花儿能去北京电影学院或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经过4年科班训练，她会出落成舞台或银幕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决定教她语文，从教她背一些我记得起来的唐诗开始。
凉水泉的聪明孩子不止花儿一个，另一位老唐夫妇的独生子小唐也是聪明过人。村民告诉我，在小唐4岁时，有一天他父母把他反锁在家，出门下地去了。这种做法在农村很普遍，不像城里的单位，农村没有托儿所。话说这天小唐找到一盒火柴，擦着了火，引燃了棉被，黑烟从炕上腾升起来，很快充满了房间。他想往外逃，可是铁将军把门，他叫救命，没人答应，谁也听不见双层密封窗里的动静。
但小男孩没有慌张，他跑进厨房，在炉子边找到一根拨火棒，然后跑回房间，爬上炕，打碎了一扇窗，又打碎另一扇窗。他这么做与他父母平日的反复告戒背道而驰，于是他逃过一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村里人讲完这件事后总爱加上这么一句。
4年后，同样的灾难发生在老王夫妇的两个男孩身上，两个孩子都窒息而死，一个5岁，一个3岁，我们目睹了这场悲剧。这时小唐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他有时会和其他孩子来我们宿舍玩智力游戏。
“树上有7只鸟，猎人举枪打死1只，树上还剩几只鸟？”
“6只！”“5只！”孩子们七嘴八舌，小唐看看我，会意一笑，好像说他知道其中有诈，然后大声宣布：“一只鸟都没有了！”他当然答对了。
我也有些恶作剧的谜语，比方说：远看像个灯笼，近看尽是窟窿。村里没人猜得出，甚至知青也没人能猜对。小唐一听，立刻就说：“哦？不就是个破灯笼么？把它扔了得了。”人人都笑了起来，恍然大悟。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早慧的男孩刮目相看。
后来发生的事却令我大失所望：小唐被卷入一宗大案。从一开始，村里教他的老师就不喜欢他，说他骄傲。而其他村民却认为这个老师根本不够格儿，仅因为他是政委的红人儿，才得了这份美差。对小唐问他的各种问题，他答不上来，便恼羞成怒。后来他居然在小唐的作业本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把这件事汇报给了赵指导员。赵又反映到了农场总部，很快就在虎林县公安局立案，公安干警奉命进村调查此案。警察甫至，就拘留了小唐，日夜审问，连老唐夫妇也未能幸免，警察怀疑他们是教唆犯。他们当然竭力否认，调查继续进行。而那条反动标语则一直是个谜，没人见过它的庐山真面目。领导似乎觉得只要我们看一眼这条标语，我们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就会立即崩溃。他们对我们可真够信任的！
有道是“打草惊蛇”，“顺藤摸瓜”。时间一天天过去，村里的人越来越紧张：“谁说得准这孩子被这样审讯下去会不会胡说八道？万一他说……”
甚至连知青也有点儿惶惶然，并不是我们不想与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而是近来我们与赵指导员的关系颇为紧张。我们有点儿担心他会记仇，给我们制造麻烦。
其实，与赵的关系不好，我们也有部分责任。刚来凉水泉，我们对指导员怀有一种过高的期望，这多半又是受了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指导员总是一位对战士体贴人微的老大哥，和煦如春风，他对战士们的喜怒哀乐了如指掌，他及时给他们引导，善意地指出他们的不足。遇到危险，他冲在前面，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将死的威胁留给自己……总而言之，他是位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加上相貌英俊，身材魁梧。而我们眼前这位赵指导员与之有着云泥之别。
我们初次见到赵时他40出头，身材矮小，肤色蜡黄，一张脸又瘦又长，像一条倭瓜。他有一双小小的老鼠眼，总爱趁人不备从旁边或背后打量别人。我们不单止烦他这些，还有其它：他对人冷漠，不爱理人，整天见不到他的笑脸，一副村里一把手的架式。
也许以外表取人失之公允？有些人天生就不苟言笑。如果赵指导员不来联系群众，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去接近领导？大概就是带着这个念头，一群北京知青有天去“赵府”登门拜访。
他们一去先在他家门口碰到他妻子，“第一夫人”的脸上也看不到一丝笑容，好像这些知青欠了她很多钱没还。她冷冰冰叫他们进去，自己却出了门不知去向。好一个敬客的主妇！
知青进得门来，只见赵躺在炕上，架起二郎腿，品着他的饭后一支烟，看见有人进屋，也不起身，连眼皮都没抬，只是从鼻子里哼出俩音：“啥事？”
一干人甚是尴尬，他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留也不是，去也不是。“我们来向您汇报思想……指导员……希望想得到组织上的帮助……”有人结结巴巴地说，别人则站在那儿大眼瞪小眼。
“说——吧。”赵的声音又干又冷，眼睛望着天花板。烟圈从他鼻眼儿里冒出，一圈又一圈，完全没有请知青坐下的意思。
这时北京知青已被这种简慢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根本无心汇报什么思想，他们三言两语就告辞了。回家路上，这帮人默默无语，对这番经历简直难以置信。进了宿舍，他们全都炸开了锅：“去他妈的赵！他是什么玩艺儿，竟敢这样对待我们！他以为自己是村里的一把手，父母官，就摆这么大的臭架子！中央首长我见得多了，哪个不是客客气气的？真没见过像他这样儿的。”
“就是！他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不过是个小萝卜头！他算什么东西？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就差垫底了！我们大院看门儿的都比他高三级，有什么可神气的？”
最后这段话是“8只快乐的大苍蝇”中的一个说的。除了文，其他的7只“大苍蝇”都是高干子弟。不知为什么，单单这句话在凉水泉不胫而走，就像安徒生的童话里小孩子说的：“皇帝什么也没穿。”刚开始还只在知青里传，我们一笑置之。后来不知谁说漏了嘴，在老职工中间也传开了。他们喜孜孜地到处传播这段话，随后声明不是他们编的，是北京的知青说的。终于这话经过赵的亲信传到了赵的耳朵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感到惴惴然的缘由。
我希望赵别把这些话大放在心上。毕竟在这儿他是一把手，大权在握，我们才是小萝卜头。他究竟怎么想的，我无从得知，他的脸总是阴云密布。思想汇报？真无聊！这帮人在一零一中难道还没吃够苦头么？他们真是自找！——赵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让他们大丢面子，也是活该。他们倒恼羞成怒，挖苦赵的级别，这样只怕真把事情异糟。没听老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么？古训总有几分道理在的。现在如果赵秋后算帐，我们都得搭进这些是非中去。看来我们必须谨言慎行，好自为之了。
18 树欲静而风不止
虽然我觉得知青同伴对赵的挑衅行为有欠明智，这决不意味我赞成赵。在我看来，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皇帝”，他一向视“他”村里的农民如草芥尘土，所以我想那天他也并非在特意刁难北京知青，这只是他的一贯为人。村里许多人也不满他的霸气，却敢怒不敢言。慢慢地我们和村民混熟了，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这才关起门来给我们讲一些赵和他的心腹的所作所为。
8年来，赵把他的亲信安插在凉水泉的关键部门，诸如拖拉机队、会计、食堂、养猪场、养马场、打谷场、统计、机修、小学，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赵一手安置的。这样一来，整个村变成了赵的天下。分配来的干部要不跟他同流合污，要不就会觉得这儿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迟早另谋出路。普通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没路可走，只得乖乖就范。“如果你们惹了他，他准给你们小鞋穿。”
“小鞋？什么样的小鞋？”
“多了去了。最简单的，派给你一份又累又脏的活儿，或者同样的工，派你一个夜班。你要请病假或事假，他拖着不批。分给你家的柴禾正巧是潮的，而土豆的个儿又小得不能再小……这种芝麻绿豆的事情要多少有多少，你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永无出头之日，这还不算，还可能更糟，看看老唐夫妇，他们也是下中农，可他们就是不讨赵喜欢！”
如果进入了赵的小圈子，又另当别论，村民们也说不清赵究竟给了他们多少好处。有一件事大伙儿都清楚，那就是在1959年到1962年的饥荒年月，这些人家顿顿有饭吃，其他村民家则常常揭不开锅。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上面派干部下来查帐，他们查出了很多在食堂和仓库里不翼而飞的东西：面粉、大豆、食油、糖……食堂的管理员陈理应对此负责，村民们说在1960年那会儿常看见陈晚上背了东西去赵家。到了陈要受处分了，赵马上将陈和养猪场的头儿对调一下职务。事儿就这么结了。
我耳闻目睹赵的这些行径，暗暗掂量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下现状。如果现在还是1966年，一切都好办得很，动员农民，揭发赵，定他个走资派，夺了他的权。可惜今时非同往日，我们不再是红卫兵，而是来这儿改造思想的知识青年，赵则代表了当地党组织。但他是这么个土皇帝！我们看着他滥用职权，欺压贫下中农，难道只能置若罔闻么？若要和他斗法，又能怎么斗呢？手中没有了尚方宝剑，我们还不是和村民们一样无权无势？思来想去，我们斗不过姓赵的，这种念头纯属心血来潮，打消它吧。
我主意已定，远离赵和村民的是非，但有了这个主意并不管用，我还是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毛主席说得不错，“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比喻说的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想躲都躲不了。
10月底的一天，赵突然把我找去了。他找我有何责千？这有点不同寻常。我想不明白，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还是小心为妙。
我到了他家，这次他颇有礼貌，让我坐下，他也坐了下来。哈！他上次对北京知青也这般招呼，他便不会丢面子了。
“你来这儿3个多月了，农场工作很辛苦，是吧？”他发问。
“嗯哪，不过现在慢慢习惯了，有点摸着门路了。”
“除了体力劳动，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我没什么特别的问题，这儿的贫下中农对我们很好。谢谢您的关心。”
“你的思想呢？有没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如果你对我说，我也许能帮你解决。明白么？”
赵今儿是怎么啦？他像是变了个人。他究竟是什么意图？该不是意识到不应和知青过不去，想要挽回影响，巴？但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我又没在那一伙找他汇报思想的人中。
“我每天都读毛主席著作，它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要是将来我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会来请您帮助的。”
“你对村里的领导没什么意见么？毛主席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在我面前应该实话实说。“
“我知道，我想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改造自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不是对领导提意见。”
话说到这会儿，赵似乎没着儿了，他沉默了几分钟，突然发话：“如果你对我们的工作没意见，那你为什么说你在这儿是个劳工？”
“劳工？”这话从何说起？我大吃一惊，“我没说过这种话。”当然没说过！我怎么会这么说？劳工指的是那些日本侵略期间被日本人抓来做苦工的中国老百姓。很多人死于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环境。
“你保证你没说过这话？可是你写过这样的话！白纸黑字，还能抵赖？”
他的小眼珠斜着看我，尖锐得跟钉子一样，似乎要在我的身体和灵魂钻出洞来。
“我在哪儿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我的声音都发抖了。“你最好自己想想。”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有这种事。”
“就在你前几天填的表格里。你在你的职业一栏里填的是劳工！”
表格！该死！真有这事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填的。想想这种表格没什么太重要，也忘了检查一遍。我好蠢！
“我写的是农工，不是劳工，如果写错了，一定是笔误。请让我看一下儿我那张表好吗？”
“不行，表格已经送到场部去了。现在这份表格很可能在虎林县公安局手里。”
我的心猛往下沉，知道自己闯祸了，这祸还闯得不轻。我一时语塞。
“现在你仔细听着：你要好好深挖思想根源，问问自己是否对现实不满，是否对党把你送到农村来有怨言。”
“我是志愿来的！我热爱党和毛主席！我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
我一边说这番话一边止不住浑身颤抖，房间的温度似乎突然降到了零下40度，从骨头里透着寒意。我使劲咬着嘴唇，不让牙齿咯咯作响。“
“革命干部家庭？哼！我告诉你吧，从现在起，北京来的青年，家庭成分得看三代。不单看你父母解放前是干什么的，还得看你祖父母、外祖父母。如果你祖父解放前是地主，你的家庭成分就是地主；但是如果你祖父是贫农，到了你父亲成了地主，你的成分还是地主。”
这又是当头一棒！我脚下的地似乎正在崩溃，突然我好想放声大哭。但我不能在赵的面前哭！我不能让他看出我心里害怕。完了就完了，我不必再给他提供弹药来朝我开枪。我默不作声。赵过了一会又说：“你回去想想问题的根源，随便说一句，我们可不认为这是什么笔误！写一份自我检查，你应该清楚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谈话结束了，我走了出去。全身怪怪的：手脚冰凉，面颊发烧，失神的双眼呆呆直视前方，仿佛看到了万丈深渊，我正站在其边缘。
过去我耳闻目睹了很多人因口误或笔误而在眨眼之间成为反革命分子，小唐是最近的例子。在他之前是张，一个1964年来凉水泉的北京知青。“文革”爆发后有一天，他在场部废弃的图书馆里拿了一本百科全书。在书里他看到国民党的党歌，便哼起来。有人叫他不要哼，他面子上一时下不来，便和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