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起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在这我姑且把她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后这一对恋人失去了联系。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儿他见到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这位朋友觉得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最后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
他们真的见了面。丁香告诉父亲，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党的负责人。始而她是他的助手，继而她受委派照顾他的生活，终而她被迫说服了，同意与他结婚。领导一再强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希望，作为党员，她应该把“党的事业置于私人情感之上云云。但婚后她发现不管如何尝试，她仍没法爱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年纪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她婚后一直郁郁不乐，她丈夫也被她搅得心绪不宁，看出丁香对父亲始终不曾忘怀。最后丁香要父亲原谅她，他确实也这么做了。此后，他再也没见过她，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些领导是多么虚伪，多么自私！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体会，居然成天对我说党永远是正确的，我必须事事听党的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实话告诉我？却让我独自在暗中摸索，四处碰壁，心虚胆寒，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因为我不想让你倒霉。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郑板桥说什么来着？‘难得糊涂’，这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另外，当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为你而倒霉，如果我对你说我早就对这场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尽管我们怀着良好愿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到头来我们只成就了一所坚如磐石的大型监狱。如果我在60年代当你还是个激进的红卫兵时对你说这些话，你会作何反应？你难道不会举报揭发我？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内心又会怎样？我不愿让你生活在心灵的重重矛盾中！”
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这点。1967年，他即便没有对我说这些，我的思绪已经混乱不堪。他若真的和盘托出，我难免不变成另一个张黑黑。其实我和父亲在1973年谈的这番感想，我们都不敢在母亲的面前流露。母亲属于50年代的人，对他们这代人而言，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政府部门。由于他们的地位特殊，视野局限，他们对中国的严峻现实了解得不很透彻。又或者他们在反右和“文革”中吓破了胆，所以他们不但服从权威，而且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认同权威。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代沟。
父亲和我之间反而找不到这种代沟，我们说话百无禁忌。有时我们的话题涉及个人感情生活，一次父亲甚至对我说和母亲结婚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把我听得目瞪口呆。他说他求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的个性与母亲极不相合。但他还是完了婚，一方面是觉得不应毁约，另一方面乃是由于绝望，觉得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梦中情人。婚后他郁郁寡欢，曾想过离婚，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也是看在母亲的分上，他知道她还爱他，她不会愿意离婚的。在中国，离婚对女人的伤害比男人来得大。
虽然听后吃惊不小，我知道父亲说得都是实话。我也能看出他和母亲性格上的巨大反差。父亲这段表白使我回忆起孩提时期他们的风风雨雨，有一晚睡到半夜，我突然被隔壁房间的吼叫声吵醒：“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我们离婚吧！”
“好！离婚！离婚！离就离，我也不想过了！”
原来我是父亲多年前所犯错误的产物，后来我又成了他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一道枷锁。怪不得那些年他常常对我发火，用戒尺打我的手心，说我是坏女孩……13年后他终于向我道了歉，我也原谅了他。我的童年毕竟不算太糟，尽管父母的婚姻有问题，他们对孩子还都付出了爱心。此外我有亲爱的老二姨照拂！家中风起云涌时，她永远是我的避风港。奶奶也是。我还奢求什么？
我从北大荒回来后，发现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我们的关系也随之变了，过去5年里，我长大成人，父亲看到了这点，他开始把我当成年人对待，平等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这种父女关系在中国是不多见的。我很喜欢我们晚上在残垣断壁旁散步谈心，看夕阳西下，我在心灵深处对他的孤独感受得一清二楚。看得出他也很脆弱。从前，我被他的权威唬住了。
而这段时间，我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却仍时时陷入僵局。为此我烦恼不已，现在我对母亲爱我这点毫无疑问，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狠毒的后妈，相反，她已尽其所能帮我走向成功之路。那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吵得这么频繁这么凶？说来也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如发音发不准啦，用错了一个介词啦，菜做得太咸啦，我买的鸡价钱太贵啦，诸如此类，什么小事都能成为导火索。母亲是一桶炸药，我则是一枚地雷，我们俩谁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爆性子。
几年来我一直想弄个明白。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烦躁，但我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也烦躁。不过有一点，她身体很差：更年期，高血压，骨质疏松，失眠，种种症状不一而足。母亲倒从不呻吟，她忍得住病痛，我们也不清楚她到底得了几种病。冀县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只有一个卫生所。两三排砖房，空荡荡的几间屋子。看不到试验室，X光仪器或任何其它现代设备。
母亲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她比父亲更要强，雄心勃勃，总想与人一比高下。过去，父亲的光荣历史和她自己的党员身分，加上受了高等教育，工作勤奋，她在别人眼里生活得很成功。特别是60年代，我考人了一零一中学，小炼在小学成绩也好，其他做家长的都羡慕她。却说眼下我们的家庭，一落千丈，父母陷在干校，3个孩子前途未卜，一个都没能参军，也上不了大学，甚至连在工厂做一份工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我的弟弟们还年轻，我肯定已经令母亲大失所望了。她也同样令我大失所望，70年代那会儿，父母有义务帮孩子走后门，找一份好工作。母亲又焦虑又觉得没面子，父亲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他不在乎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我们。
我和母亲一样焦虑，一样觉得没面子。一零一中的好学生，那是7年前的往事了，现在我学习时常常心不在焉，尽管我极想证明自己不但不差，还远比有机会上大学的那些人学得好。
在所有使我心猿意马的事情中，最难堪的恐怕要数我对周的思念了。我也知道，中国的现状一日不变，我们的爱情便一日无望，我们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我应该死了这份心。但每念及此，阵阵痛楚就传遍全身，令我泪如泉涌，夜难交睫。
晚上我总是梦见他。那些梦七彩俱全，洋溢着欢乐。无怪乎人们说梦是反的。在紫罗兰色的天幕下，一地金灿灿的百合花极目望不到头。周和我手拉手，跑呀笑呀，气都接不上，但还不肯停下来。起风了，我们像是插了翅膀，翱翔在天空。大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亿万颗星星在我们身边旋转闪烁。月亮是那么圆，发出柔和的光，我快活得发晕……
梦醒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孤枕独眠，周的爱抚和温存消失在千里之外。我身边是个空洞的冰冷的世界，他周围的世界更要冷上百倍。虽然他在信中只字不提面临的煎熬，我又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所受的煎熬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
户口是我终日为之烦恼的另一块心病，没有户口，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黑人（非法居民），不能进工厂，不能上大学，衣食住行全都困难重重。有时我简直怀疑学了英语有鬼用，我的户口丢在了北大荒。
干校的其他子弟大概也这么想，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后，有20多个年轻人回来跟着他们的父母学外语，但几个月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坚持，其他都不了了之。两个人中我是其一，另一个男生在家庭大学坚持了4年，英语学得炉火纯青。
母亲也为我的户口发愁，她比父亲实际。开始我们两人设法说服父亲，让他活动活动，把我的户口弄回来。但每次我们开口提这件事，父亲就直皱眉，他边摇头边说他对如何去活动没半点主意。此外，他还会说，国家的形势一定得变，不变就要亡国，过不了多久，一个人就得凭他的真才实学吃饭，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长。他的话像是天方夜谭，我们都不敢太拿它当真。
母亲和我渐渐不再求他了，我们觉得这事恐怕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完全不知从何着手，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找关系开后门。我们得找到一个肯帮我们的人，这个人有心不够，还得有权。我们开始四下打探，这中间还得提防着邻居破译我们的计划，坏了我们的好事。
几个月下来，终于有了一丝线索。姑姑提到她有个同事是这地方的人，他父亲是个退休的县长。不过这老人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乃是所谓的“民主人士”。起先听来希望并不大，但母亲说不妨一试，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她买了礼物，乘上公共汽车，直奔老人家中。
夜幕降临，母亲回来了，精疲力尽，却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发胀的腿，说我们踏破铁鞋，这下算是找对了人，老人几乎认识当地政府的所有官员，有些是工作关系，有些则是私交。亲朋戚友，老上级，旧下属，没有他不熟的。这种“地头蛇”，强龙都压不过。
地头蛇？后来我拜访了老人，他其实慈眉善目，他帮我们完全不是为那点儿礼物，实在是出于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文件上盖章的大小官员就不那么好说话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亲还得不断地送礼求情。她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便由我出马，她在幕后当顾间。
就这样，我上了两年的家庭大学，倒同时学了两个专业。英语是其一，如何跟官员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文件盖满了章，一切打点停当，我已然是一个娴熟的后门专家了。
现在我面临最后一道关卡。我得回到凉水泉，将户口从严的手中拿出来。我超假不归，严曾多次威胁说要好好惩办我。但我这会儿对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我对严这类人是又恨又怕，现在我却用知识武装了头脑。知识就是力量，我的知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素：对付有权柄的官员，你必须耐心，察言观色。说话进退留有余地，动之以情。最关键的是记住这些官员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看上去也许咄咄逼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你得因人而异：对君子只需据理陈情，吁请他们高抬贵手。但这还得辅以关系，即使是正派的官员，也不愿得罪上级和同事。对小人则需动用“大炮”和“手榴弹”，他们才会缴械投降。70年代，送给官员最普通的礼物便是烟和酒。人们把烟戏称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弹”。
于是我带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这还是一个亲戚帮忙给弄来的，他新近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虽然还未官复原职，已经享有一定优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别的商店里购买商品。
我到得村里，决定先把严当小人来进攻一番。否则他会打官腔，摆架子，给我上纲上线，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尽弃。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华牌香烟送给他，这个牌子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事实上，抽中华牌在当时是身分的一种标志，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抽上这种烟。我几乎可以肯定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中华牌，且看他如何抵挡这一诱惑！他拿了这烟可以在别人面前摆谱，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转手当礼物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开严家的门。几句寒暄之后，我拿出两条大中华，放在炕上说：“这是我从家带来的一点儿心意，请别见外。”我脸上挂着笑容，把烟向他面前一推。
他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随即他便恢复了村里一把手的威严：“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当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收下。一时间，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只得转身给孩子们发一些糖果，这没关系。
然而这当口外面却传来敲门声，又有几个知青上门来了。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像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嚯，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这回笑得很轻松。这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严不但同意给我转户口，连两年前探亲假的路费都给我报了销。我大喜过望，终于把事情办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户口就会迁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现在我父母都刚刚调到那里工作。下一步我们再想办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还是手榴弹，能用上什么用什么。加上父亲的关系，母亲的指点，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现在得心应手的一套理论和实践，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在话下。我心中自有一把万能钥匙，不论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后门，打开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袁，我最看不起的人。现在我又比她好到哪儿去呢？瞧瞧我自己！为了达到目的，我什么卑劣的事不愿千？哭也好，笑也好，天真或坦诚，愤怒或喜悦，什么表情做不出？甜言蜜语，送礼行贿。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料到日后我会变得这般俗不可耐，我何必当初不走袁那一步，直接回北京呢？当我为学到这可恨的逢场作戏的“知识”而暗暗得意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我的纯真，失去了二姨教给我的志气。我放弃了道德原则，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我变得面目全非。一旦走到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