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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过去了，我即将永远告别凉水泉。不期然而然，我的心头掠过一种莫名的留恋。我会一连数小时四处漫步，试图把这儿的一草一木刻在记忆中。朋友们则没这么好的心境，他们讨厌这鬼地方。老宋一如既往，坚决不谈朋友。丽雅爱上了一个上海小伙子，他们相爱了好几年，直到他上大学才分手。
方有时和我一起散步。她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和上海郊区崇明县的一个农民结婚。这是她父母的主意，籍此调回上海。但崇明毕竟不是上海，方又不愿和一个全然陌生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左右盘算，究竟是留在这儿还是嫁陌生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我认为她既然声称不再会爱上这儿的任何人，莫若横下心来选择后者赌一赌。她果然这么做了。
方的户口于是转到了崇明，后来她进纺织厂当了工人。80年代她给我来信，说她这辈子陷于这样的婚姻，做这么一份工作，再无其它奢望，唯一的想头就是将来儿子会有出息，过得好些。我读了信，不由责备自己为最好的朋友出了个馊主意，谁料得到3年之后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呢？方也许能在上海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嫁一个心爱的人。
我的男朋友周对我的一去不复返又能说什么？他说他为我高兴，也许是真心的，也许不是。怎么说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彼此的爱与不爱也无所谓。俗话说“情势比人强”，我们所处的情势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只能是当地人说的“谎花儿”，鲜艳一时，不久就被风雨无情地吹落，结不出一点儿果实。
其实凉水泉大部分知青的爱情故事都以分手告终。1979年，大批的知青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土崩瓦解。恋人们挥泪道别，劳燕分飞。即使是同一城市来的知青最后也分道扬镳。有些人进了大学，其他的做了工人、营业员，或干脆在家待业。在农村，我们大家都是知青，一般命运，回到城里，便高低立现。
周在我离开凉水泉后一年后和香结了婚。知青回城潮涌来时，他们留了下来。这使我最终相信周是真心认为知识青年应该扎根农村。在他告诉我香对我们的联系不能释怀之后，我们不再通信，我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
离开凉水泉之前，看到江和老隋我总是心戚戚然。他们对我和周的关系知根知底，过去他们为了撮合我们，费了不少心机，到头来还是帮了周的倒忙。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不幸擦亮了我的眼睛，我又怎么能对他们说这些话？而这个家庭的艰辛今我十分难过，老隋的病没有治好，医院也无能为力了，只能让他出院呆在家里。我去看他时，他似乎认了命，而最担心的是他的4个孩子。有一次他问我：“我死了以后，江要改嫁，孩子们怎么办？”我又能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
花儿和她父母为我饯行。开始时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到了说再见时，花儿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她痛哭了很久，似有满肚子怨愤要宣泄。我默默无言，任何劝解都显得虚伪。我走了，她还得在这里呆下去，呆一辈子。她的才华终被湮没，心梦难圆。过去我把这些梦想灌输给她，这也同样是我的梦想，我想和她一起流泪，但又怕这成了鳄鱼的眼泪。
在中国，人就这么不平等。城市居民剥削着农民，剥夺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机会。便是这样，城里人对农民也没有丝毫感激！城市居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他们享受的种种特权视而不见，其实这些特权都是户口制度赋予他们的。他们却真的打心眼儿里相信他们睁眼来到这世上，就比农民高。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唯一能打破这种偏见的一代，因为我们自己也曾身为农民。但最近几年，我看到即便我们这代也已把亲身经历抛诸脑后，他们一样把城市犯罪增加、空间变小等问题一股脑儿怪在农民头上。我只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了在凉水泉我是什么人，不要忘了当时我心中所感到的不平。
24 尾声
一星期后，我回到家中，父母直把我当成凯旋的拿破仑。母亲觉得我已青出于蓝了，一定要我答应将来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弟弟们，我自是满口应承。我们随即搬迁到石家庄，我在那儿继续我的学业。
12月，父母回北京和小炼、小跃及二姨一起过元巳，我则留下看家。其实当时我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盗贼光顾，我这么说不过想为父母节约些车费罢了。这段时间内我完全自学。在农村的那些年我开始相信“老天有眼”、“善有善报”之类的老话，所以我得好自为之，这样父母也许很快会给我带来好消息。母亲说了，她这次到北京要想办法把我们全家都办回去。
10天后，我接到父亲拍来的一份电报。一如过去几次的电文，简简单单，上面写着：“母亡速回”。我毫不怀疑母亲发现了什么迁户口的捷径，她要我过去帮忙，去打通某个关系，走某个后门。她太棒了！她真是个天才！好吧，妈妈，我来了，我们一起打一场攻坚战，快把这件事做成功！
我冲回北京，准备大显身手，但母亲不在家。父亲告诉我，母亲前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7日，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我愣愣地半天不相信这个消息，但父亲和二姨都在流泪，小炼和小跃也在哭，我只得迷迷瞪瞪地信了。
很快我在医院的停尸房里见到了母亲，我摸了摸她的脸和手，又冷又硬，和一块石头差不多。她的脸消了肿，眼睛却永远闭上了，她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我们喊她了。我这才开始哭出声来。
接着几天，我们戴了黑纱悼念母亲。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在悼念周总理。那个星期，北京有无数人为总理一洒热泪。我们哭，别人只当我们在哭总理。可怜的母亲，她生前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健康被饥馑所毁，学业因“文革”荒废殆尽，即便是死，也被一位伟人的死淹没得了无声息。可怜事还在后头。半个月后，父亲开始和一位老友重叙旧情。她是父亲与丁香分手后在1948年结识的，前几年离了婚。一个月后，父亲居然和她结为夫妻。所有人都为此震惊不已，我还算有思想准备，知道父亲这些年的苦恼，以及他无法使自己爱上母亲这样一个事实。我不能怪他，但我还是生了他的气。他在母亲去世后仅一个多月就再结婚这一举动深深地伤我的心。
父亲怎能这般无情无义？难道天下所有男人都这么没肝没肺？毕竞母亲爱他爱了27年，为他生了3个孩子，默默地尽其所能维持这个家。到头来她得到什么回报了呢？什么都没有！
我突然为母亲感到冤屈。在石家庄我们的新家里，我一个人幽幽地坐着垂泪：这间屋不久前还充满了希望，现在母亲撒手人寰，父亲新婚住在天津，这里人去楼空，到了停电时分，尤显冷清。坐在和我一样垂泪的素烛前，我无法集中思想学习，一任思绪飞回冀县，飞回北大荒，飞回北京我的童年时代。
父亲看不懂我求援的信，而母亲却看懂了。这么说究竟谁更关心我爱护我呢？后来的电报又是一例，母亲拟了那些电文。凉水泉的农民是决不会这么做的，他们相信说话要吉利，咒人的话早晚会应验。他们会说是那些电报咒死了母亲。
那么母亲自己呢？她是否也相信这些老经验呢？也许不会，她受过高等教育，又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她骨子里也是中国人，过去我说小炼活不到5岁，她浑身发抖，脸色煞白，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被她突变的神情吓呆了。这么说她其实也相信这类事，即使她永远不肯承认。然而为了把我从北大荒解救出来，她不顾自己的病躯，拟出这么几封电报。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她爱着我！
我也想对她说我爱她，可是现在太迟了。她在世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对母亲怀了这么一份爱心。我从未跟她交过心，否则她也许会像父亲那样和我成为朋友。母亲其实非常孤独，我感觉得到。回过头想想，我当时为她和父亲疏远还有点幸灾乐祸，我回家住，也许我母亲感到更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她老和我吵架的原因吧。
现在我好想对她道歉，可惜她听不见了。即使我走遍天涯海角，也不能再见她一面。过去我从未拉过她的手，更别说拥抱她或亲吻她了。而我想当然认为她应该在我需要她的时候出来帮我，初闻噩耗，我不还有点生她的气？觉得挺失望。我怎么能这么自私？我和父亲一样没心没肺，而母亲却一直默默地忍受疾病的折磨，从不抱怨。她为了这个家没完没了地操心，直到一头栽倒在地，再也醒不过来。
母亲去世使二姨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过去她们两人的关系相当微妙，在二姨这边，多年来她对我外祖母想用一个上海保姆把她撵走这件事耿耿于怀，后来发展到对所有的上海人都抱上了一种偏见。而母亲这边，小炼、小跃和我表现出对二姨的发自内心的亲情刺激着她，使她心意难平。暗地里，两人较劲较了许多年，同时两人又肩并肩支撑着这个家。母亲在世，二姨觉得这种暗地里的较劲蛮有味道，母亲去世，二姨整个精神从内心开始崩溃。
一个月我都能感到二姨的身体每况愈下（二姨和我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交感）。过去几十年间她赖以支撑的勇气和信心一点点在消弥，没有了这些精神力量，二姨虚弱得不堪一击。她需要有人来帮她一把。我是她唯一能倚赖的人。小炼和小跃都还小，父亲呼之不应，沉浸在迟来的蜜月喜悦中。我必须尽快调回北京，如果我来得快，也许能把她从悬崖边拉住。我已经失去了母亲，我不能再失去老二姨！我一定要去救她！这次我清楚地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二姨时日无多，我心急如焚，日日夜夜我用心香向上苍祈祷。
那时我已开始在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上班——父亲再娶之后，我不想再靠父亲养活自己。这家药厂的设备在当时还算先进，是苏联专家50年代设计的。1976年，这家厂的工人虽说有700名之多，工厂却是一个盈利单位。工人们穿着白大褂坐在操作台前，大玻璃窗和高高的天花板使车间显得明亮宽敞，这种工作环境是每个中国工人梦寐以求的。我是通过后门进的这家厂，否则以我的性别，厂方决不会收我。我一进得厂来，便抓紧时机和在北京工作的一名复员军人谈对调。
这名复员军人的妻子和孩子都是河北省的农民，他想把他们的户口弄到首都，想了各种办法还是徒劳无获。最终他放弃了努力，决定和我对调，这样我可以取得他的北京户口。当然我得先满足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这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1978年6月我终于办齐了一切手续，作为一个合法的北京市居民回到了首都。我搬进了二姨的房子，可是她没能迎接我。我回得太晚了。二姨就在这年早些时候离开了人世。
她刚开始得的只是一般的感冒，两星期后发展成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赶回北京照顾她，医院的环境很混乱，没有关系的病人受到医生护士的冷遇，护士说她们活儿太多，危重病人得有亲属陪床，亲属本来是帮助照看病人的，但到后来，除了注射之外，什么活儿都由亲属包揽了。
一个月时间里，小炼和我轮流在医院陪二姨，一班12小时，一人值日，一人值夜。小跃还小，父亲不在北京，没有第3个人来替换我们了。小炼和我咬牙一天天挺着，夜班尤其难熬，我们得睡在二姨床边的水泥地上，一间10来米见方的病房里有3张病床，我们和其他两位病人及其家属挤在一起。白天，尽管我们疲惫不堪，满心焦虑，还得强打精神去和医生护士周旋。
这一段日子自是艰难，却最终把小炼和我绑在了一起。在二姨的病榻旁，我平生第一次发现我原来是可以喜欢他。信任他的。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在十数亿芸芸众生中，有些事仅限于我们两个人才能分享，比如对二姨的爱和对母亲的思念。我们的关系非比一般，毕竟是同胞手足。
而且那段日子我们像两个背靠背苦斗的武士，拼命抵挡已经向我们亲爱的老二姨投下巨大阴影的死神。我们两人中只要有一人挺不住，这场战斗就输定了。兹事体大，性命悠关。这一共识冰释了我们过去20年的宿怨前嫌。
二姨的病情稍见好转，她就不让我继续呆在医院里陪她，因为1977年底全国又恢复了高考。“文革”结束了，每个有志读大学的人现在都可以报名参考，而这回竞争是公平的。按我的情况，我得回到户口所在地石家庄去参加高考。如果我呆在北京陪二姨，就会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着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你听见了没有？”
她深陷的大眼睛望着我，眼里蕴藏着无限的爱心和炽热的希望。我无法抵挡，更不愿在她眼神里添上焦急和失望。我于是启程，在高考前一天回到石家庄。
那天从北京到石家庄一路大雪纷飞，极目四望，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空、原野、村庄、道路……真是不祥之兆，仿佛整个世界都穿了孝服。我心里突然难受得不行，我应该相信我的直觉，返回二姨身边。我的直觉不会欺骗我。果然在我走后，二姨的病情急转直下，不几天，她就去世了。
高考的结果出来了：我考得名列前茅。但我决定不上大学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心急火燎，连夜乘车赶到石家庄来向我晓以利害。
“你要知道如果你上了大学，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前途就有了保障！国家会给你安排一份工作，比你现在的工作好得多。过去我一直以为你很想上大学，而‘文革’剥夺了你上学的机会。我的老战友李在河北省负责招生工作，他说根据你的成绩，你可以进河北省的任何一所大学，就是北京的大学也没问题。可是你现在又说你对此不感兴趣了，你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有多少年轻人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就想上大学！”
我当然知道，我们厂里不少青年工人也参加了考试，但都考砸了。他们开始挺羡慕我，后来有些人说我是傻瓜，这些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为我着急，认为我的决定大错特错。其他人则在背后说古怪。他们不喜欢我，我心中有数，但我不予理会。
二姨和母亲死后，不少从前我会很在乎的事一下子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包括我在别人眼里是否成功这类事。世界是一片荒漠，我是其中的一颗流沙。那些在乎我的前途，为我感到骄傲或惋惜的人都已离我而去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花4年时间去学那些我已经掌握的知识呢？就为了换一纸大学文凭吗？我真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没有上大学，而是回到北京，住进了二姨的房子。我一个人在这儿住。小炼和小跃在二姨死后便搬了出去。屋子里弥漫着二姨的气息，她的精灵日夜与我为伴。
墙上挂了件旧的大衣，那是二姨从瑞士回来后买的，她每个冬天都穿着。22年了，外面的蓝棉布几乎变成了黑色，油腻的袖管磨得发亮，里面的皮毛也快磨秃了。我将大衣紧紧抱在怀里，一闻到二姨身上熟悉的气味，眼中止不住含满了热泪。小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