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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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蜘蛛的人-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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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二姨结婚时,宣统皇帝已经退位,内务府自然也瓦解了。二姨的丈夫在国民政府找了一个差事,虽说他只是教育部下面一个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挣一份微薄的薪水,却仍被很多人羡慕。那时要谋一份公务员的职务殊为不易,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当兵,盖因军阀割据,混战连连。但二姨的丈夫显然不是当兵的料,他能谋到一份赖以糊口的职业真的很走运,至少让他和家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二姨因此也做了几年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先是生了个儿子,3年后又生了个女儿,丈夫的收入维持四口之家捉襟见肘,端赖二姨勤俭持家,量人为出。她自己一手把孩子带大,操持一日三餐,买最便宜的菜蔬,管大小所有人的缝补浆洗,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姨从没在商店买过衣服和鞋子,一家四口的衣服和鞋子全是二姨亲手做的。
  几十年后,她的手艺仍那么纯熟,在我父母花完了他们的积蓄之后,二姨就也为我们制衣纳鞋。我还记得二姨戴了老花镜,中指上套着银顶针,就像一只闪光的戒指,她在布上飞针走线,针线在她手中似乎都有了生命,像一条小银鱼在溪流中奋力向前游。她时不时将针在头发上刮几下,润一润,针于是穿得更欢。
  二姨一生都没碰过缝纫机,在瑞士时,母亲提出为她买一架。
  “千万别!我不用那玩艺儿。”
  “这能省不少功夫,试试看,一学就会的。”
  “学得会,省功夫,是不假,可死机器怎好跟人比?你瞧这针脚,我缝的针脚外边一点也看不见,机器能行?”
  于是母亲放弃了买缝纫机的念头,二姨仍对机器做活儿比她快这一点耿耿于怀。过去她的邻里姐妹谁也不敢夸口说比她做活儿快,二姨很为这事得意。受她影响,若干年后,我也喜欢用手穿针引线的感觉,我做的针线活儿慢,但感觉在那儿。一针一针,和着心跳的节奏,做针线时心总是平的。我倒是有一台美国产的缝纫机,能缝出各种针脚,我却几乎不用,偶尔借给从国内来的朋友,但多数时候,它坐在阁楼上招灰。
  二姨和她丈夫住的房子很普通:灰色的砖墙,小小的院落,三间北房,一个厨房。房顶的瓦隙长出了一蓬蓬的草,雨天常常会渗漏。窗上没有玻璃,用高丽纸糊着。不管怎么说,这房子归二姨丈夫所有,这一项简直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不用交租。二姨还能在小院中种几畦菜,养几只鸡。二姨勤俭持家,几年下来,她居然还为孩子的教育攒下一小笔钱。别人家孩子去上学,她决不会让自己孩子呆在家里变成文盲,这是二姨的志气。
  二姨的儿子长到6岁、女儿3岁时,一夜间国民政府要迁都南京,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二姨一家面临两难的局面。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丈夫要失业,他上哪儿再找一份工作呢?中央政府也搬了,僧多粥少,故都就业机会何其渺茫!
  若搬到南京,丈夫的工资又哪里够一家的开支?他们首先得租房,首都的房价怎么也不会便宜。再者,二姨和她丈夫谁也没离开过北京,他们想都不敢想将要生活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没了老邻居,街道和店铺又都那么陌生。举目无亲,缓急有点事谁给帮忙?“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既没钱又没权的人,有人愿意帮你才怪呢。
  二姨的丈夫愁眉苦脸,似乎一下子老了20岁,走起路来弯腰驼背。二姨也没了主心骨,她想到家庭面临的窘境,只会急得伤心落泪。最后丈夫决定还是留在北京另找工作,却是四处碰壁,一无所获。
  就在他失业的日子里,一家人坐吃山空。二姨攒下的那一小笔钱很快就用完了,继而是卖家具。二姨的细软,计有几只银镯子和玉耳环,加上几身体面点儿的衣服,悉数迸了当铺,再也没能赎得回来。紧接着他们便不得不向亲戚和熟人告贷,过不了多久,这些亲戚熟人开始躲着他们,亲戚们也都不是富得流油,可不能把钱扔在水里只图听个响声。
  真是祸不单行,在这节骨眼上,二姨的丈夫又病倒了。这时他们家已穷得揭不开锅了,哪里还有钱请大夫给丈夫治病呢?只几星期,丈夫就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年仅25岁的寡妇,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一间一贫如洗的空屋。
  这对二姨来说无异当头一棒,上天招走了她的男人,从今往后谁来支撑这个家?谁来养活孩子?二姨日夜饮泣,也想一走了之。千百年来,殉夫赴死对于未亡人不失为一条光荣的出路,使二姨为之心动。但她还是放不下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可怎么活呢?他们既已失估,母亲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倚靠。她理应守在孩子身边,不管生活有多艰难,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
  此时二姨要养育孩子,一个办法便是再嫁。这当然脸面上不大光彩,却是切实可行的。二姨还年轻漂亮,父母公婆都不会责难,因他们也无力帮她。然而,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决意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直到二姨在74岁去世,她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第二个男人。
  一次我读完一本爱情小说,忍不住问她:“二姨,你很爱你的丈夫吗?”
  “你说什么?尽瞎说八道。我压根儿都不记得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再嫁?”
  “我不想让人指着脊梁骨说三道四,指桑骂槐,我受不了这些。何况我也怕再嫁的丈夫对我的孩子不好,打骂他们,给他们吃残羹剩饭,穿芦花絮的棉袄,就像我给你讲的京剧《鞭打芦花》那狠心的后娘一样。这种故事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敢冒这个险。”
  这就是二姨为丈夫守了50年寡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二姨根本就不爱她的丈夫。“他真窝囊!遇上些难处,他一个大男人,半点办法都想不出,就这么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自己熬日子。过了多少年!看看你的四姨五姨,她们过得多松心滋润。我还爱他?做梦吧!谁会爱这样的男人?”二姨说这番话时一脸不忿,好像她丈夫之死也是他的过错,是他没能耐的证明。
  正因为男人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坚强,二姨决定靠自己。她必须想法谋生,挣钱养家,抚育儿女,她不能像那不争气的父亲一样让子女没着没落。
  从那时起,二姨开始为别人做裁缝。虽然她的手艺没得说,但仍得克服羞怯,主动找客户。慢慢地她学会了与陌生人周旋。揽活的时候,她得十二分小心,因为她的身分是寡妇。男人可能想占她的便宜,而女人则总要对她捕风捉影。但她又不能闲呆在家,她得靠主顾们过日子。生活中左右为难的事多了,可二姨处理得无懈可击。这么些年,她的门前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她终于使街坊们相信她是一位满身志气的贞洁自爱的女性。
  二姨做裁缝生意的价钱合情合理,交货准时,最吹毛求疵的客户对她的手工也难挑出毛病。日复一日,她在街坊有口皆碑,主顾日多。
  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小的成功,命运给了二姨重重的一击,但她没有趴下,反而变得更为坚强。她爬起来,站稳脚跟,不再依赖丈夫的力量,或是乞求亲戚的施舍,这些看人脸色的事实在让她感到难堪,她完全可以靠十个手指养活自己和孩子。
  二姨第一次上奶奶家便是去做裁缝的,我曾祖父去世时,二姨来帮着奶奶家的裁缝一起赶制孝衣。那时候,大户人家的服孝期得持续七七四十九天,这段时间内,家里上上下下都得戴孝:白衣、白帽、白鞋。不惟如此,连峙慢、窗帘、桌布、椅套、床单等等都清一色是白的。几天内要赶出这么多针线活,二姨没日没夜地做,她的实诚、本分和手艺给奶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奶奶的大度和善良也赢得了二姨的敬爱,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后母亲怀上我,奶奶要找帮手时,老二姨一推荐二姨,奶奶当下就同意,两人一拍即合。
  二姨这次赶做孝衣收入甚丰,但类似机会千载难逢。老北京多的是穷人,做不起新衣裳的人家比舍得大把花钱做丧事的不知要多几许。再说,大户人家自有专用的裁缝,除非遇上急事,是不会去找二姨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二姨没有做新衣服的客源,只能为普通人改改旧衣服,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改旧衣服的活儿也找不到,二姨就得帮人洗衣服勉强度日。
  传统方式洗衣其实非常辛苦,数年后二姨向我娓娓道来,倒显得别有一番情趣。二姨用一个大筐装满了脏衣服拿到溪边,将它们一件件浸湿,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铺开,用木样轻轻地敲打。溪水潺潺流过石面,摇动衣杉,漂净浮尘汗渍。不用“洋肥皂”,也没有怪味儿,衣服洗净后在太阳下晾干,闻上去一股太阳的香味。对二姨来说,这样洗出来的衣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
  二姨的怀旧,并未使她忘记严酷的现实。而我也正是从二姨的故事里,最先了解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这比后来一度风行中国的“忆苦会”要有效得多。面对那些捶胸顿足的人,我总感到别扭压抑。二姨讲她的身世时,却是平平淡淡的,讲的人,听的人,都自自然然进入角色,我不必装出一副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的样子。
  二姨说,对她而言,北京的冬夜寒冷而漫长。蒙古吹来的西北风,呼号着在人们的屋顶掠过,穿透了薄纸糊的窗户,从木门的缝隙长驱直入。二姨有时为了赶活儿,不得不做到深夜。油灯黯淡的光嗦嗦发抖,炉子剩的一点儿余火眼看就要熄灭,二姨的十指冻得僵硬,双脚像两个冰索。她低头干得太久,肩膀和脖子热辣辣地发疼,但她连揉一把或动弹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夏天也一样难捱。手上出的汗弄得针涩涩的,干活速度要慢下好多来。二姨的货要交不及了,每晚邻居在院子里乘凉,她只能在油灯下苦干。月亮升上枣树稍儿,外面夜已凉了,但屋里仍像大蒸笼似的懊热难当。二姨身边放着一把大葵扇,可她又哪里腾得出手来扇上一把呢?
  千针万针,千千万万无数针,二姨养家的钱真是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得用在节骨眼上。二姨告诉我过去北京的炒花生很便宜,一个铜板便能买一包,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又香又热又脆。她的儿女们多少次求她买一小包来解解馋,多少次二姨都得狠狠心回绝他们。
  一年到头,一家人靠棒子面窝窝头度日,只有在生日和过年才吃上白面。夏季蔬菜便宜,二姨就在小贩们收摊贱卖时多买点腌起来,一年余下的时间就吃腌咸菜。肉更是难得吃上,春节那几天才开开斋。
  就这么千省万省,二姨不但把子女拉扯大了,还送儿子进了学校。后来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送女儿读中学。像所有中国旧式母亲,二姨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也很争气,即使家境贫寒,他们既没有结交损友,又没有沾染恶习。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姨所说的志气。由于她的榜样,儿女不单诚实知礼,还很孝顺。两个孩子都盼望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让二姨不再劳碌,晚年能安享子孙带给她的清福。
  最后二姨的女儿也中学毕业了,使二姨欣慰的是,女儿在海关找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后来又跟一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1949年女儿怀孕了,二姨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外孙出世。然而就在婴儿躁动于母腹时,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北打了过来,国民党的海关将迁往台湾。如果二姨的女儿女婿不走,两人都得失业,当时国内的失业率比20年代更甚,达到历史最高点,谁也不知要过多久他们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婴儿即将呱呱出世……
  在中国,历史总在轮回,恶梦不断重现。对年前二姨和她丈夫曾进退维谷,现在同样的难题再度摆在二姨和她女儿面前。不过这次二姨必须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她得立刻选择,以她的亲身经历,二姨深知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
  过去她丈夫死于穷困和绝望,这幕家庭悲剧一定不能再次上演。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二姨眼圈红红地跟女儿说: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去台湾。女儿和女婿听她的话走了,不久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二姨直到1978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她女儿的片纸只字,既不知她女儿的生死下落,又不知她外孙如何来到人世,她那无比疼爱、做梦都想抱着亲他的外孙。
  二姨送走女儿后,整个心便放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初小毕业14年来,一直竭尽全力帮着二姨撑起这个家。他先是做报童或给人当差,后在一家自行车铺当学徒,几年后又在一家照相馆做事,虽然上下班得走很远,只要薪支好一点他就于。最后他在北京动物园找到一份工作。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烽火紧接着内战狼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原先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月月攀升,后来发展到上午和下午都大不相同。失业者不计其数,许多人无家可归,冻馁街头。二姨一家不但挺过来,而且女儿还读完了中学。二姨清楚,这一切如果不是儿子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简直难以想象。
  1949年后,内战止息,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二姨的儿子却差不多过了成家的年龄。他28岁,还没一个女朋友,虽然他长得不难看,但这些年他简直没有积蓄,要想赢得女孩的芳心并不容易。二姨知道,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只能出现在戏剧里,在舞台上,而现实生活中的婚姻考虑的问题要实际得多,她深为儿子将来的幸福担忧。二姨决定要帮儿子挣钱娶亲。
  于是她答应跟着我父母去瑞士。她和我父母的协议上写明,一旦他们带她出国,二姨要为我们做满5年。这其间她的收入,按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准会相当可观。但二姨若非为了儿子,她是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过去她从未离开过北京城,飞机的声音能把她吓得半死,火车、汽车、轮船等等都会让她着晕。现在她要去到一个她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外国,跟洋鬼子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屋,看他们骇人的白脸,闻他们刺鼻的膻味,听他们叽哩咕噜讲话,不知所云,他们也听不懂她说的中文。除此之外二姨还顾虑在瑞士被人当下人,支使她,呵斥她,那时她又不能辞职回家。但所有这一切担心都抵不过成全儿子幸福的决心,二姨义无反顾地辞别儿子飞往欧洲。
  到了瑞士,她拼命干活,一个子儿都不花。四载寒暑,她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2000元人民币。攥着这些票子,二姨幻想着返家后幸福的一天。她要如数将钱交在儿子手里,他会兴高采烈地拿来娶媳妇。儿媳妇准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姑娘,刚过门,她大概还有点儿羞答答的样子,很快她就会像蜜糖溶在牛奶里一样,完全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二姨想着想着,竟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第二天,二姨到商店为这个虚构的儿媳妇买了一块名贵的瑞士手表,浪琴牌的,和她早些时候买给儿子的作对儿放在一起。
  就在二姨沉浸在这美好憧憬、等待我父亲即将工作期满之际,命运再次和她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二姨的儿子在北京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后来听说是从动物园的动物身上传染得来的,医生无法确诊,对他的病情发展束手无策,得病后他根本没活几天。
  部里的领导闻知此事,竟没把消息通知二姨。他们怕二姨听了噩耗,无法再工作,那就得万里迢迢派人过去替换她。
  几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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