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一艘军舰要造多少辆自行车?如果科学家都来研究造房子种粮食,大家都来搞民用科研,全世界是啥子样子?你我早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日子了。
几十万年了,人类还这么穷。世界上好多国家,都在搞粮食和生活用品配给制,因为没东西。
没搞配给制的国家,也不是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的,穷人多的是!”
说到穷人,助教又想起了黄成的妈:
“你妈那么穷,把你带大真不容易。街坊上的人哪个没亲眼见过,你三、四岁前,你妈经常把你背在背上打草鞋,辛苦得很!因为把你一放到床上你就要哭,晚上不点灯也要哭。你小时候也是怪。”
“林场那些人还关着的吗?”黄成想转移话题,他不喜欢这些危言耸听的可怕理论,尤其不愿听自己的妈如何辛苦带自己的封建说教。从助教没完没了的奇谈怪论中,他嗅到了反对阶级斗争、类似苏联修正主义想搞“和平竞赛、和平演变”的气息。
他心里诧异,才比自己大五、六岁的助教,多读了几年书,就变得这么反动和怪异了,但在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怪不得要搞“破四旧”,要搞“触及人们灵魂”的*。
助教沉默了一会儿,不情愿地收回了思路,回答说:
“那些知青啊,大概是我走的前几天吧,已把他们转移到城关二小,去办学习班去了。县革委知道了他们没枪,不跟他们计较了。
我看他们其实比在林场还舒服。有时候晚上都请假出来,在酒馆里划拳,右手打着石膏,左手在那儿比画,撑拐杖的,也围着桌子在那儿乱跳,那帮子人!”
面对黄成,一谈到家乡,助教就总要想起黄成那可怜的母亲,想起那卑微坚韧和慈祥忙碌的身影。他忽然觉得:作为儿子,黄成这个人也够可怕的了!
他沉吟着,对儿时的“麾下”说:
“林场那些人都没事了,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去。听你那些同学说,自从上山下乡,你就没回过一次家,信也不写,连春节都没一张条子,有点过分。这不影响你干革命嘛。”
黄成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又生起了对母亲的气愤。这些年,母亲在拿自己没办法了时,常将家中的矛盾,向一些她以为能影响黄成的人说,而一切人又全同情她,弄得黄成满腔怒火。出于忤逆的天性,黄成猜测,这次助教回去,肯定又听她说了些什么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悻悻地回答:
“回去也回不了家,群专部等着我的。”
助教的语调坚定起来:“那就看你自己咋个办了。跟你在火车站的事一样,老老实实开诚布公反而没事。这样吧,我给李副主任写封信,你带回去。”他说的李副主任,即是他那位已当上了派革委副主任的老同学,一个正在县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黄成立即同意了老大哥的安排。
他不是听从了老大哥的说教,而是怕得不着老大哥尽量多的钱和粮票(没有它可不行)。他虽然对人有点慷慨,但更喜欢慷慨地享用亲人朋友的血汗,对他越好,他越狮子大开口,越心安理得,还自尊心强,不能忍受拒绝。这个只会应变不会反省的家伙看出来了,如果坚持要去前线,助教便不会管他。
而且,真的去前线也不是那么轻松:一是有躲避吴玉兰的尴尬,二是自己在县里主持过联派的“立新功”大会,绝对不好解释的。前线都是本县人,知根知底消息灵通,不象林场泸州知青好欺骗。
助教对黄成的意外听话颇感动,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的那个光屁股小弟弟。怀着旧时的那份温馨,他带着黄成玩了两天省城,使黄成遂了小时候唱的:“胖娃胖嘟嘟,跟着老汉(爸爸)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萝卜炖嘎嘎 (肉)。” 儿歌中的夙愿。黄成儿时常常惆怅:老汉到远处找钱去了,自己啥子时候才能上成都。
那时他全然没有想到,身边所有老汉在家的小朋友们,也没一个去过成都的。相反,他们反而羡慕自己家里有个好玩的木头机器,常在自己的安排下,围着那机器参观各种草鞋的诞生。
几天后,黄成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回了县。县革委和群专部大吃一惊,他们觉得,黄成肯定是有恃无恐。
他们一面暗中监视黄成,准备应付他可能来头不小的一击(例如将中央给他的批示抄贴到大街上去),一面惴惴地等待着,看上面是否会传达下来有关黄成的麻烦指示。
不料一等就是一、两个月。不知什么原因,黄成既不回生产队,赖在城里也没什么举动,上头也不下达任何有关他的通知。
县革委最后想好了:就算来个什么通知,也是山高皇帝远,顶多由群专部叫公社给他补贴点工分了事,“赔礼道歉”都不用,因为没谁把他打成反革命。他公开主持了全县联派的“立新功”大会,早就被团结过来当了革命派了,他写下的那两大摞反戈材料,完全可以雄辩地自我证明这一点。
如果他不吃这一套,便将那两摞材料给他抄贴到街上去,让广大革命群众看看,他究竟属于哪一派,是个啥子人!
黄成真的不知是个什么人了:联派如此地提防他,而红派么,则更是十分地疏远了。
在县内度日如年的红派人物们,在街上与黄成相遇了,连招呼也不敢打,一旦看见就转开了目光,更别说同他联络联络、搞点什么活动了。
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红派流亡队伍,固然有情报来源及时地知道县内的动态,但他们早已把黄成看成了一个叛徒、一条不可打交道的小变色龙、一只不值得同情的丧家犬,丝毫没将他的情况放心上,他们在异乡径自过着自己的自由生活。
第二十八章
二 十 八 一 步 登 天
天下不知哪儿才有真正的自由,在非常自在的红派流亡队伍里,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磕碰。
去年,汪秀梅接到调令后,人们以为她会不放松陈营长,没想到,这只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去团部。
*初期,在当局的安排下,她出众地戴上了红卫兵和红小兵们送来的尖尖帽,在小镇上当了近半年的牛鬼蛇神“领袖”,只差没自杀;“二月镇反”后,又成替罪羊被抛出去当了“胖左派”,在全县人人喊打,而且真的挨了打,她已深入骨髓地领教够了丧失政治生命的滋味。
没有了政治生命,就没有了前途、尊严和自由,甚至可能就没有了工作、朋友和亲情、乃至衣食住行和性命,更别说和这个陈某的所谓爱情了。
这种政治上的消灭打击,比法律的判决精巧方便多了。比如仅拿夺取性命来说,就有借刀杀人佯装不知、群众失手法不治众、畏罪自杀、病死狱中等等好招数。这两、三年,汪秀梅全都心有余悸地耳闻目睹过了的。
听说在各县市的头头大会上,专区领导上纲上线地批评了男女关系问题,她顿时感到浑身发凉,又一次有了灭顶之灾的恐惧,而且同床异梦的成天吵闹也实在要人的命,她当机立断:立即离开这条不可靠的烂“沉(陈)船”——这家伙毕竟是有老婆没真正离婚的!
营部准备派人送她,而且要象征性地开个小欢送会,陈营长借口外出回避,由营教导员出面张罗和主持。
流亡“政府”的日子实在有点艰难,多处奔波,好不容易搞来了三斤好块糖,半筲箕炒葵花籽和盐花生,还有十几斤橘子。就营部除陈营长外的几个人;加上两个能抽身来的连长列席,够丰盛的了。
大家拼上两张方桌,刚要用桶泡茶,三个与汪秀梅相好的后勤姑娘,慢条斯理地前来报告说:汪秀梅已经背着一个挎包走了,被盖卷等较大的行李还留在医疗室,托她们请营部派人给她送去。
正在安放桌椅的两个警卫战士要立即去追劝,教导员摆摆手制止了。
教导员亲自去医疗室看了回来,凝视着桌上那包还没打开的珍贵糖块,猛吸着旱烟袋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叫那两个警卫战士拿报纸包上糖果包,赶紧给汪秀梅追着送去,并命令一定要完成任务,路上不准少一块!必须说明是他教导员代表大家给的。
看着两个战士飞奔而去,在场的人都有点歉疚和羞愧:不知道是自己把人家撵走了,还是人家把自己看穿了。
汪秀梅不仅离开了陈营长,还打算一旦回县后,就要设法调离这个县,哪怕不回成都,去成都附近的农村乡镇医院也行,一定要永远离开这些人,离开这段历史。
从此她有了个女人少有的习惯,喜欢在心底里琢磨人生了。她冷眼观看世上的因果报应,觉得老天常有些疏忽和不公平,但又天意不可违抗,脾气也随和起来。
陈营长似乎也看破红尘了。
老婆当年的“大义灭亲”,至今令他恨之入骨;汪秀梅意外的爽快离开,使他顿感了解脱和轻松,尽管也意外地有了点莫名的惆怅和失落;建议把吴玉兰提拔到营部培养当医生,是这学生姑娘确实可以,也是工作上的安排,没有别的意思。他打算从此不再同女人打交道,决心要清清静静地当一辈子革命和尚了。
他很想告戒部下们:女人真的是祸水,大家最好同他一块儿立地成佛。但他明白人们一定不会信他的,所以没有说。
陈营长同汪秀梅真的分手了,人们又突然良心不安起来,觉得他俩既然已走到了今天,就该好好地过下去,管它什么流言蜚语,儿戏般地不值得。好象这些流言蜚语,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吴玉兰更为汪秀梅感慨。
她一直就暗地里认为:人们对陈营长和汪秀梅的非议,正如当初同学们对张清华的义愤,多半出于嫉妒。陈营长和已牺牲的三连指导员一样,英俊成熟有头脑,又有好工作,是个有事业的男人。而且陈营长比指导员强——应该算个单身男子汉。
文化的大革命,已形势大好地发展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当今,普通的亡命徒,也被尊称为“武斗之花”,陈营长这样的武斗领袖,当然更受人敬羡,在要靠这场战争的胜负来决定大家命运的时候,陈营长这种人物,就意味着安全和希望,他们自当“英雄配美女”。何况你汪秀梅不算美女,比不上人家还没真正离婚的老婆,只不过就是个大学生而已——吴玉兰想。
她心中为汪秀梅惋惜:“早迟总要嫁人的,哪里去找十全十美。”
知心的张清华已不在跟前,家乡也使人时时萦念,人生的前途,更令人暗中茫然和悲哀,在内心的孤寂和空虚中,吴玉兰常常想起黄成,希望他到了那偏僻宁静的地方,不久就会平静下来,然后好歹都来个说法,因为毕竟是公开了朋友关系的。
人们总是同情弱者。尽管本县联派靠武力、谋略和外援夺取了政权,而且实行了严厉的管制,但由于红派中“二月镇反”受害者较多,加上在专区和省上的新政权里有坚强后盾,所以本县红派的人比联派多。经常有人受不了联派的派性政策,从县里跑来前线“从军”,并带来各种消息。
暗中的情报渠道和公开的来往信件,也使消息的传递从没中断。
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众多的信息中,吴玉兰始终没听到黄成的情况,便努力猜测他的各种现状和想法。她疑心黄成已有了新的女朋友,担心自己“回头草”没吃成,反惹一身骚。
她假借别的事,同黄成的好朋友通过信,放下面子,“顺便”问了一下黄成的去向和近况,可惜回信是“这家伙去了云雾山中,好象石沉大海”了,不清楚、没联系,只知去了亮崖区,可能是分到云岭公社,哪个大队和生产队不晓得。
她曾打算:管他黄成是什么情况和态度,先写信叫妹妹去黄成隔壁家,找陈三娘的二女儿,打听到他的准确通信地址再说。满怀希望地发了信。
没想到,已上山下乡了的妹妹回信:和陈二妹虽是同一年级的同学,但都已“背井离乡”(上山下乡)天各一方,而且陈二妹也不一定知道,至少近期无法效力!对姐姐如此诡秘执着地打听男生信址,信中还颇感不妥。
吴玉兰气得头晕,当即将鬼信撕得粉碎,然后又仔细收拣,出门悄悄烧掉——怕有人拾看碎片。
为了抵御期盼和空虚的苦楚,她常强迫自己去回忆已牺牲了的指导员,玩看他那把曾救了自己的命的漂亮电镀小折刀。尽管耳闻目睹着身边形形色色的爱情,却出淤泥而不染地苦撑着清高。
但黄成始终是杳如黄鹤。直到听说黄成连春节也没回家,真似泥牛入海了,她才慢慢不想了。
这期间,好友张清华的美满嫁人,身边小姐妹们的掩耳盗铃,周围男女们的粗野多情,早已使矜持的她高处不胜寒,有人还曾怀疑她不是正常人。
她美丽的面庞和娇好的身子,常被人们温情的目光或贪婪的眼神缠绕。
老少男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喜欢和她聊天,而且聊多久都不嫌累。有几个年轻人,还为此暗地里争风吃醋起来,有一次,相互的讥讽变成了打架,恼羞成怒者险些儿动了枪。
无聊的丑闻传到她耳中,她难堪得无地自容,感到环境真是越来越不好对付。
同时,她觉得自己也越来越不好对付:
在前途渺茫内心空虚的漫长时光里,芳龄越大越恐慌了。自己的实际年龄已即将二十四,眼看成了老姑娘,无论生理或心理上,什么欲望和憧憬没有?*这样搞下去,哪年哪月才能熬到头?
在调到营部前的那两个月里,她已不敢轻易与男的随便聊天,不敢独自一人久呆在宿舍里,做梦都在渴求有个真正的男人来保护自己。
她心底中的真正男人,是不能象她父亲那样的男人。
父亲聪明善良脾气好,什么事都屈从母亲,屈从他人。对自己也从不摆父亲的威严,因此既是慈父又象兄长,使自己对他的眷念比对母亲的感情还深。但父亲的柔顺畏缩和家中的贫贱卑微,又使自己从小就觉得父亲缺少点什么,不象一棵大树而象一株柔藤,一株任凭他人扭曲挤压的藤。
自己将来的丈夫,可不能像那样的。
眼前这些成天和女孩子们卿卿我我的多情男孩,饭桶似的好象心中只有爱爱爱。更有甚者,见着稍好的年轻异性,不管人家有无男朋友或已婚未婚,就两眼迷离想碰目光,正如男同学们所形容:“一副处处想推荐自己当人种的可怕相”,更不象男人的样子。
而指导员、陈营长,甚至胆大倔强敏感小气的黄成,都和他们不一样,可惜命中注定与己无缘。
得到调往营部当医生的命令,吴玉兰大感惊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那职位是正式的好医生,而且是较有身份的医生才能有的。
她知道,好几个原来是公社卫生院或街道诊所的医生,由于跑出来的时间短,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才被迫反戈过来的,到前线来仅当了个普通的扛枪战士而已。自己被调去接受培养边干边学当医生,等于一步登天!
她不仅高兴好象一步上了天堂,还高兴好象逃出了虎狼窝,有了一种强烈的、脱离了苦海的幸福预感。这预感似乎也是种模糊的计划……
连队距营部有七、八里路远,连里没车。对她的调走感到很无奈的连长,执意要亲自带一帮子战士送吴玉兰去,吴玉兰笑着坚决地谢绝了。
她已不愿和连里的任何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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