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了。
她已不愿和连里的任何男性近距离打交道，说自己的行李极少，平时东西多主要是公家的医疗用品，这次只是人走，就完全没必要派人帮忙了。而且，连里的姐妹们全说要去送她，两个后勤兵大嫂，还哭着劝她不要走。
去营部的头天晚上，在女生宿舍屋角里的小桌上，在女战友们轻微的鼾声中，她用草帽遮挡住马灯光，写了好几封信，写给家中的父母，写给下了乡的妹妹，写给远在云南的张清华，写给仍在城里艰难而无耻地负隅顽抗着、至今还没上山下乡的要好女同学。
每封信，都是想告诉自己要当（见习）医生了的大喜事，但动起笔来，就先谦虚地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而且越扯越远，因为更该说的事和更想讲知心话太多，最后在信尾才轻描淡写地提到此事，表示了不知能否胜任的担忧，以至一直写到半夜。
写好信封、仔细地分别装好收拾妥帖后，她才轻轻地息灯摸上床，可是再也睡不着了。
她坚持闭眼努力平静，脑子却自主地继续兴奋个没完，窗口发亮了，还在迷糊地幻想着去了营部后的种种情形。
起床后，她穿上了白底小蓝花的确良衬衣、黑长裤。清爽好看的衬衣、极合身的大半新长裤，平日里很少穿，一是舍不得，二是太招这些男人们的目光。
平时老穿的那套旧军装，暂时就打进行李包里了。它是六六年下半年大串联出发前，自己到张清华家的缝纫机上做的，不仅已有了补丁，而且肥大，当时哪敢想突出女性的线条，只担心冬天罩不上棉衣棉裤，象个解放军就行。
要去营部了，出门前，她犹豫地接过女伴递上的“万紫千红”牌润肤霜，随即坚定地搽上了，让“白兰花”型的馨香幽然散发。她已好久不用这些东西了，冬天实在要用时，也只抹点没诱人香味的医用白凡士林。
在原野上，在去营部的大道上，姐妹们忧郁地簇拥着吴玉兰，轮流分背着她那点简单的行李，伤感地手牵手慢慢前行。有人抱着同伴的肩，昂首向天幽幽地唱起了《十送红军》，一曲未完，大家的脸上便有了泪花，个别人又抽搭着要吴玉兰别走了。
吴玉兰用手帕替伤心的女伴抹起了眼泪，自己也流泪了。泪水冲走了她心中的幸运感，真有点不想走了。
一个硬性的小姑娘不满了：
“不晓得哭啥子，又不是送葬！”
几个大姑娘立即吼她：
“送你的葬、你才要死咧！”“就没学过说人话。”“谁叫你来的？”“ 呸呸、呸！”七嘴八舌地。
有个丫头赶紧扯大嗓门，昂扬而悠然地改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大家立即跟着变慢了的调子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缓慢的脚步不觉地一致了。在节拍改得随意而自然、但仍充满了幸福和信心的基调中，百感交集的吴玉兰，渐渐又恢复了走向美好明天、走向明媚天堂的感觉。她想，现在暂且分离，将来如果真的好了，一定要帮助这些曾相濡以沫的可怜姐妹们……
在快乐的歌声里，大家抹干了泪水。刚才挨叱骂的丫头，虽然没参加合唱，但也平静地采集起了路旁的小野花。
那不知名的小花太可怜了，浅草中，星星点点地，只有指甲盖大小，雪一样洁白，常被行人和牛羊的泥脚践踏。
清脆悠扬的歌声飘向四方。远处水田里，正弯腰忙着插秧的男女生产队社员们，纷纷立起身，清瘦地伫立在水中，惊羡地举手眺望这帮幸福的“女兵”，敬佩这些不顾性命地操心着国家大事的城市美女们。 。 想看书来
第二十九章
二 十 九 悟
黄成从下汽车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瞬间起，就作好了束手就擒的准备。
他衣兜里揣着助教大哥给的“护身符”，成天惴惴不安地呆在家里。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除了陈三娘和几个邻居老太太偶尔来陪母亲高兴高兴、说几句吉利话外，没谁来打扰黄成的坐卧不安。
他曾想去交助教给他的“护身符”，后又作罢了，因他既怀疑它的效力，更觉得去主动投书很有点二次投降的卑贱。信中把他鼓吹成接受了深刻教训而有了正确认识的人，他内心很不以为然。
信中所谓的正确认识，显然就是联派观点。他觉得助教这人有点书呆子气地主观，因为现在他确确实实地什么观点也没有了，说他是哪派都近乎嘲弄。他不知道自己才是个地道的蠢货：助教如此夸他，只是为了保护他。
离开天安门广场后，黄成脑子里奇怪地变成了一片空白，与六六年秋天离开北京时的豪情满怀相比，完全成了两极端，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极其渺小。
见骨瘦如柴、但全身完好的儿子回来了，母亲高兴得脚下生风，开头那几天，草鞋都暂且不打了，成天进进出出忙碌，精心地筹办一日三餐，猪肉或鸡鱼，是对儿子每顿必有奉献（不知她去哪儿买的肉票，也不知要为儿子奉献到哪一年），而且烹饪方法顿顿力图翻新，尽力给儿子补养身体。
她不敢对儿子问长问短，更不敢过问儿子今后的打算，生怕又把儿子惹烦了，只是惟恐节俭地大肆挥霍着这两三年积攒下的微薄积蓄。她认为；这点钱本来就是儿子没在家吃饭而省下的；现在终于有机会仍旧花在儿子身上了。她好象要哺养儿子一辈子。
儿子没心思回生产队，母亲高兴，她盲目地希望儿子不再去那遥远的乡下当农民，更不要再*了，窃望儿子将来就在城里找点零工干过日子，城里不少没工作的人，不就是干零工一辈子供家养口的么。她还打算，末了再去借点钱添上，给儿子制一套新衣裳。
平安地过了两个月，黄成开始在街上露面了，有时是买菜，有时是看街边的大字报解闷。群专部的人碰见他，或者老远就移开目光，或者假装无意地略微绕道，或者仿佛根本不认识他。
他回来后不久，林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便转移到林场总场附近的一个镇上去了，而且又严管起来，所以，那些泸州知青他一个也没碰见，这倒也省了一些嫌疑和麻烦。
在街上敢于和他打招呼或聊上几句的，几乎全是与他个人私交较好的、联派的同学，而且多半是从生产队偶然回来的，大家都上山下乡了，没什么派性成见了。
黄成碰见过一次吴玉兰的父亲。那永远善意谦笑着的老人，迎面看见黄成后，高兴得眼睛一亮，更明亮和气地微笑着，停步等候黄成。
老人想从黄成口中打听点女儿的消息，他以为黄成刚从外面回来，或许能知道一点女儿的情况。
女儿每个月按时来一封信，总说一切很好要爸妈放心，具体咋个好法却很少写。
这次已一个多月了，女儿还没来信，他很着急，担心有什么事。
黄成佯装淡漠地转过脸，没看见似的走过去了，面对陈营长的这个“老丈人”，不知该怎么应对，更不知他要干什么，索性敬而远之。
黄成在城里已孤寂地熬了两个多月，越来越烦闷。他惊奇地发现：一个人真正的家，原来竟是他的户口和要赖以糊口谋生的所在地，否则，哪怕是在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里，哪怕在亲人身边，时间长了，心里也没根没底。
可是他又不想回生产队。经过这段时间的风雨后，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和志向，已于不觉中消失殆尽，而且，他直觉得群专部在放长线钓大鱼，在等待自己的可疑举动，说不定出城就要被抓，那就更麻烦了。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是被捆绑抓出来的，回生产队去已没脸面了。
他开始后悔：不该听助教的话赶回来，应该到前线去，今后和红派大队人马一块儿光彩地打回来，就不至于没脸面回生产队去了。
家里呆不住，又不敢太自由地在街上闲逛，象从前那样在邮电局的报栏前打发时光么，也太抛头露面了，于是，他相中了新华书店。
经过“破四旧”的提炼以后，书店里书，是非常地精华了，只有马、恩、列、斯、毛的伟大著作，《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京剧样板戏的剧本，《赤足医生手册》，《稻田养鱼法》等等。
这就太好了，使卖书的和买书的都很安全，不买只看的人便更没危险，所以，在书店里，只要有字的东西，黄成都看，去努力理解，去消磨时光。
为防群专部突然收线抓他，他不仅随身带着助教的信，在店内还尽量离门口远一点，以便有个思想准备和有时间表示配合，少受皮肉之苦。
那天上午，书店里，在最靠里的书架前，他费劲地理解着《联共布党史》﹙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店员，正坐在柜台里的办公桌旁，边磕着葵瓜子，边小声地聊天，八、九个逛书店的人，在店里四处翻书浏览。
忽然，店门外大街上热闹起来，有人奔跑着喊：“来了来了！”
除了黄成，店内的人全纷纷往外跑，口里也跟着喊：“来了，来了！”
原来，所有正常公民都知道今天要枪毙犯人，不知怎么搞的，就黄成这个半正常公民不知道。黄成莫名其妙，他拿着书，很有自知之明地只走到门口，连门槛也不越过，仅在人们身后踮起脚尖往远探望。书店门正处丁字街口的拐角上，且比街面高出三级台阶，在此眺望倒也方便。
在人们的拥戴下，远处缓缓开来三辆无篷的解放牌汽车，车上的高音喇叭断断续续呼着口号。随着汽车的前来，“坚决*一切反革命分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越来越响亮。
刚才，在广场上开了个公判大会。现在车旁的追随者和街边的期盼者，不少是由各单位组织到广场上去助威或接受教育的，他们觉得不过瘾，大会结束后，又抄近路赶到大街上来看犯人被游街了，兴奋得像过节。
仔细望去，好象各辆车上大有区别：第一辆是高音喇叭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第二辆上，是被群专部背枪英雄们揪着的犯人们，他们是满街革命群众翘首盼望的主角；第三辆车上，又是持枪的解放军，仿佛还有穿警服的公安局的人。
渐渐地，中间那辆车上众多的犯人越来越清晰了：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的坏蛋们，前面三个、这侧四个，那侧有几个看不见。
能看见的这七个，全是男性、白亮的光头。大概是不准他们学阿Q临刑时那样唱“二十年后又是一个”的戏文，更怕他们象我们的革命先烈们就义时那样呼口号﹙那我们岂不就同旧政权一样傻子了﹚，便给他们每人嘴里都塞进了布团，并用和织毛衣针一样粗细的铅丝勒住，在脑后拧紧，这样，他们就做梦也别想象牲畜们临死前那样，可恶地发出点哼哼，当前坚如磐石的新生红色政权，也就能在寂静中稳如泰山了。
有人可能会对此高招有意见，这种爱放屁的家伙是不知足——
怀疑*的张志新“出身音乐世家，参加过志愿军，读过大学，25岁入党，省委宣传部的干事，形象又是那么完美”的女人，而且还是没有观众或听众的秘密枪毙，不仅临刑前早早就被索性割断了喉管，怕她呼反动口号，而且还在“被枪毙的前一个晚上，4月初，东北的天还很冷，犯人都还穿着棉衣棉裤。张志新提出要解手，看押她的犯人去请示管理员，得到的回答是：‘让她尿在裤子里。’”
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搞死时，名字都丢了，是“刘卫黄；职业：无业”。
全球知名的彭德怀大将军，惨死时，连姓也彻底完了，成了“王川”！
这几个完全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确有罪过、胸前尚拥有姓名权的小跳蚤，受的待遇够不错了。
车上的每个犯人，身后都有两个群专部的武士抓推着，扯着他脑后的铅丝结，使他紧贴在车厢板上面对观众，让他惨白的面孔抬起，瞪着大眼让革命群众辨识和唾弃。他们胸前的白牌子，悬挂在厢板外，各自竟有半张方桌大，上面用黑墨汁写着他们的姓名和罪名。站在前头的三个，不仅姓名上被可怕地打了大红叉，还极富耸动性地仿了古，颈后衣领里插上了长长的死囚标。
黄成疑心自己看花了眼——三个背上装饰着囚标的人中，右边那两个穿蓝色衣裳的人不认识，而左边的这一位，竟是汪三！胸前牌子上也分明无误地写着：
“毁我长城的反革命杀人犯、现行反革命—汪益民！”
汪益民即是汪三！狡猾的老右派，给他儿子取了这样一个迷惑人的名字。
汪三同其他犯人一样，嘴和腮帮上勒着三道铅丝，保证了口中的布团不会脱落。由于他的头被拉得过分昂扬，加之在数丈之外，黄成没法看清他那不可名状的眼神，只见阳光下，他痛苦的脸上闪亮着汗，身上肮脏的白衬衣，已被汗水浸湿得贴肉。天气实在闷热。
车到之处，人们都不再出声，静静地享用这刺激人的场景，接受着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
在这人人都要争当革命人的“大革命”年头里，这种教育的效果很好。
只有真正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才会有这应得的下场，要遗臭万年，而且，至亲们的生计和前途，也要顿受影响，这种对亲人牵肠挂肚的惨痛和恐惧，往往更胜过了对自己的悲哀。再加之临刑前的人格践踏和肉体摧残，比如象关猪狗般的食宿待遇，供看守或其他犯人们随时消遣、发泄的殴打，割断他们用来放毒的喉管等等，如此种种大快人心的处置，使死刑对其本人和旁人的威慑力，就有了保障了。
黄成猛然想起了助教的谬论，想起了所谓的人的可怕。
他脸色发黄，万没想到汪三会在车上，而且转眼就要被枪决了。这分明是一起冤案，冤案中正反两端的人物，奇迹般的就是自己和汪三！
黄成想：汪三虽然可恶，但不至于该上刑场。看来助教说有人要判他死刑的话，是真的了。
……当初自己所谓的正义冲动，害了汪三，也害了自己，使自己的囹圄之灾如鬼魂缠身。如果那时自己不去作徒劳的干预，汪三就不会跳出来打自己，就不会有他后来和眼前的这一切，自己也不会遭到如此多的磨难，更重要的是，吴玉兰也可能不会同自己分手。
其实，无论是自己是汪三还是吴玉兰，都左右不了“探子”的命运，在这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大漩般的岁月里，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就不错了。
车队带着围观的人群远去了，两个店员和逛书店的人陆续回店，有人手中还拿着刚才忘了放下的书。大家对触目惊心的场面十分满意，议论纷纷亢奋不已。
对汪三出现在车上感到意外的，不止黄成一人，好几人都感到惊讶。
那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店员，高兴大家的惊讶，因为她知道其中底细。
她心宽体胖，在家中排行老三，人们都叫她“何三妹”或“胖三妹”。数年前，她没考上初中，没当成中学生，所以不属于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去年便被招进书店，当上了神气的国家职工。
刚才，她不仅挤到车前看了个满意，而且还与车队同步前行了一段，现在，她右手用花手绢擦着脸上和白脖子里的汗，左手猛扇着一本《样板戏选段》，对着另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店员，用不必要的大声介绍汪三的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