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们爱卫生员吴玉兰,爱她娟秀、老成、能吃苦又无私,也爱她惹急了敢翻脸骂街认死理又不记仇,都叫她“吴姐”。本连的九个姑娘,除了她和张清华,其余的都是初中部的红卫兵。小丫头们干什么都希望有她一道,如她不感兴趣,大家的兴头就少了一半。唯一事除外,即同常来串门的小青年战士们打闹,那时候,她们不邀她也不避她,让她在一旁自得其乐地干她自己的事。看见小姑娘们晃着胸上刚长大没几天的肉球,和小伙子们在地铺上翻来滚去地打闹,高兴得大声嘶叫。她有时也兴奋得心中痒痒,想上前帮披头散发的妹妹们一把,装着无意地去蹭挤蹭挤小伙子们那肌肉鼓绷的身子,无奈自己是个“姐”,不便装傻,当疯丫头们用背包绳把“死不投降”的对手捆得太紧了时,她还得嗔骂她们太野,她完全不同于张清华。
炊事班副班长张清华,则不仅是野丫头和小伙子们打闹的头,还明目张胆地收了几个眉目清秀的“弟”。她今年刚二十岁,可“弟弟”们中有的比她还大,不过那无所谓,他们愿幸福地把她当成可诉衷肠的“姐”。她带他们玩,令他们给她干活,帮他们缝补浆洗和当红娘,劝他们,教育他们,随时给予爱情和生活上的指导与帮助。
本校在前线的男同学,几乎全都在背地里称张清华为“败类”。特别是高中部的男同窗们,每当聚在一块时,就常会痛心疾首地想起她,争相发言地把她形容得一塌糊涂,并说她是中国历史上拥有面首最多的女人。他们尤其鄙视她爱与战士中那些有了饭碗的未婚工人鬼混,气愤她是典型的拜金主义'当时红卫兵们已绝了升学和就业的望,成了前途渺茫的穷人'。
吴玉兰非常理解男同学们的心情,理解他们在操心校誉关心社会风尚呼声中的醋意。连她自己也爱看张清华那对长睫毛下会说话的黑亮大眼,心醉她的好身段好肤色,嫉妒她同任何人都能热情大方地混在一起。其实,尽管许多人都在背地里遗憾张清华,但一旦感受到了她的热情和豪爽,却很少有人不感到愉快和光彩。自己可不行,没她那当群众领袖的本事,男的对自己冷漠了,心里失落又寂寞;对自己热忱了,又疑心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怕惹出些闲话或麻烦来。对于自己的衡量,她早就心中有数的,谁不知道她是清洁工穷家庭里飞出的金凤凰?张清华冒险借以解闷的那帮小白脸,她觉得乏味,嫩得像一包水。
她饥渴般地单相思着本连的指导员。
她不理解,指导员这么个一表人才的英俊男子汉、政法学院毕业的县委机关干部,怎么会早早地找了个家乡的农村女人结婚?而且把那宽脸细眼难看农妇的照片当宝贝,夹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封皮里随身携带,骄傲地让人们随意传观?她也不喜欢照片上那一男一女两小孩,他俩不幸都长得不像爹而像妈。指导员已二十六岁,枪法好,用的东西总收拾得整齐利索,穿得也随时干干净净。最使她留意和心仪的是,他从不主动找任何女孩子帮他洗衣裳,也不同她们打交道,尤其是有姿色的连话都很少讲。他不是在前沿阵地东奔西跑,就是呆在连部写东西,看《毛选 》或端详军用地图,是个目不斜视的“呆子”。
她看见指导员就紧张,生怕说错话蠢话,但又喜欢看见他。因为家贫又是女孩,小时候她晚上学了两年,所以尽管与张清华同班,却已二十二岁了。不过这事基本上没人知道,由于小时长得瘦小不显大,现在个子颇高但皮肤光洁岁数难猜,她坚持着从小母亲对学校撒的谎,将年龄减了两岁。可是,在这兵荒马乱前途茫茫的年代,一个待嫁大姑娘所面临的种种烦恼,却是无法自我欺骗得了的啊,何况可谓一贫如洗的家中,她是老大,下面还有一妹一弟亟需帮助和提携。拉粪车的父亲和专职生病的母亲,*年曾想不要她考高中,打算将她嫁给县商业局的一位干部。她觉得受了奇耻大辱,认为自己这个新时代的青年,学校里的团总支委员,居然被当成商品给卖了!便在老师的支持下,逼着爹妈作了罢。后来听说那干部为此还病了一场,第二年便与另一位也很不错的姑娘结婚了。早知碰上*两年的高中是白读,当初还不如听了爹妈的。现在,她只能暗地里遗憾着指导员那么早就在家乡结了婚。
三个月前的某天,她挎着药箱去给驻地附近的一个贫下中农换药,那红派农民脚踝上长了个大疮。半道上,碰见指导员和几个战士迎面走来,田坎路上无法躲避,脸不争气地泛起了红晕,男人们惊异得像见了怪物。擦身而过后,她感觉到他们还在小声地议论,并边走边回头看她,指导员不知说了句什么,逗得大家哄然大笑,使她羞愧得昏头昏脑。
从此,她恨透了指导员。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几里外本连的前沿阵地上,对面的联派突然枪炮齐鸣,而其它地方却一片死寂,谁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营长根据团部命令,要本连立即全部进入阵地埋伏,而两侧部队也严阵以待以防不测。
空荡荡的连部办公室,就只留下吴玉兰和张清华及一个小战士守电话。她俩双手各握一杆电筒和一颗手榴弹,同那个持枪的小战士悄悄站在门外黑暗处,注意着四周的动静,留神着屋里的电话机。根据命令,一旦营部来重要电话,她俩就要抽出一人去百多米远的山下炊事房,叫上一个男炊事员陪着去前沿阵地转告。黑夜里,前面可能有场恶战,男人们上前顶住,将她们留在安全的驻地,当然是对她们的照顾和保护了,但她们此时感到,没有众多带枪的男人在身边,其实比到前面去还可怕。他们天才地担心着,此时万一摸过来一支联匪的“飞虎队”,三条小命就全完了。可喜的是山下炊事房窗口一直平安地亮着,那儿正忙着下半夜全连的加餐。
从阵地回连部的山道上,亮了三次暗淡的“两长两短”红信号光,原来是黄成晃着昏浊的电筒回来了,电筒上蒙了两层红布,既是为了打今晚的红色暗号,也是怕太亮了被远处联派的高射机枪手发现。他在电话中向营部报告:联匪的火力异常地猛,似乎所有的武器都开了火,几人或十多人齐射的排子枪很多,而其它地方仍没动静,连长问营部有什么新情报消息或新指示没有。
营长回答:“没消息。继续埋伏,加强观察!”
两个姑娘要黄成再等等,因为说不定一会儿营长就有新电话来了。那个一同守电话的小战士是初中部的小同学,一杆破“七九”枪,才六发子弹,真有事了还不知道是谁管谁。而黄成老同窗,则快枪手雷手榴弹刺刀及力气胆量和机智等一应俱全。刚才营长的回答完全是老话等于什么也没说,黄成到前面去也不过就是同那些人一起打打埋伏,还不如多呆一会儿大家都安全些。毕竟是老同学自己人,一块儿上过北京,一块儿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影流过泪,又一块儿上了前线……唉,此时此刻,想起这些,她俩直要把黄成当成不是兄妹胜似兄妹的亲哥哥了。
“连长等着的,说了要我马上回去。”黄成尴尬地抵御着诱人的纠缠,同情她们毫不掩饰的怕死,但坚决要走。
张清华拦住道,在黑夜中大胆地扯了黄成臂膀一把:“太黑心了!等会儿嘛,等会儿来了电话我们一块走。”
这太不合适了,大男人陪两个美女守电话,还是耽误军情!他把手枪关上保险递给张清华:“枪给你们吧,子弹是满的,我真的要走。”
张清华吓了一跳:“不要不要,要不得!”
“真的给你们。”
吴玉兰迟疑了一下,“给我。”伸手拿过枪,摸着检查了保险,“没枪就别往前冲了,这样还安全点。给连长说我们这儿枪太少了。
反正没枪了,黄成索性将枪套也取下交给了吴玉兰。他走出十多步远了,吴玉兰又追着小声地喊了声:“小心点啊。”
老同学感激地回答:“我晓得!”晃着电筒,高兴得一路上步履如飞。
与其说吴玉兰想拿枪壮胆,还不如说是想领此大情,不忍扫小伙子的兴,或者,是想毅然抓住个机会:没有了迷恋指导员的煎熬,但空虚和想报仇好像更痛苦,她愿和小伙子亲近。她完全猜得到,自鸣清高的黄成对一向优秀的自己定有好感,只不过是怕吃自己这位冷公主的闭门羹,才把宝贝递给名声狼籍的张清华的。怜悯和感激的柔情,使她心尖颤栗,她果敢地采取了主动。
第二天中午,本地当坐探的红派农民才打听清楚,通宵的紧张是场虚惊:对面那段联派阵地换防,交防区的人临走前大过了一顿枪炮瘾!本来说只随便打打,但和平年代的男同胞谁不想放枪炮?那比放烟花爆竹好玩多了,加上他们有本地驻军暗中偏爱,使他们每次“抢枪”都有收获,弹药比红派多得多,结果一打起来就声势浩大,弄得红派全线都成了惊弓之鸟。
然而他们的战绩却不足挂齿:只有一发“六0”炮弹掷过来炸死了某农户家一大两小三口猪,还有,就是庄稼地里的十几个大坑小洞。至于对着黑夜射过来的无数铅弹头,就更没什么意思了。
下午三点过,一对矮个子农民夫妇背着两背篓死猪肉到连队伙房来了,他们想将死于非命的猪的遗体卖了再去买猪娃。大嗓门矮壮女人居然兴高采烈:
“猪圈棒棒都飞到田头去了,娃儿些的婆就睡在隔壁,帐顶上土都没落一块,我们住的房子更没得事得。一晚到亮硬是不敢闭眼睛呀,又没得个躲处。跑?往哪儿跑哟,跑了房子咋办?都晓得命比房子值钱,一下子就干起来了,半夜三更你往哪儿跑哟 ,跑得再快也跑不赢那家伙,到处都在落。好多人都说嘛,这人一辈子还是要修得好才好,要不啊,再偏一点点,一家爷爷崽崽娘娘母母都完了,房子也完了。你说也是怪诶,猪圈屋外面堵墙都跨了,里面堵墙点儿事都没得……”她把这次全家的大难不死,引以为自家品行端正和孝敬老人的证据,说起来就滔滔不绝。
连队天天吃肉,吃可口的榨菜、粉条、豆腐乳、海带及点心饼子等,这些老百姓罕见的美食,作为诱饵,自有后方千方百计张罗着源源不断送来、让炮灰们免费大嚼,顶多,连队只在附近买点新鲜蔬菜和柴禾而已,没必要买肉。这幸运而正派家庭的死猪肉,白送连队连队也不会要,没长成熟的短命畜牲,不仅吃着心里腻,而且里面还有磕牙割舌的弹片。夫妇二人被同情了几根早餐剩下的油条………农村正一年一度春荒时节,连队泔水桶里的饭粒,农民也争相捞去晒干珍藏………愁苦地背着讨厌的肉回去了。
吴玉兰与黄成,从小学算起,虽不同年级,但同校十一年又同派两载,互有好感又视同路人。还枪时首次聊上了天,聊得像个老朋友,聊得张清华在一旁暗自惊诧随后又发了呆。往后的事就自然了,大家很快便知道他俩耍上了朋友。但吴玉兰还是不能见指导员,一见到就要努力使自己宁静自然。
…………
现在好了,用不着再冒险借人消愁了,指导员已走了,留下家乡那心爱的农妇和两个宝贝孩子,忽略了吴玉兰还未敢献出的一片痴情,给她留下一把漂亮的电镀小折刀,然后永远地走了。
小折刀曾在指导员腰间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到了吴玉兰手中。进纳溪城后这两天,每天晚上睡下后,她都要把它捂在胸上,仔细地回顾指导员给她小刀时的情景,他给她这把小刀,等于给了她一条命。
事情发生在对联派发起总攻的头天晚上,即六月三十号的昏黑之夜。
那天傍晚,本团将阵地移交给了其它县市的队伍,然后要急行军几十里,从纳溪城西南远郊,密秘地由南绕道插到城东郊埋伏,去扼断江边公路和山上的古驿道,堵住企图逃往下游的逃窜之敌'不过当初只有少数当官的知道这计划,而绝大部分人都是盲目地跟着向导走'。
在此之前的六月中下旬,川南一带阴雨连绵。月底又是两天大雨,已被雨水浸透泡软了的田野,好多地方被冲得沟壑纵横,溪流变成小河漫上了公路,梯田成了多级瀑布。三十日早晨虽然转晴,可是乡间的大小道路早已成了泥沟或滑槽,田坎路比泥鳅背还滑。在伟大节日前夕的那个黄昏中,一队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人,扛着各式杀人凶器,庄严肃穆地匆匆奔向各方,去进入自己或他人的墓地。他们中间,有的刚从数百里外被匆匆运来,下车还未喘息片刻,就被急急地带往屠场去了,居然还有健壮的女革命家雄纠纠地扛着机枪行进在队列中。男男女女个个表情激昂凝重,每人的鞋底都绑着防滑的铁脚码,沉闷的大地上,响着一片响亮而悲壮的脚码嚓嚓声。人们已下定决心,要用他人、甚至自己的血肉来向党的生日献礼。
出发前已三令五申,行进中必须保持绝对谨慎,不准呼喊或大声讲话,每人左臂系一白布条,凭借星光近距离辨认,非万不得已不准打电筒,如与联派队伍相遇或误入联派阵地,不准主动开火,不准恋战或停留。并再三警告:一旦掉队或迷路就性命难保,万一当了俘虏,绝对不准在天亮前吐露任何情况,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也许怪吴玉兰没学会绑铁脚码的技术,也许那铁家伙根本就不是帮人走长路的东西,更可能是她负荷太重 ………这次奉命参战,她和几个姑娘同后勤战士们一道,虽不冲锋陷阵,但要保障战地供给和伤病救护;尽管有碍长途跋涉的医药箱已被男后勤战士背走,但身上的大米,盐、火柴、药品绷带、以及自己的水壶、干粮和防身手榴弹等等,担负的重量也不亚于扛枪炮弹药的男战士,加之道路太滑,脚码开头还能帮上忙,走到半路时,就渐渐成了祸害。
它先是在解放鞋下稍微有点松动,不安份地硌脚,但她能熬住,家境的贫寒和劳苦使她从小就习惯了忍受各种小痛苦,而且它毕竟还在帮着抓紧地面,大家都在没命地踉跄着努力快走,如遇稍陡的下坡竟像是奔跑,她不敢轻易停下来耽误时间。然而不久就不行了,脚码在粘泥的拽扯和重力的搓挤下,索性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地同她作起对来。她只好瘸到路旁蹲下,摸索着想把脚码带解开重拴。结果不仅没解开,反而拽成了死结!她试着再往前走,不料铁家伙经这一拉扯,干脆在脚下甩荡起来,她连忙再蹲下要把它俩扯脱甩掉,可是带子绕在脚脖子上拴结实了的,凭手把带子弄掉或扯断简直是痴心妄想。
由于路途艰难人又多,黑夜中,队伍的前后编队早就乱了,人们如流水般从吴玉兰身边疾走而过。她站起来坚持往前走,但立即就知道自己已是寸步难行,快行的人们把她撞到了路边。
“谁有刀儿?借一下。”她重新蹲下,边乱拽着脚码带边问,努力地想在人流中辨识出熟人来。
没人理他她,有人吓唬;“还不快走,‘兵团’来了!”
出发前就受到了警告:半路上要从某钻井队工地附近穿过,工地上驻有联派“川南石油兵团”一个加强连,“兵团”的武器之精良和作战之勇敢,在川南、川中地区人人皆知,千万不能让他们察觉的
现在吴玉兰最怕掉队,万一被甩到了最后,肯定迷路,八成当俘虏。不管落到武装联匪还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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