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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文化苦旅》（5）
当然，余秋雨付出的代价与易、于相仿，都将自己置于“赢者输”的境地，即赢得市场，却失却了学界的认可。因为从市场运作着眼的大众写作，其策略与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规范大相径庭甚至完全冲突：大众写作要求简捷决绝，居高临下地灌输貌似复杂实则单面的知识，妙笔生花地传递貌似遥深实则混乱的思考。论者批评的“颇多信笔臆想，似是而非者，而涉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则又弃用史笔，向壁虚构，以求新奇”，倒是大众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基于“文化本位”批评余秋雨是“毫无新意”、“没有把聚焦点始终瞄准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更没有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没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撞击历史理性的铁门，更没有以绝望的呐喊来面对‘无物之阵’的挑战”的“别一种媚俗”（朱国华《别一种媚俗》，《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根本就是隔靴掻痒，方圆凿枘。
回头再读众多批评文字，发现能隐约触及这一点的，似乎唯有李书磊那篇《余秋雨评点》。文章开篇便在追问批评界对于余秋雨保持沉默的根由，而作者的描述今天看来依然真切：
余秋雨以堪称鲁莽的方式去揭示文化人内心最隐秘也最神圣的角落，以一种使文化人不无羞耻的语调来表达他们的骄傲和尊严。对于文化人来说他既是同志，又似异己，对他的文章是褒还是贬、是认同家是拒绝都有违于一个文化人的良知，而非褒非贬的温和评论又难以容纳阅读余秋雨文章所产生的激烈情绪。
之所以看重李书磊这篇写于1995年的评论，还因为如果我们完全用今日之市场分析眼光来看待余秋雨与他引发的争议，难免会掉入以果推因的“倒放电影”陷阱。毕竟，如黑格尔所言，一个人走不出他的时代，犹如走不出他的皮肤。与传媒研究出身的于丹不一样，余秋雨、易中天不仅是“*之子”，他们还是八十年代文化弄潮儿中的一员，他们的文化心态里先天地向往成为文化英雄，他们需要听众，而且是尽可能多的听众。这也是为什么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一面提倡张扬文化人格，以“三突出”的类似方式，把古代文人的命运写出极致的悲壮感；另一面又屡屡贬低笔墨文化，指责隐逸传统，希望用西方式的进取、开放来反衬中国文化的没落。几乎可以将此看作“八十年代之痛”在历史叙事中的投射，因此李书磊的评论也就带上了些许“心有戚戚焉”的意味：
余氏本质上是一个在这文化失败的时代里不甘失败的文人。他不愿意随波逐流弃文从商，也不愿意退居一隅独守自己的园地，他身上其实很有几分文化战士的品格，他要重建文化的至尊地位。……他的写作不是一种交流而是一种宣谕，他竟然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里展开了一场单枪匹马的文化启蒙。……余氏最着意也最着力的是写文化和文化英雄的悲剧，以及这些英雄们反抗并且压倒命运的悲壮。在这种抒写中，余秋雨寄托了他的伤痛和愤怒，也寄托他的抗议与挑战。
当“文化苦旅”以专栏的方式在《收获》上连载时，余秋雨的写作动机相信是这种“伤痛和愤怒”的驱使。1992年，余秋雨在台湾对白先勇说，精英文化“特别能够感动后来的高层文化”，足见他对精英文化（传统士大夫文化）的认同。这种“感动”甚至被早期持“进步”立场的批评者评为“秋雨散文的根本弊端是精神的返祖、思想的陈旧和情感的落伍”（古耜《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评误区——再谈余秋雨散文的瑜与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因此，与八十年代喜谈终极命题的宏大叙事相仿，余秋雨的散文写作，初衷就并非追求学理的严谨，引证的慎密，而是力图将这种“感动”传递给更多的、普通的读者，由此或许可以理解余秋雨为什么不讲求细节精确，也不惜削足适履地凸显历史叙事中的抒情成分，几乎将用情绪包围、感染读者变成了余氏散文的唯一目标。
如果是身处八十年代，余秋雨或许真会成为*式的文化英雄，不过他遭逢的是九十年代初那样一个范式转型的时期，学界以规范为目标、以袪魅为要事的风气，带动了高层读者对《文化苦旅》中空疏、滥情、自大等问题的反思——也未尝没有包含批评者的自我反思。在这里，“余秋雨”是一个将八十年代启蒙精神与市场畅销法则融为一体的文化符号，批评者当年对于余氏散文稍嫌过激与芜杂的评议，或许喻示着社会精神生活的某种转向。
延伸阅读
萧朴编：《感觉余秋雨》，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版
余秋雨：《霜冷长河》，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版
萧夏林、梁建华主编：《秋风秋雨愁煞人——关于余秋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版
王彬彬：《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大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书海出版社，2003年7月版
1992《少女小渔》（1）
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严歌苓
原发刊物：中央日报（台湾）
发表时间：1992年4月3日至5日
内地首发：《台港文学选刊》
发表时间：1995年第9期
（李兆忠 撰）
《少女小渔》是严歌苓赴美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其中的同名代表作《少女小渔》在1992年4月3日至5日的《中央日报》（台湾）副刊发表，获“第三届中央日报文学奖”小说类第二名，后由作者改编为同名电影（张艾嘉导演，刘若英主演），上映后在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获“亚太地区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少女小渔》在严歌苓的创作生涯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问世，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作者新的艺术历程的开始。之后的十多年里，严歌苓以令人瞠目的艺术能量，推出了《人寰》、《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寄居者》等十多部长篇小说，还有许多中短篇小说，在国内文坛引起持续的反响。作家梁晓声认为：严歌苓的作品与轰动一时的“留学生文学”不同，写过那种“文学”的人发了迹就不会再写了，不可能去关注扶桑这样的人；严歌苓的语言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推许严歌苓是“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人”，认为她的作品技术含量高，“拥有一种很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评论家李敬泽称严歌苓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具职业精神的一个”，高产而且艺术水准稳定，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内在力量”。（《《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中国新闻2009年4月9日）雷达认为严歌苓的小说是“近年来最讲究艺术性的作品”，其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其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高度的敏感。（《天生的灵气 独特的景观》，《文学报》1997年12月25日）公平地说，当今海外华文写作者中，能与国内文坛顶尖级大家分庭抗礼的，严歌苓几乎是唯一的人物；严歌苓的存在，使海外华文写作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
《少女小渔》讲述一个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现代版“典妻”故事：22岁的中国大陆少女小渔，在男友江伟的授意安排下，与一个67岁的意大利裔糟老头子假结婚，为的是获得该国的永久居留权。此举深深地伤害了江伟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一系列变态暴虐的行为，转嫁到小渔头上，给她造成双重的伤害，然而她默默地忍受了。而在这个不名誉的“同居”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自暴自弃、邋遢无赖的意大利老头，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化下，逐渐恢复了人性的自尊与庄严，两人的情感得到沟通，相处趋于和谐，这一切又引出江伟的猜疑忌妒与背叛感情之举。在同居的契约即将期满之际，老头卖艺遭遇狂风大雨，跌倒中风，瘫痪在床，小渔不服从江伟的最后通牒，留下来继续照顾老头。老头孤独的灵魂在弥留之际得到了慰藉。
关于“绿卡”的故事，在当时的“留学生文学”写作中是一个烂熟的题目，然而像《少女小渔》那样，挖崛出如此丰富的人性内涵与文化内涵的，并且诉诸于出神入化的笔墨，凝结成玲珑剔透的艺术品的，却属凤毛麟角。陈思和认为：“这部作品笔墨集中地刻画出了中西文化撞击的特殊情景，它的故事紧紧围绕异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冲突尖锐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题，揭示出处于弱势文化地位上的海外华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及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张松健认为：小说的故事被置于不同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的语境中演绎出来，少女小渔遂成为“中国”的镜像，“性别”议题转化为“国族”的隐喻，自我/他者、女性/男性、中国/西方、弱势/强势、黄种人/白种人，这几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叠映在一起，使小说文本具有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在这种纵横交错的目光注视下，少女小渔的故事凸现传统中国符号、价值和信仰的巨大感召力量，谦卑隐忍的“地母”在异邦文化里焕发出“超凡的魅力”。（《世纪中国》 2004年4月号）《少女小渔》是严歌苓初到异国他乡，感受着“移根”的伤痛，体验着现代人的困境，尤其是中国海外华人的困境，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艺术晶体；小渔的形象，打着鲜明的严歌苓的烙印，如她自述的那样：我写《少女小渔》，并没有很理念很哲学地想表达什么，许多东西是情不自禁地留在小说中的，等写完了，才明白，自己内心揣着的，原来是这个。四年后，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问世，其实正是《少女小渔》的延伸和扩展，犹如树苗长成大树。小说叙述120年前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场神奇的跨国恋情，主人公是白人少年克里斯与中国*扶桑。据作者叙述，小说的原始素材来自浩如烟海的白人史学家编撰的唐人街史料，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此男童与名妓扶桑的情史是儿童嫖娼史的一个典型范例，此男童对那位中国名妓的兴趣大致等同古董商对于鼻烟壶，是西方初次对最边缘文明的探索。”《扶桑》彻底颠覆了这种古老的偏见，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对人性超凡的感悟，重新演绎了这场奇特的跨国恋情，创造一个“东方圣母”神话，在它的光照之下，美国式自由*的虚假，种族主义的偏狭，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的丑陋黑暗反人性，都暴露无遗。评论家雷达这样评论《扶桑》：“作者借一百年前的一个中国*，讴歌了未被文明污染的优美和超越善恶的无言，作品虽写花街勾栏却并无污秽笔墨，但作者又并非不知道人世的罪恶与丑陋，她要写最肮脏中的最美丽。作者给扶桑赋予以某种神性——来自大地母亲和女性本身的神性。于是，我们常会感到，可怜的倒不是失去人身自由的扶桑，而是那些貌似自由的作为*动物的嫖客们，他们固可占有扶桑的躯壳，而灵性的扶桑却站在更高处，漠然地审视着他们。作者的审美理想是独立的，纯粹的，甚至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她要拨开历史的迷雾，种族差异的迷雾，人物身份的迷雾，提摄那隐藏最深又最不受外在文明支配的人性的高尚。”（《追寻藏在人性深处的爱》，《文学报》1999年3月11日） 。。
1992《少女小渔》（2）
《少女小渔》问世时，正是中国海外“留学生文学”在大陆风靡之际，其艺术品位，从作品的标题大致可以看出：《我的财富在澳洲》、《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娶个外国女人当老婆》、《闯荡美利坚》……在这些作品中，拜金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痞子精神与爱国主义微妙地混合，呈现光怪陆离的景象，写作手法上，大体不出新闻纪实的路子，语言粗糙，结构雷同。这些作品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中数《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为最，前者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万人空巷；后者洛阳纸贵，发行量达天文数字，被评论界评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部文学作品之一。如此火爆的情形，反映了“*”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经历了儒家传统伦理与革命信仰的双重破产后，中国进入一个物质化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少女小渔》不能不显得卓尔不群。
《少女小渔》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颇具可比性，两部作品在呈现异域生活场景，细节真实方面有些共同点，但思想内涵上的差异，可谓南辕北辙——尽管两位作者在年龄、性别、出生、人生经历上不无相仿。小说的题目已经暗示了这种差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是纽约的富毫们在欧洲宫廷气派的“绿色酒苑”为作者举办大型圣诞晚宴时赠予的称呼，包含着“美国中心主义”的傲慢，对此作者欣然接受，并且这样答谢：“你们看到我如何第一次推开你们的门，签下第一笔合同时的喜悦至今还记忆犹新。还是让洛克菲勒导师卡耐基的那句话作为对我们的提醒吧：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他认为自信心与科学的结合，是事业成功、人生快乐的基础。China——不要忘记我在中国度过了35年——还有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构成了我这百分之八十五！五年来我和你们一起，在曼哈顿这个战场上，我和你们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的，我要自豪地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名字啊！”然而，作者在美国的飞黄腾达，分明离不开对“中国”的出卖，她在美国赚的第一桶金子，是靠参与倒卖大陆的纺织品配额获得的，同样，为了在英语考试中得到高分，弥补电脑考试的坏成绩，她写了两篇作文，一篇叫《隆冬的轰响》写北大荒兵团一对男女青年私通，受到批判后产生复仇情绪，用偷来的手榴弹将团部工作组的四名干部全部炸死，然而逃往苏联，在将被捕的时候双双跳江；另一篇叫《破碎的晨曦》，写兵团一位容貌美丽的上海女知青在牧牛时，为荒野中发情的雄牛母牛*的情景所诱，与当地的女人搞起同性恋，最后精神失常。两篇作文都得了“A”，被美国教授评为“极为出色”，显然是迎合了美国教授的中国想象，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人道主义情怀。果然，这两篇作文为她引来了美国白马王子——一位憧憬东方文化的美国中产阶级绅士看到这些文章后，骑士精神大发，竟至于舍弃原来的美国情人，不顾一切地追求她。这样的天赐良机，勇于进取的女主人公当然不会放弃，难于上青天的“身份”问题于是轻而易举得到解决，“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籍此而诞生。令人遗憾的是，发迹后的作者毫不掩饰成功者的得意之情，居高临下地打量那些“高鼻碧眼，脚踏高跟皮鞋的金发上班族女郎”。对于作者而言，所谓成功，就是在美国的物质世界中实现自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灯火辉煌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占据“一格窗子”。而令人